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固，位于中国西部宁夏自治区南部，是黄土丘陵区的西吉、海原、固原、彭阳、同心等七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统称。这里长年干旱，年降雨量在300毫米左右，蒸发量却在1000毫米以上，且多发各种自然灾害。西海固现有回族人口近100万，是中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1972年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这里的人们朴实、祥和、宁静……见兰大爷是在好几年前了，老人从清真寺做完礼拜下来。他说，祖上随清末西北回族大起义失败后，被强迫安置到这山沟里的。他爹临口召（死）的时候告诉他：“安静下来，安静地念主、拜主、种庄稼、做生活才是回回们要干的事儿……”兰大爷一天五次礼拜，一生安静，很少说话，告诉我的就这么点事儿。

　　见马福是在两年前，在同心县窑山乡，那时他刚从沟底里挑上来两桶苦水。他说，这水是挑回去洗的，这两年天旱，窑里没积下多少雨水雪水，人吃得快不够了，家里有两个老人、四个娃娃，共八口人，每天洗涮就要三桶水，回回就爱个干净……仔细看看马福海，虽然穿着古衣（买来的旧衣服），但满整洁的。

　　又见到17岁的穆撒是几个月的事儿，他爹是海原县蒿川乡一位精明能干的农民，在村上做会计，穆撒是他唯一的后人（儿子）。穆撒在银川的一家小餐馆干了一段时间后想去云南。他说，今年家里大旱，粮食绝产了，政府已经给了指示，明年家要搬到红寺堡（移民近百万的扬黄灌溉扶贫开发区），听说云南西部开发搞得好，钱好赚，要多挣些钱多盖两间房，回去他爹给娶媳妇。

访谈

笔录/严志刚

《新周刊》：我们的谈话可以从《新周刊》说起，我记得上次见面，你直言并不喜欢《新周刊》一贯的图片风格。

王征：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今天的媒体喜欢说：只要是读者需要的，就是我们要提供的。这话听起来没毛病，仔细琢磨我认为有待商榷，不要把读者当傻瓜，我们至少应该提供一种多元可能性供大家去选择，一味地唯世俗化和唯商业化，惊人的标题，变形的影像和主观将人在画面中意念符号化。我认为这完全失去了对客体起码的尊重。我一直比较反感这种做法。

　　我称之为影像的霸权主义。我曾经跟一位朋友争论过这个问题。我只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如果画面里那个人是你的母亲你的妹妹，你会这样拍吗?

《新周刊》：我一直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影像追求，不过你这个比喻倒让我哑口无言。于你来说，影像意味着什么呢?

王征：影像和我的拍摄目的是一致的。对我来说，摄影的目的是为了发现、收集、保存常态中某种有关人类生存的视觉素材，对素材的使用以及对影像的解读有多种方式。当然主观是不可避免的，我只能尽可能排斥强烈的批判和强烈的歌颂去再现生活的原本面目。

《新周刊》：但在今天，摄影的真实性已经越来越受到质疑。

王征：一张照片摆在面前，我们的不可能不把它和现实联系在一起，这种反应是神经质的，尽管真实永远是相对的，摄影人对真实仍然抱有幻想。如果说进入彻底的虚无主义，追求真实成了徒劳和自欺，那我看摄影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新周刊》：作为一个回族的摄影师，你选择了西海固这个题材，拍摄了6年，而且还将继续下去，这个工作进行得艰苦吗?

王征：最早的记录是从西海固回回们的风俗开始的：婚丧嫁娶、衣食住行、表征形态……似乎每张照片都能说清楚什么，但说不清的是为什么?他们是谁?姓名、年龄、受教育程度、家里有几亩地、有几个孩子?等等，再这样拍下去，充其量也就是有关西海固回族风俗的掠影。从1997年开始，我的拍摄有所改变，首先开始注意对拍摄对象基本状况的文字记录，接着逐渐用录音录像的方式，记录当事人个人命运的口述，这时候拍照的时间少了，聊天唠家常的时间多起来，闲聊中，慢慢知道许多个人或具体的村落是为何延袭或保留或正在改变着现有的生产、生活、行为方式，同时借助社会学、人类学“田野作业”方法，设计了包括家庭基本状况、收支、婚姻、交往、宗教、出生死亡等调查表，开始进行入户抽样调查，试图作一些有关他们生存状况的定量分析。这是一种综合的文本形态，而不仅仅是影像，当然，能否做完整，这取决于我有没有那么幸运。

《新周刊》：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我想是不是你内心中难以舍弃的一种历史使命感使然?

王征：不敢这样胡说。我出生西海固，在北京长大。除了童年时的一点点印象，我并不了解西海固。一个人做一件事的动机，或为生存、功利，或为理想和宗教，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兴趣，做这件事是非常幸福的一个过程。如果说对自己的民族和出生的地方都不了解，作为一个文化人来说终究是一种遗憾，正是这个原因，我在做这件事上完全是一种自觉回归的状态。我跟被采访的这些同族人，既有认同感，也有价值观念上的冲突，我父亲曾是西吉县县委书记、银川市长，毕竟我成长的文化背景跟他们不一样，我要做的是研究，而不是判断。

《新周刊》：我注意到你给自己的头衔是“自由摄影师”，而实际上你是宁夏新华文化图书有限公司的经理。

王征：我做过地质局的钻工，文化馆摄影干事，后来进了电视台，1991年下海，赚了点钱后就去拍了五六年照片，直到2000年，我才重新回到生意场上，做一些商业演出和活动策划。我觉得跟中国的摄影师相比，我已经算很幸运了，能赚到钱去拍自己喜欢的照片。

《新周刊》：给我的感觉，你是那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在什么场合都游刃有余的那种人。

王征：生活中我是多面的。朋友们都说我有一个特点，就是见了谁都像是哥们，喝完酒侃起来口若悬河。三教九流，我看起来确实在其中都能游刃有余。但其实每次从西海固回到银川我就痛苦，总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无谓浪费自己的精力。我很明白自己的内心是比较安静的。我是那种一辈子只能慢慢做事而且只能做好一件事的那种人。

《新周刊》：那什么样的朋友才是值得你真正珍惜的呢?

王征：有两种人是我的朋友，一种是有情感渊源的，另一种是能启迪我智慧的。

《新周刊》：记得几个月前跟你的那次见面，当时你喝了不少酒，说了好几遍“我王征有决心和勇气树起一座丰碑，让试图超越我的人历经艰辛”。我当时非常钦佩你在自己影像上的自信，这是醉话还是真话呢?

王征：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共同期盼，就是在每个领域中都去树一座丰碑，这样才可以说我们对这个领域有所贡献。定位要高，才有可能最接近。至于由谁来作判断这不是我们能左右的，我们要坚持的只是保持平和的心态去认真做事。

《新周刊》：虽然你一再强调你的影像只是一种视觉素材，但我还是能感觉到其中你对西海固这块土地的热爱和深沉的抒情，照片中的平和、安详和大气无法不让人感受到。

王征：我真的很感谢你能读懂我的照片。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我拍摄的量很大，选择的余地多，这一点无需否认；另一个原因是我在拍摄中并没有过多去考虑该拍什么不该拍什么，只要让我觉得感动和有意思的人和事，我都会按下快门。所以照片中并没有我强烈的影子，完全是我内心的真情流露。当我们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观看这些图像，相信远比我们跳出单纯视觉工作者这个框框看到的东西要多得多。(文/王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