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容易碰到教授、博士的地方，一般是在城市边缘地带的大学区，这是知识分子处于边缘的地理特征之一。而真正能发表知识分子见解的公共空间，一般也在于民间性的同仁刊物，或试验电影、小剧场戏剧等，这是知识分子精神空间边缘化的更显著的证据。

　　如今，我对这种知识分子边缘化现象已经没有敏感了，也无意去争论知识分子边缘化的现实性与真理性之间的平衡与张力，只是看到如今房地产界颇兴“人文主义理念”、“人文社区”之说，心中不免愤愤然。尤其是在城市中心区树起以人文主义为旗帜的楼盘的时候，就只好起身投笔去揭示其虚伪。其实，对我个人而言，倒是更感兴趣于疏通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的可行方案。这个方案，说穿了，就是如何让知识分子在各个城市边缘流动与居住：建立知识分子社区。

　　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来说是比较穷的，先富起来的人中，不会也不应包括他们。对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使而不是职业而言，人类一直持有两种对立的态度。一种如法国诗人瓦莱里·拉尔博所认为“不受惩罚的罪恶”，而如法国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则认为知识分子这一职使是最为高尚的。中国当代的房地产商大约是认同前一种态度，在房地产策划、设计、施工、销售和物业管理的各个环节体现出来的理念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即使在他们大谈人文环境时，仍旧反映出他们对知识与真理的鄙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并没错，如今普遍存在的错误，乃是因为人类行为本来就是无数个谬误的组合。

　　有没有有意针对知识分子的社区设计或地产开发呢？当然没有。但仅仅如此尚不足以证明当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庸俗导向。换一个问题可能更为贴切：有没有为低收入阶层创建社区的尝试？！因为知识分子最大的可能就存在于低收入阶层之中，他们不得不在物质生活方面与社会低收入阶层共享空间。这么说来，似乎将目前踌躇满志的一群大学教授们排除在知识分子圈层之外，可事实上看来不为如此，因为在当代所谓的知识界，仍然听不到几句像样的人话。连人话都不会讲，何以成知识分子？！

　　当代“经济适用房”也走入了误区，它根本未涉及低成本住房问题。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在欧洲兴起，伴随着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左派色彩的政策，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注意工人和广大低收入阶层的空间、资源配置，并进而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上世纪上半叶的低收入阶层居住区，逐步改造成为中产阶级社区，整个西方社会中产阶级主体终于形成，知识分子边缘化问题在西方消失了。但在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边缘化问题必然是很突出的：在边缘居住是他们的必然选择。

　　既然买不起房，只好租房住。知识分子只好在城市中、在城市之间流动，那么有没有廉价、更廉价的房租？

　　廉租房显然只能存在于城市边缘地带。我不是富立叶·欧文，既没有经济实力也缺乏雄才伟略去设想和实施知识分子社区计划，但也从实际的角度，计算过流动着的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租房住的可能性。在深圳龙华镇这个离市中心区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清湖村，这里有大片保存较完整的旧式村民住宅，如今均租给外地来种菜的农民住，其实这些菜户也没多少菜地可种，也许他们该迁徒到惠州或粤北的山区去种地。我曾设想，倘若有一批穷愁潦倒的文人士子租住于此，将会形成与山青水秀的清湖村相得益彰的人文景观：这是充满现实生活情趣的人文，而不是虚假的“欧陆式”人文。在紧临龙华镇的布吉镇南岭村，有一批画画的集居，但整条村不过是为糊口卖价的画匠，尚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社区。可见，知识分子的边缘居住，还得有一个前提条件：有信仰、有理想追求的一群堪称知识分子的人。

　　深圳雕塑院与港商合作开发了一个楼盘：雕塑家园，该楼地处北环路之北侧，造型颇有雕塑感，简洁明快、韵律很强的建筑，却卖不出去，楼价高是一个原因，但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集居，必须沿大地展开，而不能往垂直方向叠累。这是该楼定位于知识、白领的错误之外的更深刻的误解。

　　我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校园外租房子住过，如今那些简陋的四合院内仍然居住着大量心怀梦想和理念的青年人，民间的知识分子，采取了京城流浪者的方式，思想的火花在四合院红砖墙之间碰撞出来。如今我住在小高层单位福利房内，却经常怀念着租四合院廉价房的学生时代。当我从学校毕业出来，走上工作岗位，加入排队等候福利分房的队伍，我意识到，我已经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了。(文/贺承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