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顾晓鸣

　　贱兔的大背景是上一世纪整整100年形成和发展的“玩世主义”(Cynicism)，德国有人还写了一本书，提出“玩世理性”的概念，以此分析从达达主义到情色主义，各种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文艺现象和作品。撕开资产阶级的假斯文，回归人的躯体的真实和生存本真，在看似粗俗，不正经、“流氓”的艺术形象下面，传达生命和人生以及社会生活的真缔。

　　在韩国流氓兔之前，台湾“阿贵”及其网站出现时，我即关注和评论，其它的《蜡笔小新》之类也有上述机理。“流氓兔”除了大家都已讲到的以外，最重要和最有特色的应从上述脉络上去理解。“流氓兔”最重要的形象和构思，是兔子的“屁股”——像狗脸，许多故事、情节和机趣都由此产生。“流氓兔”最重要的道具是马桶泵浦——浪漫美丽的月兔回归世俗“贱丑”的兔子，这两点可以雄辩地印证我上面说的话。

　　我们处于“回归身体”的时代，摆脱符号化的自我，面具化的自我，回归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真实存在，因此，讲大小便(如影视)，讲床上，讲鼻涕——看似粗俗，“下流”，却不料中国智者早有言在先，“道在屎溺”。不大便不上床者都是假人，从当代批判理论来说，都是资产阶级对于自然人的阉割，同理，在童话、民间故事、幽默、笑话领域，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文人用自己的假正经和口号，阉割了“格林童话原本”、“民间笑话”原本等等，反而造成了这类童话和动画片中“白雪公主”、“睡美人”和“白马王子”之类，误导女性，充满大男子主义和把现实不合理关系梦幻和美化的创作倾向和深刻的社会消极作用。

　　不受拘束的“脱兔”，总是象征着对假正经假斯文的小市民生活的一种“拆穿”、“嘲讽”和“调皮捣蛋”，而这又是深埋在身处庸常“生活的无奈的人们内心之中的，因而，文艺家把这一矛盾，用特有的文艺方式来加以表达，会受到各个阶层男女老幼情不自禁的欢迎——只不过道貌岸然者偷着乐罢了。而“动画”正是最适合于表达这种人生悖论的东西。

　　我最近一段时间来，一直在做我国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文化修复工作，透过文人不断对民间原创的粉饰和抛光所形成的表层，可以看到其中对少男少女青春期的心灵和关系的本真和美丽。如民间天然的文本以率真而风趣的态度和笔调对小男生和小女生“躯体”差别和疑问的描述，非但不是所谓的“低俗”，而正是民间生活健康的表现，而硬塞在其中的封建礼义和妇道夫道，以及对其同学同室的情节作“男女授受不亲”般如临大敌的规避和丑化，不但空虚，而且酸臭，也把丰富生动的民间故事变成了教条和老套。我正在严格按照民间传说，以其为原型创作一部动画片。之所以选择“动画片”，也是因为这一艺术品种天然具有这种看破表象回归生存的巨大创作空间和潜力。

　　从另一角度看，在传统道德和民族文化方面都比我们更为重视的韩国，忽然冒出了这样一个“流氓兔”和“坏坏兔”，也是很值得思考的。面临西方文化侵蚀的东方国家，大量所谓“异国情调”的时尚，就像同时传入的美容和化妆一样，给青少年及其生活涂上一层“小资”式的假资产阶级表象，身处其中的人们一方面被引诱，被塑造，变得煞有介事，但在深处，又宁可穿臭袜子，不梳头发……剥去种种假斯文假正经，过一过另类SOHO式有“邋塌”生活，这两个方面是若即若离，一张纸的两面。因而可以说，“玩世主义”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雅”的另一面。这可以从百年西方美术史、音乐史、电影史和文学史中清楚看到。

　　因此，随着大量“小资”式的泡沫到处泛滥，看破这些红尘，揭穿其中假正经的滑稽，以个人化和身体化的方式回归自我的真实存在，必将汇为潮流。《涩女郎》之类也是其表征，只不过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小资”们比我们早出道(我们的“小资”还在哈日哈韩，所谓日韩流还在“港台风情”)，东施效颦还有时日。但我们盼望有更为睿智和平衡的作品出现，想一想，这类“流氓兔”式的文艺形象，中国古代早就有了。孙悟空和猪八戒正是当时吸收外来文化之后，拆穿假正“经”和假卫“道士”(唐僧)的经典另类形象，调皮捣蛋、玩世不恭比流氓兔有过之而不及。而两者之中，猪八戒又更加可爱，据最近统计，青少年认同猪八戒的比认同孙悟空多，最不认同的是唐僧。我还正与一些青少年作者在创作猪八戒的动画，我敢担保，老猪比老兔更“流氓”，更本真，更有趣。

　　注：文化评论家、复旦大学顾晓鸣教授对动漫的关注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十年前上海第一届国际动画节，作为参与的主要评论家，顾教授对首次传入大陆的成人动画，已经指出这类几分种的短动画片所隐含着的“拆穿社会文化表象”，“玩世不恭”，却揭示现代人生存处境和尴尬的独特文化功能。而在2001年下半年，顾教授更撰写了《一个人动画时代的来临》一文，集中探讨了几个动画偶像，其中也提到了当时刚刚露头的内地人称为“流氓兔”的贱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