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当代艺术家的屡屡出国参展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就连国内当代艺术的展览也越办越多，许多国内展事还邀请了国外艺术家参展，以期提高整体档次、提升国际影响。这些固然都被归之于全球一体化环境下的大势所趋，但许多问题也随之而来。最近，由何香凝美术馆主办、由深圳市政府牵头与法国外交部合作的深圳第四届当代雕塑艺术展隆重揭幕，这个展览倒是以其暧昧的文化属性出奇充分地展现了这一切……

　　从一开始这届展览就不讳言其超越媒介的观念主义色彩，而主办单位何香凝美术馆也极其难能地在最大限度上保证着策展人的权利，虽然此次展览是中法合作——或者更关键的是，它事先就被规定为：由政府出面的温文友好的中法文化交流。但中方策展人黄专还是在实质上成为了整个展览总体气氛的掌控者，并且还以他特有的本土意识、平等诉求、对大展制度的质疑和毫不妥协的精神将本届展览带入了某种极富争议的境地。

　　早在策展主体的商定之初，中方策展人黄专就提出了“被移植”的概念，透过对“被移植”主题的阐释他还抓准了当代艺术圈的一个敏感点：“移植”（正如广义上的文化交流）作为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逆转的趋势，对不同模式的国家和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对发达国家它更多地意味着“先进文明”的输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多地体现主体身份的丧失和对普世价值的屈从。与此相对，法方策展人提出的“现场”概念就自然温文平和了许多，当展览主题最终 被简单地统一为“被移植的现场”，当中法双方又在实际操作上各自按照不同理念选择的参展艺术家齐聚一堂，一种情绪上的巨大差异就预先埋下了伏笔。

　　展览开幕期间，法籍华人参展艺术家黄永砯作品“蝙蝠计划”（按原大尺寸复制了四月迫降在中国海南的美国EP-3侦察机机翼以后的部分，长20米，透过被拆解、被截断的飞机象征权力和高科技的负面）因来自法方的政治原因在最后一刻暧昧地撤出展览，这一“EP-3飞机事件”直接成为了中方几乎全体参展人员民族情绪的导火索，中法双方也由此展开了一系列不断升级的僵硬对峙。混杂在这民族情绪中自然也涉及了近年来国内当代艺术界许多的争论，包括：艺术和政治——艺术被体制化的危险，全球化和新殖民主义，中西方平等对话的心态……总之，就旁观者而言，飞机事件所引发的一系列强烈反应在某种意义上也最集中地显现了这个艺术圈子当下的情境：搁置的依然是问题，浮现的总是情绪。虽然民族情绪总是容易被理解，但过于情绪化的态度以及某些人自我陶醉式的表演还是让人更多的联想到：过度敏感、依靠假想敌的生存和自尊、自卑的两位一体。

没有支点的展览

　　第四届深圳雕塑展的展品全部布置在深圳华侨城的OCT广场上。这个广场是由法国欧博公司于2000年设计的大型主题性广场,占地4.6公顷,所有展品围绕着广场环境有机完成，而这个广场也是周围居民日常消闲的活动场地——纵使我们可以为此找出“新兴移民城市、日常生活中心”等等的说法，但事实上这样的场景选择更多的就是一个实现具体操作的必然结果。

　　据说布展之初，很多艺术家，尤其是国内的观念艺术家们面对场地都或多或少感到了困惑，在这样一个新兴而空洞的城市里，在这样一个与以往特定的美术馆环境完全不同的场地里，艺术家完全失去了预设的身份感，用参展的政治波普艺术家王广义的话来说，“艺术家自我获得的感觉，在美术馆这种特定场地中有，这是美术馆这种特有背景赋予的。如果把艺术家放到社会中去实际上什么都不是，是可有可无的。这个展览把美术馆等特定背景给抽空了，让艺术家必须在一个抽空背景的背景下去寻找自己的身份，艺术家的身份感丧失了，在心理上是很受打击的。实际上这个展览把艺术家的真正身份揭露出来，让你去寻找自己存在的理由。”策展人黄专的话也十分有意思：“我总觉得中国艺术家的成功很多是靠非艺术的因素，这在一个阶段是合理的。就像现在很火的《卧虎藏龙》，它的成功更多的是依仗一种非艺术的成分。如果真的进入同一个环境平等竞争的话，就得完全靠自己，靠实力……这个展览给艺术家的挑战就在这里，他们找不到一个支点。无论怎么做在这个环境中都是什么都不像。像他们说在这做一些破坏性的作品，实际上在这"破坏"也没什么意义。如果这是柏林墙可能还值得‘破坏’一下，而在这破坏是没理由，别人不会有任何反应，不会把这当会事。这个环境中的难度就在于在这个地方，什么东西都会被消解掉。”

　　不管把这种消解的力量归之于周边环境的平庸还是别的什么，没有支点或者说没有背景的背景也就此对中法艺术家们给出了相同的挑战。一个有趣的对照是，强调“就地创作”的法国著名观念艺术家、场景艺术家丹尼尔布伦先生欣然表示：空间不是他作品创作的决定条件，相反他的作品是可以赋予空间意义的。而在海外堪称名头最响的华人艺术家黄永砯则认为：他以前没有接触过类似的环境，这个地方也没有他原来想像的那种意义。这个展览不像国际展览，展览本身就是意义的基础；这里也不像在异地，地方有它自身的意义、中国人的身份也可成为意义。这个展览地点所有事物都和艺术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什么可以借力的因素……

“EP-3飞机事件”

　　不管怎么说，黄永砯最终还是找到了灵感。在前往深圳的飞机上他读到了“EP-3打包回去！”的新闻，正是那天中美双方达成协议将美机EP-3拆解由另一架“安-124”运输机运回美国。四月以来中美撞机事件所引发的一系列关注和颇具讽刺意味的事件收尾，让黄永砯提交了名为“蝙蝠计划”的一系列方案，他还特别补充说：深圳和那架飞机的迫降地海南岛也很近。

　　按照最后选定的六号方案，四月迫降在中国海南的美国EP-3侦察机机翼以后的部分被按原大尺寸复制，并最终截断为三部分，被复制的机体总长20米，造价人民币35万。虽然这件作品至今还没有公开展出，但单从计划来看：就政治敏感而言，黄保持了一贯的切入点准确和反应迅捷，就“以西打东、以东打西”的工作方法、艺术思维方式而言，黄也只是承袭了他自己一贯的做派。就连作品暧昧地被临时终止参展也并不那么出人意料，一方面黄永砯自己谈到：作品计划刚刚提出，法方策展人阮戈琳贝女士就表示可能会有政治上的麻烦，也担心此作一出就将以所涉事件自身的争议性，遮蔽其他参展作品而抢足全部的风头。一方面黄永砯早就有在种种规则边缘做作品的传统，以至他的作品都能因“被禁止展出”而获得某种出奇惹眼的戏剧效果。对于这样的戏剧效果，黄永砯自己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了然于心，数年前他说过的话几乎可以用作此次“EP-3飞机事件”的最好注解：在整个过程中，我一直保持沉默，对此也没有感到吃惊，我从来没有把西方社会看作是自由的乐园，也不相信存在一个完全自由的社会，未能展示也是展示的一种方式，它可以提一些问题：关于艺术家的自由、博物馆的角色、禁止、权利和政治，等等——难怪有人戏称：这是黄永砯有意无意里成功制造戏剧效果的又一次“自我重复”。

　　“EP-3飞机事件”制造的戏剧效果的确遮蔽了整个展览和其它所有的艺术话题。黄永砯在圈内显然声威极盛，而事关民族、民主、自由、权利……也确实能够赢得全体中方人员毫无顾忌且情绪昂扬的支持。从最初的新闻发布会、学术讲座到公共艺术研讨会，中方都就此与法方拉开对攻的架势，整个儿就是一秋菊打官司的殷迫硬要讨个说法。至于当事人黄永砯，先是在第一天的发布会上缺席，接着也从未在公共场合给出态度鲜明的表白。不管怎么说，中方的“斗争”还是取得了成效，法方参展艺术家最终联名签署了请愿书，以洗脱似乎被当作“同谋”看待的可疑罪名，也充分表达他们对黄永砯的同情、支持。事已至此，众人的情绪也被推到了最高潮，圈内诸多知名的评论家开始抢夺话筒，争相发表自己就此事件总结出的系列说法，也为此情境赋予了重要意义。这其中固然有真知灼见，但更常见的还是理论的自炫和自我陶醉。

展览现场和被测试的公众反应

　　正如布展场地——作为社区生活场景的华侨城OCT广场所决定的，这一展览从一开始就深深介入了普通深圳居民的日常生活。当艺术家们还在为某些问题愤怒、郁闷、争论不休的时候，当代艺术已然在这个相对淡化了艺术家固有的身份、位置感的公共环境里测试着公众们最真实自然的反应——虽然大多数艺术家们似乎从不真正关心这个，但这也的确呈现出某些趣味。

　　在国内十位参展艺术家的作品里，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尹秀珍的《深圳制造》和顾德新的《2001年12月12日》。《深圳制造》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深圳市民中征集旧衣物、洗衣盆和搓板，何香凝美术馆的工作人员在这件事儿上可谓费心尽力。展览现场一个巨大的天棚上高高挂起排排衣物，棚下则散落着诸多的洗衣盆，盆内同样是水泥砂浆封住的衣服。这当然不是尹秀珍第一次用此类制材了，她的思路也依旧解释为“旧的衣物目睹了变化，记载了个人经历”。诸多的观看者对此倒给出了不少“妙解”，有中年男子更一本正经地告诉太太：“地衫晾高点，小偷先偷不到”（衣服晾高小偷才偷不到）。顾德新的作品《2001年12月12日》是十吨分别洒入展览现场水池的苹果，表现“鲜活与速朽”是他在作品中一再使用苹果的理由——有人因此质疑：一个简单、自我重复的观念是否还有如此表达的必要？苹果附近常常围满了好奇观望的人群，上了年纪的人基本是在感慨“大城市钱多就浪费”，附近的居民则更为实际地担心起苹果腐烂时会不会臭气熏天。

　　整个展览比较有意思的，可能还是汪建伟的维纳斯不倒翁和丹尼尔布伦的柱子。以维纳斯这种西方审美标本加上中国不倒翁的底座就构成了汪建伟这件名为《移动的规则》的作品，大大小小数个漆成红色的维纳斯不倒翁让在场的很多人都感受到了游戏中的幽默感和亲身参与的快乐，与此同时，每个参与者也在不知不觉中颠覆了惯性的审美，倒置了某种文化逻辑关系。观念艺术大师丹尼尔布伦也是“极简主义”的代表人物，使用不同色彩的条纹一直就是他的标识性语言。这次名为《波涛之上，地平线》的作品同样由35个错落分布的平行六面体柱子组成，每根柱子的四个垂直面都涂上了在整体中相互呼应的四种颜色，整组柱子又构成一个等高的水平线。虽然有说法认为这样的作品只拘泥于纯粹、单薄的视觉形式，但无可否认它的确有效地改变了人们的视野，提供了足够的视觉新鲜，也创造了某种诗意氛围。

　　本届展览的14件展品将在OCT生态广场上持续展出两年，虽然这个展览就某种意义而言也是强 加于公众的——它的公共展出并没有一如国外惯例预先征得当地居民的同意。但在中国现有的 国情之下，它还是制造了当代艺术和广大公众难能的相互接触，而这类接触也终究属于进步。(文/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