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李冬莉

　　近年来，在官方的民意调查中，十项最受社会关注的社会问题，青少年犯罪都排在第一位。随便翻阅一下各地的报刊，就会发现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各样或轻或重的有关青少年犯罪案件的报道。在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资料中有三个“70%以上”的数据：青少年犯罪总数占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又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三人以上的团伙犯罪占青少年犯罪的70%以上。在整个青少年犯罪中，18岁以下的青少年犯罪达80%以上。

　　1983年发动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运动(简称为“严打”)有效地制止了80年代初期的“犯罪潮”。但出人意料的是，“严打”运动于1983年9月发动之际，犯罪率其实是自1979年以来最低的，而青少年犯罪的平均年龄在1985年“严打”运动之后继续下降。

　　事情的严重性在于，我国青少年犯罪的高峰期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现在始终处于一个居高不下的态势。如果80年代的青少年犯罪率的高企可以归因于他们是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在总体人口中所占的相对比例很高的话，那么现在，作为独生子女的一代在总体人口中占的比例已经低于80年代，而从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这个角度来看，青少年犯罪则有着增多的趋势。

　　在2001年新闻媒体报道的青少年犯罪案件中，整整一年，郑州16岁少年张璐璐的故事被提及最多，也引发最多叹息。2001年1月24日晚11时30分，16岁的张璐璐在回家时发现父亲又在毒打小妹。在家里，父亲打孩子早已司空见惯，但这次，张璐璐拒绝了这种方式。愤怒的他将42岁的父亲张书慧一刀捅死。在医院里，张璐璐对民警说：“你们回去吧，我自己做的自己当。”随后，张璐璐亲手为父亲穿上了寿衣，去派出所投案自首。

　　网上有关现代女性要不要生孩子的讨论进行得如火如荼。其中一个女性不要小孩的言论并没带来多少热闹，但她的话却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她说：“我不是不想要小孩，而是不敢要。对这个社会，我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怎么教他？”

　　当年“小皇帝”的称号转眼成了“小霸王”，满堂呵护变成了“一声叹息”。而我们在感慨“孩子并不总是对的”的同时，应该检讨的是，在这场叹息里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

　　集团，而且年轻

　　现在，在湖南省的学生当中拙劣地模仿美国青年摆架子的生活态度成了时髦。他们的格言是：“去学校太愚蠢了，它要花那么多钱，为什么不加入到我们当中？有吃的、喝的和地位，而且每晚都能拥着甜妞入怀。”在中国，很难想象，这群新生代犯罪集团更多的是由那些幸运地看着MTV长大的孩子构成的。

　　这些绝不是空话。2001年4月，警察在四川省附近击垮了当地的一个青年组织：新龙会。这一组织一直在当地恐吓农民和学生，100位成员中的绝大多数还是14-16岁之间的中学生。在中国，约70%的青少年犯罪被认为跟这些新生代犯罪集团有关。已有非常明显的证据表明，青少年犯罪的数量正在急剧提高。一位调查者说，1978至1998年，犯罪的数量增长了3倍，这其中的三分之一是由14-25岁的青少年造成的。专家们说，犯罪人群正在变得越来越年轻，作案手段也越来越残忍。这群对社会不满的群体已经使整个社会因为这一令人忧虑的趋势的存在而变得神经紧张。

　　而更多不可控制的因素与媒体有关，媒体上到处充斥着由青少年制造的耸人听闻的犯罪报道。同样在去年4月份，刘洋——18岁的大学生，因为刺了他17岁的女友27刀而被指控。在他下手之前，女友曾用剪刀攻击过他(她有过犯罪记录)。最后为了掩盖犯罪事实，刘洋焚烧了身体；6月，沈阳的3位准职业足球运动员在他们刚刚20岁出头时被逮捕，罪名是杀了一位沿街叫卖的商贩，而杀人的理由仅仅因为商贩拒绝向他们交出香烟和他的摩托车。在北京，近来有很多由3个男女组成的小组勒索嫖客而被审判，其中最高勒索额超过60多万元。

　　被宠坏的杀手？

　　最大的危险趋势还是新生代犯罪集团的增长，这些群体已经在北京、上海这两座大城市及内地、沿海农村地区繁盛起来。据犯罪学家冯树梁所讲，在东部沿海，百分之七八十的恶性犯罪是由这类犯罪集团造成的。很多组织是从学校里开始的，这些孩子说，他们经常被大一些的学生欺负和抢劫。新龙会组成的表面原因就是“壮大自己的兄弟，阻击外来人”(他们宣称要用偷来的钱开旅店和茶楼，以给他们的弟兄提供就业)。但根据中国政法大学有关专家的说法，这些团伙会由勒索同班同学、强奸，直至变成杀人凶手。

　　当然，在每一个国家都有父母们忽视青少年的反叛和代沟现象的存在，但是犯罪学家引举了大量中国独一无二的青少年犯罪高潮背后的因素，最突出的原因就是“小皇帝”心态。早年北京的家庭计划政策已经培养出了被宠坏的、自私的、骄纵的一代。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教授Panl Friday表示，以自我为中心是使青少年为非作歹最普遍的主题，包括西方国家的多数人已经发现了这种发展趋势。“当年轻人越来越自私，你们将会面临更严重的犯罪。”他这样警告那些宠爱或完全放任不管他们孩子的家长们。

　　在中国过去的20年，因为经济和社会的改变，问题也有了不同的发展。研究犯罪的专家刘建宏说，这种现象跟中国目前所处的转型期人们的心态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有关。在整个中国，弥漫着“金钱第一”的信念，并由此取代了应有的社会教义。刘建宏将目前的犯罪率总体低于1979年的原因归于“社会机构支持个人的经济需求”。他指出，新的市场经济的转变已经广泛铺开，快速致富的例子吸引着羡慕者和想超越的人。尽管对于财富和物质渴望使经济犯罪成为一种新的远远高于其它类型的犯罪，但对于未进入社会体制内部并在市场中分享致富机会的青少年来说，在其日益走高的青少年犯罪比率中，偷窃和抢劫名列前矛，也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谁真正关心过他们？

　　许多专家也指出，在导致青少年犯罪日益加剧的问题上，家长和学校也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他们说这些人没有满足今天学生们的需求。刘建宏说，大多数问题少年都来自于缺少家庭温暖和社会关怀的人群，根据中国某城市对2000名犯罪青年的调查，其中24%源于破碎家庭或父母一方去世，或有家庭成员犯罪。此外，父母威信的缺失也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这一趋势。

　　即使在健康的家庭中，让孩子成为优等生的压力常将他们推向反面。“父母加注在孩子身上过高的希望是不现实的。”心理学家孟青茂说，“这导致了孩子不再想去上学，他们捣乱课堂然后不能回家，最后开始犯罪。”在那些被观测的人群中，有将近60%的人已经离开学校，90%以上有过犯罪记录。

　　特别是在城市里，学校教育的偏差和缺失促使犯罪率提高。在一些地方，很多涌入城市的打工者付不起孩子的教育费。分析表明，40%-60%的犯罪可归于此类人所为，而这类人中的三分之一是青少年。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这都是一个没有文明根基和社会联系所引发犯罪的现代化问题。这种为非作歹观念传播的影响正开始为越来越多的研究犯罪学的专家们所忧虑。举一个例子，少女们正迅速地被卷入犯罪案件。在文化大革命之前，99起案件中只有一起是女性所为。现在在一些城市中，则出现了高达85起中有15起为女性所为的现象，而且常常跟性有关(四川的“燕子帮”就全部是年轻的女孩)。同时，毒品在青少年当中也不再是什么秘密。直至1997年年底，官方公布有59万名毒品(包括迷幻药)使用者，这还不包括那些年龄在25岁以下选择在各种“吧”里私下使用毒品的人群。

　　中国的权威们看起来正在接受一种比过去的措施更有启发性的方法。过去的处罚，比如众所周知的“严打”，到现在已经受到各种批评，因为在青少年犯罪方面，它只能起到短期的效果。现在新的预防性的战略比如“帮教”(即“帮助和教育”)正在成为焦点，这种措施是指由父母、亲戚或选择邻居组成一个小型的、非常规范的小组在青少年为非作歹时进行干涉。现在已经有近90所劳教所在城乡周围建立。这些学校以教育年轻人改掉不好的行为举止来取代监禁他们。“这些学校提供技能，这是你们能够拥有的最好的犯罪预防方法。”Friday说。

　　(译自《NEWSWEEK》2001年10月3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