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令狐磊

　　雪村、小小和贱兔，正如性、肥皂与录像带。

　　借助互联技术，这三个当下最为流行的符号成为流行文化的大热。

　　但当一切的记忆被流行元素经过重新排列和演绎之后，人们会发现这一切与时尚无关。或许有人会奇怪：我们为何迷恋上雪村、小小和贱兔了？特别是这个贱兔：莫非真的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亡”？但我们终究掩饰不了对它们的热爱。

　　我们的共有资源

　　在撒哈拉沙漠的黄昏，仍然有远古先人式的原始人生活景象：处在沙漠疏落丛林地带的矮茅房中央，一群黑人正在火炉旁叽哩咕噜地谈论着一日劳作和见闻，比如是今天很仗义地解救了一个同族兄弟，比如是今天和外族人如何开战，当然他们的长老探讨的可能是哲学性的探讨：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究竟月亮上那个玉兔在干什么？他们叽哩咕噜，但他们很亲密，因为沙漠的寒冷不得不紧密靠在一起，正所谓社会学探讨的“人挤人”现象。

　　诚然我们的今日社会也正处于“人挤人”的都市生活状态中，但我们的挤并非如早期那些原始狩猎部落的先人般出于内心的亲密。为适应现代化生存的人都不得不为自己盖上面具和充分的保护盔甲，就像刺猬一样，谁也离不开谁，但又永远无法靠近。幸好雪村、小小和贱兔这些Flash制式的卡通是我们能保持那种可贵的亲密“人挤人”状态的共有资源。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雪村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代表的是我们对雷锋的集体记忆，小小的武打系列动画是一代人共有的江湖情结，贱兔式的颠覆性Flash短片则是我们心底对人类卑贱的大彻大悟大反叛。同时，“东北人都是活雷锋”里面的“东北人”、翠花，小小动画里的“黑火柴棍”和Marshmallow(棉花糖)化身的贱兔，都是小人物小角色小贱种的符号折现。这些共有资源通过当下更为接受和消化的Flash短片形式向我们呈现了卑贱的权力。

　　香港的黄子华则通过他的栋笃笑(单人相声表演)和小强(一只蟑螂的形象)呈现小市民卑贱角色的权力：在2001年他是全香港最红火的演员，而之前他还只是一个只能拍了几十部鬼片都没人记得住他的名字的小角色。

　　卑贱的年代记忆

　　道德的门槛前所未有地低了，接下来留给我们的问题却是如何迈过。

　　每个人都有一个卑贱之心，正如雨果在《世纪的传说》中所说：“愚笨的傻子也有真知灼见；卑贱的眸子也有上苍般闪光，时而温柔，时而凶狠。”现在再请你仔细看看那个眯着神秘的眼睛的贱兔，然后再拿块镜子观摩观摩现在的你，Mashimaro！

　　一个啤酒的卡通广告则以刻薄搞笑的形象给我们展现“有点野”的生活状态：电梯里放屁还自得其乐、用复印机复印自己的圆圆屁股当中秋节贺卡送给人……商业化的渗透力几乎要抹杀我们的人格观。

　　自然，时代的络印在刻画着人类对自身人格的理想追求。上世纪初我们崇拜的是陈天华这样的“义士”，20年代是陈铁军、周文雍这样的“猛士”，30年代是鲁迅这样的“斗士”，50年代是董存瑞这样的战士，60年代是雷锋这样的榜样，70年代是黄帅，80年代是张海迪和崔健，90年代是“四大天王”和乔丹式的英雄，新的21世纪的时候，我们倒不好意思说了——数来数去，我们的身边充斥着贱兔和它的家族：韦小宝、小新、加菲猫、辛普森以至赵宝刚的“贫嘴”们和冯小刚以及他的“大腕”们……我们的标准怎么这么低了呢？

　　实质上，现代人所处的是一个无比物质化生产的高密度社会。面对时尚生产方式和社会机构的厚颜无耻，职业物质性的安排会使人格道德的差异迅速愈合：成为新概念下的新标准。

　　正如我们说贱兔，它是贱格主义之徒，也是一级棒的精神分析学家，这个愈合的标准放在雪村和小小的身上也同样合适：流亡歌手也是堂·吉珂德，武术抄袭主义者也是武学大师孤胆英雄。

　　比探讨人格更为现实的问题是，人类正在变得无以复加地追逐潮流，这种追逐的过程反而比创造一个反人格角色更为无耻——没有任何的创新精神，而创新正是我们时代最为缺乏的纯洁的状态——爱德华·威尔逊在《社会生物学》中这样阐述人类的诞生：“先祖中的落单者反社会行为反而有利于演化，它们通常太年幼或太不顺从，不见融于主流的社会阶层，而不得不去开发新的领域和生活方式。”

　　这样的话，今天在KTV房里面极力模仿着偶像唱腔的青年人得感谢那些落单不合群的先祖的背叛行为，没有它们，我们还得在草原中过着追逐野兽为生的无聊生活，就像那个公仔面的广告般恐怖。

　　娱乐时代的异化

　　内地某电视台一个教育节目曾经做了一个“蜡笔小新现象”的节目，请来一个所谓的幼儿专家作嘉宾，那个女专家在电视上咬牙切齿地对小新的言行举止做了“文革式”的痛批狠打后，更语重心长地告诫：再不能让小新毒害我们的下一代了！宽一律己，宠坏自己，这是必然的反思和提醒。

　　批评家弗兰克·柯莫德说过：我们对任何革新和退化必然会保持怀疑的态度，但是有一点我们很清楚：不可能走回头路。我们不可能毁灭电视，禁止避孕措施，恢复职业道德，也不可能把蜡笔小新和贱兔的产品来个“焚书坑儒”——即使这样做，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索然无味。

　　在这个需要味道和传媒串烧的年代，娱乐精神成为最腐化的化学品。上世纪60年代摇滚乐被招安正是一个佐证，观察家认为《滚石》杂志是一个兴衰的标志。摇滚文化大旗《滚石》杂志在1977年搬离旧金山来到金钱世界纽约城，封面上也从列侬、披头士转向刊登各式当红流行歌手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明确表明作为反主流文化的摇滚乐已经被都市艺术传媒化的商业社会招安。现在看来，HIP-HOP式的黑人说唱乐也正在步这个后尘，底层音乐的造化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异化。

　　在踏入Y2K+02的娱乐时代，我们发现我们爱的东西越来越像我们了：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人本主义，高尚得道岸貌然一塌糊涂的空气里都是大腕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