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沫 图/文剑平

　　张路子+陈婉文+李澎：为个性张扬者提供空间

　　所谓BOBO，是由Bohimian与Bourgeoisie综合而成的新名词，前者即波希米亚人，代表反传统习俗和崇尚自由的精神；后者指中产阶级。简言之，BOBO代表嬉雅皮或雅嬉皮。

　　以酒吧养作坊

　　连续两个月来，路子一下班就从天河直奔小北路的BOBO酒吧。简单吃一点东西，路子就点上烟斗，坐在幽暗的灯光下，一边象哲学家一样纠缠在自己的思索里，一边象等待老朋友一般等待着酒吧的客人。

　　通常来BOBO的客人有两种。一种是来酒吧喝酒谈天的，这类人会在一楼选择靠墙的位置坐下；另一种是来做手工的，这类人则会直奔二楼手工作坊，自得其乐地享受手工带来的乐趣。两对情侣落座后时，二楼已经聚集了十来个手工爱好者。本是素不相识的两群人，此时已经不分你我了。当你看到一位体型已微微发福的中年男子笨拙地坐在织布机前织布或者手拿针线缝制皮具，不要笑，在这样的环境里，有谁能抗拒手工体验的诱惑呢？

　　开这样一间酒吧纯属偶然。一年多前，路子在天河的一条小巷子里发现了一个陶艺作坊，每天流连忘返。直到后来，陶艺作坊的“坊主”发了话：你随便做吧，我们不收你的钱。再后来，陶艺作坊的合伙人之间发生了一些变动，作为坊主之一的婉文看准了这个独特的客人的独特之处，于是试探性的问路子愿不愿意加盟，仅仅轻描淡写几句话而已，没想到路子不但只加盟，还“妄图”把现有的陶艺坊彻底“摧毁”,另建一个“楼兰之城”。婉文最终还是被路子的宏伟设计远大理想给打动了。这位坊主身不由己跟着客人“私奔”了。

　　路子最初的计划是开一间集陶艺、做纸张、织布、扎染和自制皮具等等多种手工为一体的作坊，一则吸引手工爱好者，二者推广他的手工概念，让来此休闲的人们充分享受劳动的乐趣，用手工的朴实的质感，唤回都市人对内心的关注，为现代人疏于表达的情感找到一个注脚。

　　显然这个理想主义的图谋在物质化的环境里是站不住脚的。路子与婉文决定同时开一间酒吧，以酒吧来供养作坊，以期降低投资风险。没想到申请酒吧的经营执照比单纯申请一间手工作坊的执照程序复杂的多，困难也大的多，投资更是翻番。从预期的10万元猛增到30万。

　　为了节省开支，两位“吧主”放弃了在临街旺铺选址的想法，定下了小石新街的一处两层楼的商铺。一楼开酒吧二楼做手工。由于不临街，200多平方米的场地，月租只要7000元。

　　各司其职黄金拍档

　　酒吧业务的增加，还带来了一个难题：两个人对酒吧的经营与管理都相当之陌生。于是，吸纳一个有酒吧或餐饮经营经验的搭档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在筹备酒吧的近一年时间里，路子和婉文谈了五六个合作伙伴，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包括“老外”，终因志不同道不合而搁浅。

　　李澎闯入视野的时候，路子和婉文都没敢抱多大希望，50岁的餐饮经理，四星级宾馆的高级点心师，工作稳定衣食无忧，他们想不出李澎有什么理由陪他俩去做这种冒险？出乎意料地，李澎信心很大。他对酒吧的经营管理制定了一套自己的方案。内部管理开始变得有序，酒吧的价格定位调整之后，酒吧的经营状况也开始好转。

　　有了李澎打理酒吧，路子可以腾出更多时间为酒吧策划一些活动，如圣诞节的手工作品拍卖会，周末的“中央美院学生DV作品展播”等活动，效果十分不俗。婉文呢，更是专心致志于手工技艺的开发和完善，精心打造BOBO的手工牌。

　　伊安+卓卓：“耳朵法西斯主义”

　　文/余微微图/王涌江

　　很多朋友跟“能”音像店兼咖啡店的老板伊安抱怨，说店子太不好找了，知道店名是叫“能”，可是“能”字又在哪里呢？更多的人则是在门口探头探脑许久，然后不确定地问：“这家店到底是卖什么的？”没有招牌、门面太小是一个原因，而新鲜开张的“能”店定位尚不明确也是一个原因。在朋友们看来，“能”更像是一个朋友聚会的客厅，但就是不像一家做买卖的店；而在路人和邻居们看来，“能”冷酷的包装和在这里进进出出的年轻人都让他们摸不着头脑。

　　对待这两种情况，伊安的做法是区别对待。面对朋友们的疑问，他会带他们到店门口，指给他们看墙上阴文效果的“能”字，并不厌其烦地解释“能”的寓意：就是日语的“艺能”或者汉语的“能量”的意思呀，而且它不是一个具象的词，怎么想都可以的呀。而对于闯入的陌生人，他就不是很热心了，因为他总觉得他们不是自己预想中的理想客户，索性让搭档卓卓去对付。

　　他们这样互相评价各自的分工：卓卓说，伊安管有趣的事，卓卓管没趣的事；伊安则回敬，伊安管琐碎的事，卓卓管有情趣的事。对伊安来说，半夜两点和顾客一起躺在舒服的沙发床上，关了灯听音乐，正是自己大力鼓吹的和爱音乐的人一起Happy的宗旨的身体力行；卓卓的构想似乎远大得多，她希望把“能”这个品牌做出来，并且通过这个品牌赚钱。有一点则是一致的，他们相信“能”会成为上海最顶尖的听音乐、喝咖啡的时尚去处，就像店名“能”的寓意之一，“有无限的可能性”。

　　开店要趁早

　　开店是伊安的主意。其实他之前在《音像世界》做编辑也没有什么不好，但他觉得，要想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就得趁早，比如开店，先开了再说，不能等了再等，拖到30岁也许就什么勇气也没有了。于是，从《音像世界》辞职之后，去年8月伊安就开始筹备开店的事。开店的资金，一部分是自己的收入，还有大部分是从父母、朋友那里借来的。一开始是打算做成唱片店的，这也是伊安的长项；后来随着同样是赋闲在家的卓卓的加入，又增加了卖咖啡、酒水这一块。

　　对伊安和卓卓来说，开店最大的感触是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办执照跟工商局打交道；装修要和设计师、工人打交道；为了装修工人的暂住证问题还要跟派出所打交道(这是他事先一点也没想到的)；要和应聘店员的各式人等打交道(他们在网上登的招聘启事，最好玩的是碰到了一个卖性用品的人，面试时那人劈头就问，“你们叫我来干什么？”)；还要和卖咖啡豆的、卖咖啡具的人打交道。而且事事都得亲力亲为，就连选什么样的咖啡勺、方糖都要考虑又考虑。

　　最大的一块支出是在装潢上，花了大概10万。伊安的想法是素净、极简，从功能上区分为营业区和享受区两块，而享受区又分为冷酷和温暖两个风格截然不同的区域。现在看来，装潢基本达到了原来的设想：进门的狭长地带是营业区，墙上的货架上摆满伊安四处搜罗来的唱片，主要是他偏爱的电子音乐，而且每种唱片都只有一张；唯一的装饰物是托人从日本带回来的“能面”。两个享受区，一个摆着鲜艳的橙色沙发和红色的椅子，另一个则“冷酷到底”，玻璃桌面、铁支架椅以及玻璃墙都是冷冷的。推开玻璃门，外面是一个小天井，两棵树，“一棵是桂树，另一棵还是桂树”。伊安当时就是先看中这个小天井才最后拍板的。

　　尽管旷日持久的装修使得开店时间一再延后，也让伊安一度情绪低落，不想干了，但店子还是在1月16日开张了。用伊安的话说是“试营业”。

　　“耳朵法西斯主义”

　　现在的“能”店里，除了伊安卓卓两个搭档外，还有两个帮手，男孩是DJ，还有一个主动送上门来做服务生的复旦女生。店的业务主要就是音乐和咖啡两块，由伊安和卓卓分别负责。

　　从经营音乐的角度看，伊安的做法称得上是特立独行。他要奉行“耳朵法西斯主义”，店里只放由自己精挑细捡出来的音乐，而且时段不同，所播放的音乐的调子也各自不同。下午茶时间是轻柔、悠闲的音乐，入夜后变得时髦、节奏轻快，还有异域风情；临近午夜节奏开始强劲，而午夜后又转回舒缓、深邃。这是因为他深感人们的耳朵已经被过分发达的视觉冲击得失去了应有的敏感，他就是要为真正想听音乐的人提供一个能好好听音乐的地方，还有最顶尖的音乐。

　　从本质上说，伊安还是一个文艺青年，一件小事就能说明他对管理毫无概念：客人递过来一张百元大钞买单，他在抽屉里乱找一气没有找到零钱，最后好歹从衣袋里摸出来了，而收下的钱又随手塞进了另一边衣袋里。所以卓卓在外企多年得来的管理经验以及对财务的敏感就非常必要了。卓卓做事颇有成本观念，咖啡配方是从一个很有经验的咖啡爱好者那里“蹭”来的，不花分文；咖啡机太贵了，就买小型的虹吸式咖啡壶、煮意式咖啡专用小咖啡壶，现点现煮，还多了一份情趣；她还自创了一些听起来就很吸引的饮料，包括“非洲落日”、“罗马假日”、“罗密欧与朱丽叶”，顾客都很好奇。而卓卓说，更特别的配方还将陆续出来。

　　至于如何收回投资的问题，卓卓的回答是，开咖啡店不像开快餐店，能在短期内收回投资，而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谓的财务计划，简而言之就是不要把眼光停留在赚小钱上，而是着力于把“能”当作一个品牌来做。下一步要做的是根据试营业的反馈意见加以改进，比如针对标识不明显的问题，要赶紧把灯箱做出来。还要请人做一整套的VI；承接、开展活动，比如在情人节开一个“单身派对”，以及定期的音乐主题派对等等。

　　如果说全上海独此一家的音乐是“能”的标签，那么咖啡、酒水则是“能”看得见的赢利手段。卓卓有段话说得好，伊安的理想主义、热情及冲劲对开店来说非常重要，是店的灵魂；而自己有关运作的概念则是店的骨架，二者结合，“能”才真正具有了生命。

　　阿旦+阿KENT：办公司就像结婚

　　文／黄晶晶

　　这两个人都是广州电台颇有名气的资深DJ，一个做资讯，一个做音乐，现在一起办公司当老板了，仍不愿放弃DJ的工作，每天到了自己的节目时间还亲自操“唛”上阵。“另一”与广州电台签了一年的约，承包下了一个节目的所有从内容到包装到广告的工作，而这只是“另一”业务的一部分。两个人的名片上还印着广告公司的字样，公司也策划一些大品牌的公关活动，这两个仍坚持以“DJ”自居的人已经开始有点摇曳生姿了，不久，“另一”还要搬到更大的写字楼。

　　天时地利所以人合

　　在广州，像他们这样的“DJ”公司共有五六家。“DJ”都是与电台签约，有些签个人约，按劳取酬，其它一切不管。能力更大的像阿旦阿KENT就自己做节目卖给电台。再商业一点的，做一套节目卖几家，走影视制作公司的路子。没走到更彻底的这一步，两人觉得一方面没必要这么唯利是瞻，另一方面他们还想做其它的事。

　　按常理，“DJ”都挺个色，况且还是做娱乐的。阿旦说其实之前也没想过开公司，更别说两个人一起。一切都是机缘巧合：两人之前签约一家法国公司，当时是电台节目的制作方之一，公司后来撤了，电台又不想节目断掉，第一次放下架子要求他俩做下去，刚好法国公司还留下一大堆廉价录播设备，他俩也没多想就接下了，找了间写字楼，还正好是连桌椅隔断都配好的，两个人就顺顺当当没费什么周折做起了小老板。

　　打算合作的那天，阿KENT告诉阿旦：“这一行我成败的经验都有，我已经知道怎么上路。”连更多细节都没讨论过，两人就拿着各自的“细软”，凑在一起过开了日子。

　　个色也有个色的好。两人都是享受生活的人，乐趣是做事的最基本原则，大方向取得一致，就不会有根本分歧。具体问题的争执也有，阿旦的妥协多一些，他还是相信阿KENT的经验。

　　优势互补好生意

　　直到有了自己的公司，阿旦才觉得算是跟社会真正打上了交道。大学毕业后他就直接进了电台，现在听原先做的节目都觉得生硬得很。“走上社会”之后，每天一个钟头的节目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调节，他会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放到节目里面，做节目整个是一种分享的过程。节目听众的年龄跨度也变大了。

　　“开始只是想做一个好DJ，慢慢想尝试制作人的感觉，后来又想着做策划也不错。”阿旦老说自己只会干不会想，一切都是很自然地走出来。所以一谈起公司未来发展方向，他就会把话题抛给阿KENT，“这方面他比我想得多。”

　　阿KENT把“球”接过来：希望“另一”不是那种规模很大又什么都做的实体，还是想在某个类别做得更专业，更纯粹。相比其它类似DJ制作公司，“另一”的优势也就在于不那么商业化，品质非常好。

　　做生意久了，两个人发现商场并没有之前想象般无趣，很多生意人一点不比所谓搞文化的人少情趣，很多客户最后都成了他们的朋友。

　　坦诚默契最重要

　　在阿KENT看来，“坦诚”、“默契”是做拍档最重要的，就像男女谈恋爱，如果互相猜忌、不信任，就肯定会散伙。刚开始合作，两人还是有一点“怕”，两个人都挺情绪化，好在两个人实在太了解，对这个行当又熟得不能再熟，如果不想公司倒台，就要在双方都讲个性的时候，一方让步。后来发生冲突时，两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这个严重性，最后问题都和平化解了。

　　两个人分工很清楚，自己的客户和节目自己负责，另一个人只是配合性地提建议，两个人合作，阿旦倾向于听阿KENT的，毕竟之前阿KFNT曾经是他的监制，都习惯了。

　　DJ的良好口碑使两个人从没为公司业务发过愁，电台是公司目前在品质甚至资金方面最有保证的，但两个人还是希望能不断提升，将来能在传媒行业做出其它同行都难及的品牌。目标不大，公司也尚幼，但两个人还是很开心，不急躁，一切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