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我见过。他没出名的时候我见过，出了名我也见过。我发现他越来越诗意了。最近他又说出一段充满诗意的话：中国足球队冲进世界杯，老百姓上街放鞭炮，那是青春的冲动；而中国加入WTO，老百姓不上街，这显示了中年人的理性。

　　咱的朋友吴思不这么看，说：WTO？上什么街？其实WTO是怎么回事，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明白，上什么街！

　　这话我信。2002年是中国WTO之年，一开年就汽车降价，股市大跌。这些和WTO有关，也无关。其实，WTO谈判最紧要的是保险，连银行、电信、农业等等，都不如保险要命，西方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必欲切下中国保险大蛋糕而后快。但马永伟不参加谈判，他知道的信息比咱多但有限。

　　马永伟是中国保险业的父母官，时任中国保监会主席。早先中国保险业还没有个“业”，全国只有一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没有业也就没有父母官，这唯一的保险公司的总经理胡景沄是个兼职的，他的正职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王恩韶是中国保险业的元老精英，擅弹琵琶。他记得很清楚，1956年北京金融口排练节目，某日，一位相当高级别的中央经济官员踱步过来，问道：你们是哪个单位的？答说是保险公司的，官员做疑惑状，保险公司是哪个样的？

　　胡景沄的后任这样形容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是拴火腿的绳子，说它不能吃吧，好孬也沾上点油。

　　这没多大油水的“绳子”，到1959年干脆停办了国内业务，“文革”中更压缩到四五十人。之所以还留下这点骨血，是因为外国人较真，进出口货物没保险老外不干。当时还有一个行当被压缩但留下一息血脉的是法律，贸促会法律部——做贸易必有纠纷，总不能书记断案吧，必是法律说话。老外认法律。

　　保险和法律，如今大家都看好了，油水大大的。

　　1979年，停办了20年的国内保险业务恢复。之后，又有平安、太平洋、新疆兵团冒出，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做竞争状。

　　人保的日子不好过了。不是由于对手的竞争，而是由于上级要给它动手术。保险业务主要分为财产险和寿险，上级要人保分业经营。1996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变成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下设产险、寿险和再保险三个子公司。这还不过瘾，两年后彻底分开，三个独立的公司。

　　上面分了家，下面省地县也跟着分，分人分钱分业务分债务。许多公司分了家，但人还在一个楼里办公，于是三四五层归产险，七八九层给寿险。大家忙着更换楼顶路边的保险公司宣传牌，忙着签印信封信纸和胸牌。

　　与此同时，保险业的父母官中国保监会也出世了，保监会在人保大楼办公，原人保的三个公司另寻驻地。早先在北京阜成的立交桥边儿只有人保大厦这一栋楼，俯视京城。后来在对面又起了万通广场、华联商厦等大楼，人保大厦就不那么孤单了。单说这万通广场，乃万通集团在全国数家房地产之一，万通董事会主席冯仑原是中央党校一教员，1990年下海到海南搞房地产，几年后杀回北京。

　　中国的国家保险公司相形见绌。更相形而悲的是，国际上又流行混业经营了，中国上层也默许了这一点。于是，人保几年间撕心裂肺地分家，到底为了什么？

　　就在人保伤筋动骨的这几年中，各路英豪纷纷杀入，有本土的，有洋人的，还有派出去的地下党杀回来的。

　　什么叫洋保险？不，人家不自称保险，而是金融服务集团——全交给我吧！比如你的房子烧了，对不起，请到我给你租的房子委曲几个月，我会原样给你重起一座，连电器都给你配上。

　　面对这等竞争，咱就是再爱国，又能做什么呢？

　　诗当不了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