如果生在解放前，孟佩环一定是个李铁梅，生在“文革”中，她会是大寨的铁姑娘，“不幸”她生在当世，她就成了IT时代的女超人。

　　1989年下半年，25岁的孟佩环去美国。在此之前，她在北大读计算机。在美国博士还未读完的时候，她去了硅谷，其后她的活动半径一直不离旧金山。

　　1997年至今，孟佩环在硅谷做了两间公司，间间有点模样时她就选择离开。2001年10月，她回到中国苏州，开始她的第三次创业之旅。

每天都有EXCTING

　　孟佩环这样描述硅谷：首先，硅谷是个神奇的地方，任何人都有机会从一个一名不文的穷小子变成腰缠万贯的大富翁。如果哪天你一个朋友消失了一两个月或者请了长假，你一定不要吃惊，他一定在悄悄研制一个程序，等到研制成功，他可能已经摇身一变，成了某个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了。

其次，硅谷将科研成果转化成流水线上的产品之速度非常快。昨天你还在实验室里看到的科研成果，第二天可能已经上市出售了。

　　还有，在硅谷工作，那意味着你与正常的休息与生活绝缘。每个人都在狂奔。每天朝后一看，如果有两条疯狗，比较正常，你可以心安理得继续向前跑；如果有四条，那就比较过量，你可以调整一下节奏；如果只有一条或者没有，那你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生命也正在消失。

　　1996-1997年，孟佩环在一家名为Librate的公司做事，负责技术，她是公司的第十三个人，公司的CEO 就坐在她对面，每天CEO打电话，什么融资情况和协约有没有签成、争吵骂娘她都听得清清楚楚，公司的女厕因为她过去才开始启用。

　　“这家公司，我是亲眼看着它从无到有，一步步长大，每周工作6-7天，每天12-15小时，常常每天早上才开车回去，开着开着把车停在路边，说我太困了，先睡一下吧，所有人都在高速运转，因为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每天都有EXCTING。”

　　1998年，这家公司已经有了200-300人，而且已经上市，在这里，孟佩环再也不能找到公司草创初期的那种激动人心的快感了。

　　于是她走了，去了一家更小的公司。这家公司当时只有3个人，穷得连计算机设备都没有。做了8个月，这家名为WebEX的小公司就卖给了大名鼎鼎的YAHOO，而公司的第一笔融资300万美金还没花到1/3，出售价格却卖到了1亿1000万美金。

人生就要不断Start up

　　孟佩环的新公司刚刚成立两个半月，主营软件，公司在美国注册。

　　“选择国内，首先考虑的是人力资本问题，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相当于美国的1/10，有了这个价格差，融到的风险资金可以撑得久一些。”

　　但她还是发现国内有些东西和国外不同的：比如公司规定8点半上班，每天8点25分员工才来，每天6点下班，员工也就真的走了。甚至有这样的事情：如果10条程序价值10块钱，她给2块钱，员工只写2条程序，这让孟佩环很不理解。

　　还有，面对应聘者的简历，比如“四年工作经验”，她想象到的就是国外有四年工作经验的人的真实水平，她按照这个标准录用了员工，结果她发现她错了。

　　作为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才出国的新移民，她当然知道在中国办事的某些规矩。在这些行规面前，她自觉地保持了外来者的角色。

　　“并不是我不知道，有些东西我不想改。我现在已经拿了绿卡，来中国也是美国护照。在美国，美国人看我是中国人，在中国，中国人看我又是美国人。美国人的正直和从小就树立的规则意识是中国人应该学习的。”

　　她举例说，在美国的游泳池，所有人都自觉协议，多少多少人共享一条泳道，怎么游都不可能有身体接触。在中国，当孟佩环同一个游泳者商量共享泳道时，那人的眼神像见了鬼。

　　“别人怎么看我无所谓，关键是我自己看自己不能不伦不类。”在美国人眼中很“Unique（独一无二）”的孟佩环说自己，“我觉得我现在刚刚好，我在30岁中间，又不老，又有经验。 ”

　　并不漂亮的她现在感情问题尚未有着落，不过这恰好成为她创业成功的优势。“我是在等待把自己嫁出去的过程中不断地start up。”她开玩笑，“就当是排遣寂寞。”

吴江涛：津巴布韦中国人发财很容易

文/朱坤

　　上海人吴江涛最近在上海那栋漂亮的玻璃大厦——金茂的裙楼上搞他的津巴布韦石雕展览，很多人过去看，然后买上几只回家——和普通艺术品动辄上万不同，这些石雕大多标价在2-3000元左右，颇让人心动。

　　吴江涛的英文名字叫Wolf，颇为符合别人对他的第一观感：高大剽悍，一身黑衣，眼神慑人，虽然装模作样地带着眼镜。吴江涛曾经是津巴布韦最成功的商人之一，现在尚有产业，他同时也把津巴布韦石雕运到中国来卖——能赚钱，但赚钱肯定不是他的唯一目的。

没钱才去做生意

　　1992年，公安大学毕业已经做了3年交警的吴江涛感到很郁闷——于是他背着相机到了非洲。起初只是为了摄影，第一天就被石雕深深吸引——他在街头上闲逛，看见有艺术家在街头创作，被深深打动。他开始购买收藏，直到身上带去的2000美金全部用完。

　　钱用完了，生存成了问题，他才考虑到谋生。也许是上海人天生适合做生意吧，他很快在当地有了一间小小杂货铺，来自中国价廉物美的工业产品在当地很畅销，他渐渐有了连锁的超市和工厂。

　　吴江涛生意做得最好的时候，津巴布韦几乎每间超市都有他的产品，连津巴布韦总统专机上的食品也要由他负责供应。钱他赚得不少，花得更多，大部分用于购买石雕。

他和很多津巴布韦艺术家成了朋友，他们把作品低价或者无偿赠送给他。1997年他回上海，随身携带了数十件石雕，被开酒吧的朋友发现摆在酒吧里，继而被抢购一空——这是吴江涛石雕生意的开始——他曾经在北京燕莎做过展览，专卖店也开到了北京，西安杭州的客户也慕名而来。

处处商机的不毛之地

　　与普通人想象中的不毛之地不同，津巴布韦某些地方的现代程度一点不比中国差。“我也是冲着沙漠去的，结果初到津巴布韦，觉得最奇怪的是，看不到沙漠，到处都是绿绿的树草和蓝蓝的天，气候宜人，唯一不习惯的是黑人兄弟身上的气味。事实上，津巴布韦是个贫富差距很悬殊的国家，那些沙漠里的农村很穷，但城市里规划建设都很现代，大街上跑的奔驰宝马一点都不比上海少。”

　　华人在当地大多过着体面的生活。当地经济实在不发达，中国商品奇货可居，很多华人的生意都相当红火。

　　在吴江涛看来，津巴布韦遍布商机。比如津巴布韦丰富的旅游资源。“这里有世界上最险的漂流瀑布，有世界上最高的蹦极跳，有非洲原始部落风情，几乎每一点都值得开发而尚未开发。”他已经在考虑如何组织中国人去当地旅游并打响津巴布韦的旅游品牌。

　　因为收集石雕的关系，吴江涛经常深入各部落。“黑人本身是很排外的，你需要长时期去和他们交流，他们才会消除戒心，他们很淳朴，一旦驱除戒心就会像对自己人那样对你，非常热情。我有时开车去他们的部族，他们就一齐大声喊：‘wolf！wolf！’像欢迎酋长一样。”当然也有风险，比如说社会动乱和罢工。吴江涛有一次就遇上了罢工。“我把工厂的门都紧紧关闭了，在房间里不敢发出一点声响，害怕他们听见会冲进来。”还好这样的事并不是常有。

　　虽然石雕为吴江涛赚了不少钱，但他还是不肯承认自己是商人。“我为什么卖这些石雕，赚不赚钱在其次，真的很想更多人看到，我的价格标得很低，大部分几千块可以拿走，好多外国人来了，吓一跳，说怎么只有国外网上价格的十分之一？”赚到的钱，他又全部跑去买石雕。

　　“钱那么重要吗？人们想象中黑人是蛮荒民族，他们有一句话很打动我：一个人再多钱，也只能睡一张床，一天也只能吃三餐饭，一次也只能睡一个女人。我不想称自己为商人，因为我把钱看得很淡。”

陈宇霞：在中韩两地游刃有余

文/朱坤

　　陈宇霞从江西到北京的原因很简单：她太高了，在当地根本找不到男朋友。从北京去韩国的原因更简单：一个韩国男人爱上了她并且向她求婚，她想也不想地就答应了。

　　结果就跟着他去了韩国。适应了当地之后开始做点生意，赚点钱，慢慢又折腾回国。现在她和老公住在北京，以一个外国留学生的身份在北师大读国际经济，读得很吃力，“早知道，去学中文”她说。

决不甘为小女人

　　陈宇霞1990年10月来北京，在此之前，她曾经是不成功的运动员，碌碌无为的职业技校学生和终日打瞌睡的小秘书，事业和爱情同样失败。她在江西省驻北京的某个办事处做事，负责接待省里和厅里一些干部。“1990-1994年中国增值税管理很混乱，我就浑水摸鱼，再加上胆子比较大，几年赚了400万。”这是她的第一桶金。

　　并不像一般小女人一样有了钱就开始置衫装扮，年轻的小富婆陈宇霞选择了去北大读专升本，书没读完，却在这儿结识了现在的老公。他原来是韩国驻日本使馆的一秘，中韩建交后第一批来北大学中文的韩国人，可能是头一次见识中国女性的丰姿，也可能是其她北大女生太丑， 反正他们俩对上了。

　　1996年初，陈宇霞首次跟老公回韩国。“语言也不通，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东西，也没想过回来。”可能天生不是做小媳妇的料，亚洲金融危机未久，1998年8月，陈宇霞携夫归来。

　　最初是在一间别人的公司做总经理，后来她干脆开了一间自己的公司，主营中韩贸易。她曾经成功地把北京产的牛栏山二锅头卖到韩国去，成为韩国最大的酒类进口商。

　　公司在中韩两地注册，在中国干脆就用她的名字命名。两口子开夫妻档，陈宇霞手把手帮“他们家老韩”做生意，游遍祖国大好河山。几年下来，“他们家老韩”也渐渐学会见脸色行事，见什么菩萨烧什么香了。陈宇霞放心了。

两头生意好赚钱

　　也许是中韩两国太相似了，陈宇霞在韩国开公司几乎没什么阻碍，让别人唯一感到不舒服的一点就是：作为一个女人，她的确太强势一点。

　　“在韩国，女人很少做生意，我不管，我开会，我肯定坐在最上面，和我熟的人都习惯了，不当回事，有些人就看不惯，说一个女人，怎么这样？”

　　韩国软件业比较发达，曾经组织600多家软件公司到中国招商，并承诺，凡能为软件公司拉来高额订单的公司，不仅软件公司有提成，政府也将支付奖金。陈宇霞就去找浪潮、方正等公司谈，这就凸显出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她在中韩贸易中的角色便利了，她与国内公司的沟通几乎是没有阻滞的。

　　“我在国内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关系熟，我嘴皮子又可以，再加上国内经济环境秩序不好，公关一下没什么事。”这也是她比“他们家老韩”在生意场上胜出的地方。

　　同样一个商机，比如世界杯，陈宇霞就能想出办法赚两国人民的钱。她向江西景德镇订制了上千只有足球图案的瓷器，运到韩国去，卖得很好。她又组织中国球迷去韩国看球，“现在帐篷都订出去了三十几顶。”

　　总的说来，陈宇霞还是觉得韩国人钱好赚，因为来往账目比较清楚。“不像中国，一笔生意回扣很多，做好生意，还要注意打点上下关系。”

中国人缺乏商业精神

　　虽然，“他们家老韩”是全江西省的第一个韩国女婿，为此还受到了江西民政局长的接见，可是结婚手续的繁杂却让韩国女婿见识到了中国规章的厉害。

　　首先是全江西省没有一个韩文翻译，其次，关于陈宇霞未婚的证明问题，两个人辗转江西北京数次，直到最后所有手续办下来，两个人想也不想地就飞到韩国去了。

　　尽管身处中国多年，普通话讲得比很多中国人还流利，老韩还是常常会生闷气，因为一些小事，比如打电话，老韩发现，中国人拿起电话是几乎不会说“你好”的。

　　更多事可能已经不是小事了：有一次，陈宇霞从中国云南出口的酒到了韩国发生漏液。“换了我们，可能就这么着了，韩国人不，打电话把我从汉城叫到仁川，一边用照相机拍，一边指责我，连打扫卫生的老太太也用一种不屑的眼神看我：那意思是说，你怎么可以这样马虎呢？ ”

　　后来陈宇霞赔偿了韩国厂商的损失，她也回到云南，骂了那家酒厂一顿。厂商满不在乎。“有什么嘛，赔就赔吧。”(文/朱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