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冬莉

　　为什么天空这么黑？因为天上牛在飞；为什么天上牛在飞？因为黑哨在地上吹。

　　一向风云四起的中国足坛被一声声“哨子”吹翻了天。从去年10月广州吉利俱乐部跳出来状告足协，到年初神秘中间人的出现，徐根宝怒斥媒体；从开始时李书福叫喊着愿意去坐牢，到一月面对杭州记者的“从此再也不谈足球”，安心造汽车；从掩掩藏藏的黑哨裁判名单到有裁判站出来辟谣……黑哨有多黑不知道，这场真闹剧绝对让冯小刚的《大腕》汗颜。

　　其实，这场由俱乐部挑起，媒体跟风的“黑哨运动”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也远不如事实表现的那么明朗。黑哨只是揭开了足球腐败的序曲，而高潮还远远没有到来。如果媒体的跟风热炒加速了序曲的演奏，那么要小心的是还有更黑的东西可能正在被我们忽略。

　　李书福痛说黑哨

　　李书福说从今以后他不再谈足球的事了，专心造汽车。是足球让他伤透了心还是吉利汽车入了《公告》，心腹大患真的解除了，不得而知。但作为这场“扫黑”风暴浪尖上的人物，纵使不是英雄，对于“黑哨”，他的痛，他的说，都显出了应有的意义。

　　《新周刊》：如何看待阎世铎在1月5日的杭州之行？

　　李书福：阎世铎1月5日的杭州之行，包括他以后的几次讲话，既反映了中国足协(更确切地说，是阎世铎)打黑的决心，同时也可看出阎世铎的矛盾心理。这可从阎世铎接受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媒体采访时的有关说法去推论。阎世铎说，已经有裁判对他承认：自己过去做错了事。

　　阎世铎在杭州说，必要时提请司法介入。我认为这个说法会产生一种误导，似乎法院受理足球案件需要中国足协的申请。事实上司法介入根本不需要“提请”。只要有违法现象存在，检察机关有权立案展开侦查。即使足协不提出请求，司法机关同样可以行使刑事追诉权，启动公诉程序。

　　当然，阎世铎在杭州也对“绿城”和“吉利”的打黑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表示，绿城和吉利这样的俱乐部在站出来揭自己的同时也揭发别人，这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付出自我牺牲的代价，这种精神令人钦佩。足协的态度很明确，在这场反黑斗争中，绿城和吉利立了功，立功就应该受保护。对他的这一说法，我和我的同事感到欣慰。

　　《新周刊》：吉利和绿城同是足球俱乐部“反黑先锋”，但此次阎的杭州之行却未与吉利方面联系，私下是不是有过会面？

　　李书福：阎世铎在杭州之行前，我曾接到过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的一个电话，说阎世铎到了杭州后希望与我或吉利汽车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桂生悦见面，以了解有关情况。但我和桂生悦1月5日都在北京，有重要的事务要办，因此无法赶到杭州与阎世铎见面。我想，我们虽然没有与阎世铎见面，但我们的意见已经表述得很清楚。

　　《新周刊》：你说过在足球扫黑的问题上，自己考虑的太草率。为什么会这样讲？

　　李书福：借用1月16日人民网上的一篇对我的专访来回答。“出于对中国足球冲击世界杯的大局的考虑和扫黑复杂性的判断，从今天起，一般情况下不会再谈黑哨，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为老百姓生产汽车’上。”

　　《新周刊》：成立吉利足球俱乐部的动机是什么？从接手广州太阳神到反黑，只有8个月的时间，很多人认为从企业利益的角度来讲，这更像是一场炒作。

　　李书福：关于黑哨，关于“炒作”问题，我已经说过了，没有任何私心。作为一家企业，自己花巨资买了球队，其意图自然是希望通过赛事的运作来扩大企业的知名度，否则还不如把钱投在广告上。但当我们花了大钱，支持了中国的体育事业，支持了中国的足球事业，结果却遇到了那么多的不公平，那么多的黑幕。谁当企业老总，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要通过揭露中国足坛的黑幕来炒作自己。这样的炒作对企业不会有什么正面效应，反而会对企业造成很大的伤害。为了打官司，我们已经花出了极大的精力和财力，就我个人来说，是不愿意这样做的，但中国足协逼着我这样做，这是没有办法回避的。

　　《新周刊》：去年12月11日，吉利已经宣布退出足坛，是暂时，还是永远？

　　李书福：如果中国的足球环境好了，杜绝了黑哨假球，我们还会玩足球。

　　《新周刊》：吉利揭黑球一案目前以“地域权”的问题被驳回，而吉利汽车又被列入《公告》，下一步吉利的打算是什么？

　　李书福：我们广州吉利汽车足球俱乐部以名誉侵权为由将中国足协告上法庭后，中国足协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司法裁判权不能介入体育竞赛纠纷。中国足协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49条的规定，认为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排斥了民事司法行为介入的可能。足协一位官员还声称，司法不干预体育运动是世界各国的惯例。而据我了解，国际足联确实订有体育纠纷优先适用内部章程的规定，但这并未排除司法机关对体育纠纷的最终审查。前两年东南亚某国法院出重拳惩处了操纵球市的赌博集团，就是司法干预体育事件的典范。同样，在中国也不应该容许游离于法律之外的“真空”。

　　法院至今未驳回我们的起诉。如果广州市天河区法院驳回了我们的起诉，我们将继续向上一级法院申诉，我相信，只要法院是公正的，就一定会受理我们的诉讼。

　　吉利汽车足球俱乐部状告中国足协的案由是侵害名誉权纠纷，其诉讼请求为3项：1、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害，并在中央电视台或全国性媒体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2、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万；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我们向法院起诉的内容是，2001年10月16日，中国足球协会向中央电视台等有关媒体提供了内容严重失实的新闻材料，由中央电视台对全国进行了全文播发。《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足球》报等广州媒体均对上述内容失实的新闻材料进行了刊登。同时，全国各地的电视台、报纸、广播、网络等媒体对此内容进行了大量的转发。而“决定”的内容却严重失实，给我们造成了名誉损害。作为新闻材料的提供者，中国足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故意捏造事实，并借助媒体的影响力进行广泛的传播，其主观过错是十分明显的。

　　中国足协在新闻材料中称：“1号守门员田野带头对裁判员进行指责”，此情节纯属捏造；材料中又称：“在部分运动员围攻指责裁判员的混乱时机，28号外籍运动员图穆企图将一张大面值人民币塞进助理裁判员的口袋里，以此方式来侮辱助理裁判员”，此内容纯属故意编造；此材料还称：“主教练周穗安以及俱乐部总经理桂生悦对裁判员进行指责，延误比赛时间，经裁判员和比赛监督的多次劝告仍置之不理”，事实上并无此事；材料所称“周穗安又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与比赛相关的不负责任的评论”也属故意加罪。

　　由于中国足协严重的失实描述，并故意将该材料提供给媒体，造成“吉利”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吉利”的全体球员、教练以及工作人员精神受到了严重伤害。同时，“吉利”作为一个足球俱乐部、一个经济实体，在经济上同样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广州天河区法院依法受理了此案，这是中国司法实践的一大突破，也是对一度出现的"如果吉利'告中国足协，法院不会受理"的说法的否定。在法制建设日趋健全的中国，任何行业都必须遵守法律，任何行为都必须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任何行业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同时，这场诉讼可能会涉及中国足坛的许多内幕，我们希望通过本次诉讼，使中国的司法介入中国足坛，让中国足坛从此置于中国法律的监督之下，而不是用"行规"来取代法律。中国入世前夕，“吉利车”进入了国家汽车目录。这说明中国的汽车市场竞争从此将有更加规范的游戏规则；并证实了吉利汽车已属于国家汽车正规军之列。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们退出中国足坛也顺理成章。因为我们将全力以赴发展我们的汽车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