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汤正宇

　　珠江虎遇上长江龙

　　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之间的竞走，当以上海与深圳的双城之争为代表。政治学者显然会把长江三角洲的崛起归功于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因为正是在这场指引中国未来之路的讲话里，邓小平决意要让长江三角洲的龙头上海舞动起来，赶上世界的鼓点。沉睡在计划经济酣梦中的大上海一夜醒来，立即让整个世界感觉到了它对于未来的决心与意志。以昔日贡献全国GDP近十分之一的实力冲刺，上海的力量迅速浮现。

　　企业迁都风潮暗含经济中心之争

　　时至今日，即便是最不敏感的旁观者也不能不承认，上海的复兴正在使中国经济版图失去原先的平衡。这种极具挑战意味的失衡态势，千里之外的珠江三角洲也感受到了。

　　一则有关跨国公司的动态是：全球第一品牌可口可乐公司决定把它的中国区总部迁到上海，今后这家跨国企业巨人在中国的行动号令将从上海发出。可口可乐这样做自然与自己在全球市场上的运转态势有关，但同时也清楚地告诉人们，在这家跨国公司眼里，上海的潜力不可低估。可口可乐当然不是第一家把总部搬到大上海的企业。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注意到，最迟从1999年开始，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跨国企业，一场将自己总部搬往上海的企业迁都运动就已经展开。

　　在中外企业群落的这场迁徙运动中，家电行业的动静最大，仅仅一年左右的工夫，国内屈指可数的一流家电企业如海尔、春兰和长虹都先后从自己创业的城市出走，把各自的技术总部迁往上海。你很难确定大牌企业对其它同行的垂直示范效应，但事实上“多米诺骨牌”的倒塌从此开始。大牌企业们搬完了，紧接着是各地羽翼丰满的民营企业，包括四川希望集团在内的一大批民企纷纷投奔上海。

　　改革开放20年，中国经济运动中的一个现象是小地方往往出大企业，像海尔出生在青岛，春兰出生在泰州等等。但这不等于说，企业家对上海的向往与社会人对十里洋场的迷恋可以划等号，否则你就很难解释像可口可乐这样的跨国公司为什么搬到上海。

　　上海力量的出现，一定让珠江三角洲的市长们感觉到了强烈的不安和失落。从2000年开始，有关华为电子准备从深圳搬到上海的传言开始悄悄流传，其力量强大到了当事者不得不出面辟谣的程度。华为是深圳的明星企业兼纳税大户，它的动向无疑令这座激情城市的未来第一次充满不确定性。事隔一年之后，坐在素有“深圳地价之王”称号的地王大厦写字楼里，当地一位企业家承认，类似的传闻同样袭击过他的企业，当地政府曾专门为此派人打探口风。差不多有20年时间，中国人念叨的从来都是“孔雀东南飞”，而今形势变了，果真是世态炎凉。

　　企业向上海的迁徙当然只是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竞走运动中的一环。事实上，城市群之间的博弈是多方位的，作为现代都市经济活动灵魂的金融也不例外。有心人注意到，在不久前的深圳高交会上，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胡继之曾发表了题为《创业板市场与深交所的历史使命》的演讲。在创业板“花落谁家”之前的敏感时期，这一事后被戏称为“深圳创业板宣言”的演讲无疑是向外界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创业板非深圳莫属。

　　深圳的昂然姿态，其实掩盖了这座城市对深沪股市可能合并的极度担忧。如果深沪两地股市走向统一，中国就将出现一个在亚洲仅次于东京和香港的第三大证券市场，总市值将超过5000亿美元，这将是一个令人眩目不已的结局。可以想象，合并后的主板市场一旦定在上海，上海作为中国未来经济中心的地位就将确立：谁让几乎全中国所有的企业都跑到它那儿融资呢？

　　珠江三角洲缺少些什么

　　珠江三角洲的辉煌，自然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从20世纪80年代起，以香港资本为主要投入的“三来一补”珠江企业群落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新生力量。在这个以珠江为轴心、呈三角形的地带上，深圳、顺德、东莞等地构成了早年间中国的新经济中心。在现实的经济世界里，日夜轰鸣的机器是一股令人生畏的独特力量，它同样改写了珠江三角洲的历史。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20世纪80年代无疑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也是一个不断创造奇迹的年代。今天珠江三角洲的很多民营企业，当时还基本处于手工作坊时期，几个人敲敲打打就可以造出一台冰箱，甚至发展成为今天的巨无霸企业。从资本出身来看，以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华南经济圈的崛起，主要归功于港澳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人资本，真正的西方资本并不占明显优势。但是无论如何，珠江三角洲的腾飞已成定局，它的特征是以大规模工业制造为轴心，源源不断地把“MADE IN CHINA”的产品以令人惊叹的廉价运往全国乃至整个世界。珠江三角洲的大规模制造能力甚至让日本人也开始感到恐惧。不久前，《日本经济新闻》记者到广东采访一圈后惊呼：“如果不降低成本，松下的名字很可能从中国微波炉市场上消失，尽管今年松下的微波炉产量将达到创纪录的190万台，但这个数字与广东顺德的格兰仕公司相比，松下公司的生产规模只是前者的八分之一。”

　　但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随着上海浦东大开发的启动，珠江三角洲开始遭遇自己最大的障碍：全国经济的重心已经位移到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繁荣虽然仍在继续，戏的主角却变了。

　　和长江三角洲比起来，珠江三角洲缺了什么？到深圳走上一圈，你很快就可以发现，这是一座以金色和粉色为主调的城市。在南国的骄阳下，满目金色的大厦赤裸裸地向人们昭示着这座城市的全部愿望。而粉色呢？这个城市难道想把自己粉刷成一座全国最大的幼儿园吗？举出这个例子当然并非“文化沙漠论”的翻版，但你必须承认：以大历史的角度而论，珠江三角洲无论是从经济还是文化上都不曾成为中国的中心。更现实的说法是，珠江三角洲20年来的辉煌，一方面得益于政策和区位的优势，而另一方面甚至也得益于全国各地廉价劳动大军的涌入。一位著名企业的老总私下坦言：“这里的劳动强度太大，大部分工人基本上到35岁就干不动了”。

　　和珠江三角洲相比，长江三角洲的龙头上海优势是明显的：这里不仅有一支经过现代工业磨练的产业大军，而且汇集了中国顶尖的大学校园，加上多年华洋杂处的经验，使上海几乎天然地具有国际化的商业性格。在人类全部的经济活动中，人才是最性感也最具价值的因素。平心静气而论，目前珠江三角洲的薪金水平和工作生活环境的优势并不十分明显，甚至还有所削弱。一项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全国高校的毕业生中，大部分学生更愿意选择在上海或北京工作，深圳早已不再成为学生们的首选之地。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心情激奋而又有些沉重的结果。从企业家的纷纷迁都到学子们的择业取向，珠江三角洲20年来的经济奇迹似乎正在变得斑驳，失去了早年间的神话色彩。然而更大的失落可能还在后头，上海只不过是长江三角洲的龙头，其周围包括苏州等在内的城市群甚至具有更大的爆发力。有统计数字显示，苏州去年一年吸引的外资额与上海相比几乎平分秋色，以电脑、手机、汽车、芯片为核心的产业带正在长江三角洲形成。更重要的是，长江三角洲的战略纵深也比珠江三角洲来得广阔。从地图上看，长江三角洲的战略纵深涵盖了长江沿线的广大区域，一路延伸到西南的重庆等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长江三角洲的胜出更有价值，因为整个长江流域的腾飞将在未来20年内左右决定半个中国的走向。面对前途莫测的未来，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之间的竞走运动远未走向决定性的时刻。

　　两种文化的角力

　　文/沙棘

　　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之间的竞争是中国改革开放20年中最引人注目也是最富于戏剧性的事件之一。这两个中国大陆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三角洲长达20年时间的竞争，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推进。

　　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和长三角根本不是同一级别的选手。在大多数国人眼里，珠三角是个不折不扣的蛮荒之地。没想到在不到十年工夫，珠三角就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星，广东人取代江浙人成为商界新贵，广东货把曾经是中国第一品牌的上海货打得落花流水。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长三角以同样惊人的速度重新崛起，再次确立了它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龙头地位。在新的世纪，两个三角洲的竞争还会更加激烈，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都将对中国经济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竞争中，决定胜负的因素很多：政策、战略、资源、地域、国内外环境等等，但唯有文化因素是相对稳定的。综观珠三角和长三角之间长达20年的竞争，两种不同文化的较量一直伴随其中，而且越来越成为衡量两个三角洲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文化”一词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如果但从国民性这一个指标来考察文化，不同文化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居民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上，以及由此产生的观念差异上。

　　在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中，长三角地区一直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也是历代统治者施政的着力点。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长三角地区的居民形成了比较正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他们有较强的使命感、注重秩序、讲究程序。长三角文化有比较明显的法制色彩。

　　珠三角地区在中华文明进程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由于地域上的先天不足，在闭关锁国的时代，它一直没能享受到国家在资源配置上的优待；在管制上又处于相对宽松的环境。因此，珠三角地区的居民较为务实，他们讲究实际、注重实效。同长三角文化相比，珠三角文化带有明显的实用文化痕迹。

　　20世纪80年代初，当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开始启动时，旧的经济秩序面临被打破的命运，新的经济秩序还没有诞生。在这个变革的时代，珠三角的实用主义文化得到了用武之地。80年代，珠三角地区流传许多口号，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绿灯赶快行，黄灯抢着行，红灯绕着行。

　　在建立新的经济秩序过程中，珠三角人是当之无愧的开路先锋。当年邓小平设立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实验田取得巨大成功，珠三角实用主义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有资料显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后前10年就创造了两百多项全国第一，其中大部分都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推广。反观长三角人，在变革初期显得尤为无奈，他们不知道如何面对一个没有秩序的局面，也无法摆脱旧秩序的束缚。面对广东佬咄咄逼人的攻势和眼花缭乱的新举措，江浙人节节败退，不得不把改革开放大舞台上的聚光灯让给了那些讲着“鸟语”的南蛮。整个20世纪80年代，珠三角积累的财富比它过去上百年的总和还要多。不仅如此，珠三角还利用其创造的经济奇迹，大规模地吸收包括长三角在内的内地广大地区的人才、技术、资金，使长三角在整个80年代处于精神上的地震、资源上的失血状态。

　　到了20世纪90年代，情况慢慢发生变化。江浙人在反思中逐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的新秩序，尽管这个过程对于他们来讲是痛苦和缓慢的，然而一旦有了秩序，长三角文化的优势就开始显现出来，江浙人善于在既定的法则下推动经济的发展，加上长三角地区无可匹敌的资源优势，在90年代后期，长三角经济巨轮的咆哮声终于盖过了珠三角的喧嚣。

　　竞争格局的变化有多方面的原因，国家经济战略重心向中西部转移强化了作为经济腹地的长三角地区的战略地位，中国加入WTO的形势使得跨国公司投资的重点也开始向长三角移动。然而两种文化在新的竞争形势下的优劣势变化也是影响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在剧烈变革的时代，广东人满腔豪情大跳“迪斯科”，拳打脚踢都是戏。到了20世纪90年代突然发现施展拳脚的空间越来越小，一不小心就会碰坏自己好不容易建起来的五层小洋楼。而江浙人在90年代找回了自信，在新的经济秩序下开始大跳“国标”舞。这种区别对于境外投资商是十分重要的。10年前，来中国大陆投资的以港台中小企业为主，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对于这些中小投资者来说，能够比较快适应珠三角地区浮躁的投资环境，无序虽然存在风险，但同时也意味着更高的回报。90年代后期，进入中国大陆地区的投资商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跨国公司开始成为投资的主体。对于跨国公司而言，珠三角地区的无序和不确定性是不能容忍的，他们认同规范和程序。对于跨国公司的老板来说，似乎同略显刻板一点的江浙人打交道比同穿着拖鞋的广东大款打交道来得放心一些。不久前，台湾机电同业工会撰写了一份大陆投资环境的评估报告，在33个内地城市中，长三角地区城市的得分普遍高于珠三角地区，其中法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项指标，珠三角城市落后长三角城市很多。这同两个地区的文化差异有很大关系。

　　当然，珠三角文化依然有其魅力所在。中国经济变革的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对于善于接受新事物的珠三角来说，还有可能创造新的优势和机会。珠三角地区实用主义特点的文化对于民营经济的成长和务实的商务模式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到目前为止，珠三角地区微观经济的活力依然要比长三角地区大很多。但如果珠三角不能在文化上进行整合，摈弃急功近利的心态，用更长远的眼光规划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将有可能面临战略资源的急剧流失和投资环境的恶化，进而丧失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