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走偏锋看短片

　　在2001年里民间掀起了一股DV影像风潮，DV作为一种实际上极单纯的技术手段无疑受到了过分的渲染和标榜。其实，和世界范围内的数码革命同步，DV只不过是一种更为方便也更为低廉的影像工具，它固然使更多人获得了随意表达的可能，但更本质地来说首先是短片拍摄以它有限的长度突破了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让新兴的电影人和电影爱好者获得了充裕的演练。世界上大大小小的电影节历来都为短片特设了竞赛单元，而许多对电影新人有所扶持的私人或国家机构也都是一如既往地斥资支持电影短片的拍摄。最有意思的是，在欧美国家甚至出现了一批专事电影短片创作的导演，与此相应：电影短片也会在专门的艺术院线放映，一组电影短片更会被制成影碟广为发售——在我们的民间影像就“自由表达”、“独立精神”津津乐道了许多之后，或许建立我们的一整套短片制作、发行、放映体系是更长远和切实的。

　　近期年轻导演伍仕贤又带着他的威尼斯获奖的短片《车四十四》进军了圣丹斯，并获得了圣丹斯电影节评委会的特别表扬奖。对于短片，对于自短片起步而在中国电影界闯出自己的一条路，伍仕贤自有一番切身感受。

　　伍仕贤专访：短片有自己的乐趣

　　在中国自成一体又各自为战的电影圈里，伍仕贤算是一个典型的“边缘人物”。他是在台湾出生的美籍华人(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美国人)，从小就随着父母先后生活在台湾、美国、澳大利亚、澳门、加拿大。入读美国华盛顿大学电影艺术系后，源自对中国电影一种极其特殊但当时还十分模糊的兴趣，他转学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并于1997年自该系毕业。用伍仕贤自己的话来说：美国的电影教育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剧本、故事、叙事技巧和商业法则，十分注重实践；但在中国他反而学到了更多的电影理论——不管怎么说，经过几年在北京的学习，伍仕贤操起了乍一听可以乱真的京腔京调，也彻底爱上了中国，并决意在国内发展他的电影事业。

　　刚刚毕业的伍仕贤就和所有在这个行当刚刚起步的年轻导演一样，在整个亚洲地区不断地接拍电视广告和MTV。需要特别提及的还有他1996年拍的轻喜剧短片《东二十二条》，此片在8个国际电影节提名或得奖，并在欧洲成功发行。2001年的《车四十四》可以算是他的第二部短片，就是这部长度只有11分钟的电影短片，成功集合四地区中国人的共同努力：男女主演来自内地,美术指导来自台湾，摄影和监制又都出自香港……伍仕贤也由此正式以全亚洲为工作基地，积极筹备他的首部剧情片。

　　《新周刊》：请先谈谈你的两部短片，为什么会一直拍短片？你觉得一部短片最重要的是什么？

　　伍仕贤：《东二十二条》是一个轻喜剧，它就是在北京那些小街小巷里发生的故事，是普通人在一起会发生的事，而短片只是要把握其中一些有趣的细节。到了《车四十四》，首先吸引我的就是这么一个事件，但它只要用这么长时间就完全可以交待清楚，其中也有很情节化的东西。在我看来，短片虽短，但它从来都有自己的乐趣，故事是很重要的，必须以故事为主，在一个短片中也必须有它自己的转折、变化。一直就有专门拍短片的导演，他们会认为：类型片拍烂了没有意思，拍短片可以很自由地实验很多新的东西。对我而言，短片一方面肯定是现实条件下最容易操作的，另一方面我不会为了刻意追求风格而去拍电影，我也不想为忙而忙。

　　《新周刊》：近年来在许多年轻导演的片子里都极多地渗入了MTV和广告的影像风格，您平时也在从事广告的拍摄，这对你的拍片，特别是拍短片同样会有影响么？

　　伍仕贤：拍广告和MTV确实乍一看和拍电影很像，但是它要在短短几十秒交待很多东西，这和故事片的节奏是完全不同的。MTV和广告的影像风格引入电影，可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它们和我们的现代都市生活本来就很贴近，所以怎么运用它们完全要看一部片子是什么样的内容和题材——对我来说，拍短片和拍广告完全是两回事，还因为我的短片题材的缘故，为了达到那种真实感，广告式的快速切换、摇镜头等反倒成了我必须克服和故意避免的部分。

　　《新周刊》：在你的《车四十四》结尾，男青年听说了一车人车翻人亡的消息，反倒笑了——观众普遍对此表示“难于理解”，你怎么看？这是你特别的安排么？(剧情简介：片中女司机被人强奸，一车人袖手旁观，只有一个男青年挺身而出，但他也没能阻止惨剧的发生。事后，女司机继续开车上路，唯独将男青年赶下车……原来，女司机是把整辆车开下了悬崖。)

　　伍仕贤：(大笑)我发现在国外的观众都特别喜欢这个结尾，只有在国内或者说亚洲地区才有这样的疑问，这里有很大的东西方差异！可能在我们这边大家都习惯了一种模式化的表情，好像说：笑就一定是开心，哭就一定是难过，这是很模式化的表现。事实情况是：人在遇到特别惊诧、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的时候，脸部表情是不自觉的，类似“微笑”的表情更像是一个自然的反应。另外，片中的人物不过是在两小时的车程中偶然相识，还不可能注入过深的情感——这么一笑还是戏剧性的需要，没有这样的暗示，我们可能会以为：翻车只是一个意外。

　　《新周刊》：对于《车四十四》，你似乎特别强调它表现的是人的心理的普遍性，而这个故事也可能发生在任何国家、任何地点。

　　伍仕贤：是的，我从小在各种地方、各种文化中长大，所以我特别关注人性中那些共同的、微妙的东西。(伍仕贤还由此聊起了他经常遇到的一种误解，长着一副老外面孔的他常常会被神经敏感的“民族主义者”看作是，想在中国捕捉各种黑暗面以满足西方的猎奇心态，其实，正因为长在西方，他才特别不满意西方人所接触到的中国印象仍停留在遥远、落后的过去，而他最大的心愿也就是：拍一些真正的都市片，告诉人们一种充满现代感的、真实的中国都市生活。)

　　《新周刊》：听说你正在筹拍一部属于幽默类型的剧情长片，你也强调这种幽默感是以往的中国电影中从所未有的？

　　伍仕贤：现在的中国电影市场上我们见到的多半是传统风格的喜剧和闹剧，就是冯小刚的片子也是有他自己的一套风格，我想拍的更近似于一种黑色幽默，是人和人之间的喜剧。据我个人的观察、体验，在各个地方和各种文化之间也只有人们在面对日常生活的尴尬处境时所表现出的幽默感是相似的。比方说失意、失恋、失业的心境，那种悲的东西、那种感觉都是一样的，如果选择用更“轻”的态度来面对，一种黑色幽默的效果就产生了。《猜火车》就比较接近我所说的那种黑色幽默，只不过我的片子会“阳光灿烂”一些。

　　《新周刊》：你似乎还特别强调一部片子的可看性？

　　伍仕贤：我认为电影首先就是属于大众的，它本身也就是一种娱乐，所以故事性、人物性要强，我希望我的片子能尽可能地贴近平常人。

　　《新周刊》：从拍短片到筹拍剧情长片，你对国内电影圈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加入WTO之后，你如何看待中国电影的前景？

　　伍仕贤：最早我和国外的电影经纪人公司曾有过松散的合约，但我知道我的事业在中国。我已经完成了好几个剧本，其中有些早就进入了融资的过程，但我也越来越意识到在国内拍片导演的工作不可能很单纯，他一个人往往要兼上好多种工作，现在，我每天用来跟人打交道的时间至少都得有四五个小时。而所有的投资人还都爱问我一个问题：你要拍的片子到底比较像谁谁谁的片子？——它们是要我提供一个可以保证盈利的模式，但我只能回答他们：我要拍的正是别人还都没有拍过的那一种。我很期待中国的电影也赶快在WTO之后与国际接轨，我想这样会使很多事情更规范也更简单，我觉得那时我们的机会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