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一直以来都活跃着一群青春型的写手，像泡沫一样，起起伏伏，簇拥攒动，文坛的热闹与激情多少因为这群年轻人的存在，有了点异样的色彩。为大陆读者所熟悉的有两年前的席鹃和现今的痞子蔡。席娟没了音信，痞子蔡也被“网络文学”堵得难登经典大堂。2001年12月，在痞子蔡所作的新书发布会上，和去年的疯狂相比，显然已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写手”这一称谓或职业古今中外早已有之。西方的禾林出版公司是出版浪漫小说的旌旗者，旗下拥有1500名签约写手，专门针对读者浪漫情感的口味，极具想象力地构思着千面爱情。很多写手为能签约禾林而感到自豪，这是对真正写手身份的一个认证。

　　在大陆，当年以鸳鸯蝴蝶派掌门著称的张恨水也有过同时在数家杂志开专栏，而栏栏小说各异的辉煌纪录。

　　如今，网络的存在为写手们提供了更直接更便利的创作土壤，写手层出不穷。和以前只靠文字为生的单一写手不同的是，现在的写手很多有正式的职业，写作不过是副业。可能白天写程序，晚上爬格子；也可能一星期奋笔疾书，一年硕果累累；可能辉煌三年，之后销声匿迹。在得到最多鲜花和掌声的同时，也拥有最多的骂名。写手的意义在于可能是作家，也可能将来才是作家，也可能永远都不是作家，但是量要比质更有保障；青春型写手的意义在于写作是一种欲望，一种冲动，一种体验。

　　也许，将来现代出版发展到家庭作坊，只要有些许财力就能出它个万儿八千本的时候，菜鸟也成了写手，当前靠筛选、靠炒作、靠传统出版添光彩的幸运儿恐怕就要靠边站了。一方面，文学的繁荣需要大量写手的存在，另一方面，真正的作家，需要时间的检验，与数量无关。

　　新的一年，《新周刊》和这类写手的代表人物痞子蔡、王芬兰一起谈谈写手，讲讲网络，说说小说：参考台湾和大陆，想象着文坛的未来。

《新周刊》：看样子还是从网络谈起，毕竟两位都是网络出身，即使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绕不过的弯。

蔡智恒：其实，关于网络文学这一点，我也是到了大陆以后才有体会。因为所有的编辑或记者总要问我相关的问题。而在台湾，网络就是为我提供写作的一个地方，一种写作方式。

王芬兰：这是我第一次来大陆，所以感受没那么强烈。但是，在台湾的很多场合，包括写稿，我都说过，“网络文学”是不能再提下去了。它的存在在当初一开始的时候，还有新形式的感觉在里头，现在，新鲜感早就过去了。而且网络的自由，使写作层次不齐，这个概念的滥用只会给将来的作者增加写作的苦恼。

蔡智恒：一直以来，关于网络写作都没有固定的定义。什么是“网络文学”，在网络上发表的就叫网络文学？我现在出的新书是写完以后才在网上贴出的，出版几乎同步，还是会有人说是网络文学。如果一定要给网络文学一个描述，我想它应该是这样的：业余的，年轻的，流行的，有一定的时尚资讯。和传统文学不是作品的差别，而是人的差别。

《新周刊》：如果照这个描述，另一本完全符合条件的小说但不在网上发表，是不是仍然叫作网络小说？

蔡智恒：可以这样讲。网络文学这个词也就是二三年的事，我个人是很不赞成的，它只是一个商标而已。

《新周刊》：台湾是从1995年就开始兴起网络了，但大陆正式算起来也就是1998、1999年，而且作家在大陆的地位还是很高的。

蔡智恒：台湾作家的地位也很高，但显然没有那么高。我是写手，不是作家。

王芬兰：这可能跟台湾的文化氛围有关。在台湾，文学的命脉一直都没有断过，不像大陆还曾经有过各种运动。我们从小就接受很好的国学教育，所以，在台湾才会有那么多的写手。我们就是为自己写，很高兴、很快乐的一种状态。而且也因为大批写手的存在吧，整个台湾文坛是很活跃的。

蔡智恒：应该说，我不是这群人里最早写的，也不是写得最好的。

《新周刊》：但你最幸运。

蔡智恒：对，所以和幸运比起来，我得到更多的误解和非难也是应该接受的。

王芬兰：痞子蔡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在1995年网络刚开始的时候，很多玩计算机的男生，都是一些精英，而且都是工科生，开始的时候写的是一些色情小说，互相贴来贴去。本来工科是比较乏味的，写写色情小说，让大部分人觉得，哇，真有意思。甚至蔡智恒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出来的时候，大家还以为是色情小说。这本书出来以后，立刻就火了。后来也有编辑请一开始写的那些人再来写，但是他们已经毕业参加工作，不愿意再写，但那些人真的写得好好，甚至是些博士、博士后们在写东西。

蔡智恒：我想我就是这种状态。我现在也已经毕业参加工作，也许有一天不想写了，我就不写了。我不会觉得自己是一支网络大旗，应该把它继续发扬，推翻传统文学怎么怎么样，那样为出版而写作就太没意思了。

王芬兰：强化网络与传统的对立不过是促销手段罢了。

《新周刊》：如果仅仅是促销手段反而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好坏混成一锅粥，垃圾是垃圾，经典也成了垃圾。而且网络文学更像是青春型的写手文学。

蔡智恒：在台湾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文学。我们有自己的网页，随时发表，不过大陆的盗版太厉害，现在不能随意发了。而且这不是我们的问题。大部分传统文学的作家们他们并不把自己的作品放到网上，而对于大部分年轻人，只有这样一种途径可以表达自己。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拿起笔写文章。

王芬兰：当文化在命脉里的时候，文字为什么不可以是游戏呢？即使作家的地位高，高的是作品，而不应该是人。

《新周刊》：如果没有这个延承的命脉，即使没有了网络文学的提法，写手们的写作同样还是会遭骂。

蔡智恒：年轻嘛，总要在骂声中成长。我是为自己写作的，跟文学史无关。所以，骂的是我，也不是我。有人爱看我的作品，那么多人，我想不能仅仅说是炒作吧。

《新周刊》：我不知道台湾的具体情况，但在大陆，对大部分人来说，将豆腐块文字聚集成一本书籍，很神圣。

王芬兰：不知道大陆出版的筛选是不是更严格或更困难一些。台湾基本上都是个人或集体的出版社，出版不是那么严肃的事。

《新周刊》：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出版的筛选不再严格，写手们那么年轻，且近乎迫不及待地想要表达自己，当商人在利益面前疯狂炒作，那么，谁来确保写手们的东西不是快餐？很多网络写手都不是以写作为生的，在既要工作，又能在一年里至少出两本书的情况下，思想的时间在哪里？

蔡智恒：都是年轻人在写，写的都是年轻人的生活，没办法不是快餐。你不能用25岁的写手和50岁的作家比，这不公平。

《新周刊》：这个论据站不住。奈保尔在22岁时写的《米格尔大街》，没人敢说那不是经典，这跟他得不得诺贝尔都没关系。

蔡智恒：“伟大”、“文学”、“经典”，这还是以前的老观念。既然写手已经出来了，一些新的观念总会跟着出来的。(文/李冬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