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桑晔

　　身边都是“知道分子”您得承认，以王朔的天分，他很难第一个发现一种社会现象。拿他所说的“知道分子”来说，其实是大家早就注意到的一种人——他的专业可能是经济或者中文，或者什么都不是，可是，城市要发展，他跟您谈城市的辐射作用对区域现代化的影响；大家要挣钱，他跟您谈CIS对企业整体形象和长远发展的作用；写了若干篇IT评论，他接着就跟您谈“9·11”对全球经济的深远影响；“海龟派”把中国股市弄得灰头土脸，他跟您谈中西文化冲突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制约；德里达来中国一圈，他在最短的时间里说起了“书写”与犹太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去美国15天，他一回家就给您弄本“美国与中国”之类的畅销书……诸如此类，普通老百姓的感叹和疑问是这样的：他怎么什么都懂！？

　　不惟王朔轻蔑而生气，知识分子对他们当中的“知道分子”(知识分子是“知道分子”的主力，但“知道分子”不全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有批评：懂一点皮毛，也来卖弄，须知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莫叫一字空”才是读书人的真精神。

　　是啊，在今天，任何一个人要想在一个专业内掌握大部分知识都是不可能的，“知道分子”们造次了。

　　不过，历史总是跟人开玩笑：在美国，65%的公民是通过警匪片学到法律常识的，他们当中，大多数的人并不知道美国最高法院确认“米兰达警告”法律效力的法理学原因，但既然警察抓住史泰龙的时候说：“你可以保持沉默……”他们也就照样画瓢了，为史泰龙、施瓦辛格、布鲁斯威利设计这些台词的编剧我们可以称之为“知道分子”的。在中国，雍正皇帝把知识分子出的“维民所止”考题理解为暗藏“砍掉雍正头”的险恶用心，普通老百姓也很难知道历史之究竟，但二月河这样的“知道分子”塑造的《雍正皇帝》算是给大家上了堂深入浅出的历史课，北大历史系的清史课有1/10000的人听讲就不错了……我们可以顺便提一下杨百万，准初中文化，随便几流的经济学家嘴里嘣几个专业术语都能唬住他，可是“中国股市是政策市，没有政策看消息，没有消息看题材，没有题材看业绩”的著名论断，让成千上万的论文黯然失色，说他是“知道分子”，是给这个词上色。

　　今天的“知道分子”们，就个体而言，无法与他们比较伟大了；但就整体而言，谁又能低估他们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和作用呢？

　　媒体人是很“知道分子”的。方旭等在《北京青年报》尝试“蓄意性操作”，虽然在某些大学新闻系几十年不变的烂课中不被提及，但当越来越多的媒体把“炒作”艺术化的今天，中国媒体人理念的更新，和由此带给社会的影响怎可用三言两语表达？《南方周末》“新经济”和《中国经营报》的编辑记者们全是“知道分子”，拿专业研究的标准衡量，当然是三脚猫，可是谁扼杀了盖茨的“维纳斯”？又是谁把Linux提到文化和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认识？当北京的有关单位把Windows XP丢到垃圾箱、红旗Linux横空出世、都市白领们拿《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当午餐时，社会学家们不该只注意厉以宁、吴敬琏和董辅□。至于赵赫和他的团队运作的“中国财经报道”，在中国的《华尔街日报》没有诞生前，是可以当权威“知道”的。

　　老派知识分子转型而为“知道分子”的大潮流想必是从余秋雨开始的，当年他以戏剧学院院长之尊和美学家之贵大谈文化与历史实在出乎学界意外。尽管有人嘲笑他的“苦旅”其实是金钱之旅，但几乎一代大学生(包括历史系的)的床头必备一册的事实说明他们并不仅仅需要《史记》、《汉书》。崔永元扫荡中国谈话类节目，人生百态尽付其笑谈中，当八百伴的前老板以70多岁的高龄高唱创业人生可以重来的时候，你得承认“实话实说”不仅仅是娱乐，可是这样一个节目的背后，是“学而优则视”的大学人杨东平，谁说他的《城市季风》不可以和林语堂的《中国人》互论长短？而他任总策划的“实话实说”连杨振宁这样的大知识分子，这些年来也越来越热衷于当“知道分子”，谈中国传统文化，谈中国古代哲学理念与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方向，谈中国高等教育的方向，谈现代化与政治体制改革，最近他老先生对中共党史十分地感兴趣！说他不专业当然可以，说他没道理就大谬不然。

　　当然，不是所有的“知道分子”都认为需要为自己当电视明星、报纸常客进行贴金式辩护，他们介入市场和商业化运作的目的是：把知识(可能是连夜回家看来的)当做商品出卖，换回知名度和经济效益，而这种知名度和经济效益反过来会对其学术事业产生巨大助益。一个著名的社会学教授说到意气风发时表示：我是教授中的富翁，富翁中的教授。按阶级分析方法，教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富翁是资产阶级。一个人兼而是两个阶级，说明阶级分析方法的局限，难怪现在流行“阶层说”——顺便透露一下：在智能ABC输入法下，键入ZCJJ，会跳出两个词，“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够远见的。

　　美国社会学家古德纳就已明确强调：在“文化资本”取代“货币资本”而成为社会统治力量的时候，作为“文化资本”占有者的知识分子的种种行为，所挑明的乃是知识和权力的老新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潜意识里，对金钱扮演的角色一直是心存怀疑，马克斯·韦伯所发掘的“努力挣越来越多的钱才是上帝优秀子民”的清教徒式的价值观，从来就不敢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即使在人欲横流(中性词)的今天，正式场合也不可以说挣钱是人生目标。TCL的老总在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中反复强调：对其中坚干部而言，人生价值的实现高于薪酬的意义，怎么能是偶然？挣扎在“君子固穷”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夹缝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因为是主流价值的创造者和演绎者，尤其痛苦。过了几千年，终于开拓出了自己参与市场经济的方式，这应该是一种春蚕破茧式的肉体和精神的解放。

　　“知道分子”在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挟经济力量反攻学术界，更加所向披靡。各大学现在流行量化考核，一心只做冷板凳的同事们出专业书得倒贴，“知道分子”们的书往往是准畅销书，即使要倒贴，对他们也是“湿湿碎”，结果，在量化体系中，他们一样名列前茅。评职称、拿津贴，什么亏不吃，这让专心于精深学问的同事尤其不服。这种事，在“不公平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论者，可能是颇有说服力的证据，但我们知道，公平是现代社会的神圣追求。问题是，这种不公平并不是“知道分子”们制造的——哪个国家的大学像我们今天这样热中于用量化指标衡量教授水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论文只有区区5000余字，陈寅恪当清华大学教授时只有几篇几百字的小论文。

　　然而，“知道分子”们是读书人中最勤快、最敏感的一批蜜蜂，他们知道花粉能酿成蜜，也酿了蜜，至于花粉为什么能酿成蜜，蜜为什么有营养，那是另外一些蜜蜂的事。换言之，在“知识爆炸”(对不起，有没有比这更形象的俗词)的年代，社会需要他们将其中一些尽快地传播开来，以促进人们观念的更新和转变；因为他们的传播之功，社会给予了丰厚的回报。好有一比，方兴东不是因为预料到今天可以到IT公司当董事，才在当初决定写他的IT评论。再有一比，张路也不是因为今天当了国安足球俱乐部的总经理，才在当初拼命地猛K意甲和德甲。当然，我们，另一些蜜蜂，完全可以从他们的历史，研究话语权在新经济中的角色和地位。研究“知识经济”的，也可以以之为范例，研讨“知识”——“经济力”的互动模型和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浮躁、浅薄，是走向沉稳、深厚的第一步。

　　最近，中央电视台2套的“知道分子”们开始猛烈地介绍“物流”，“海尔”的张瑞敏显然被树为“物流”的权威诠释人。网上开始有人批评张瑞敏的赶时髦，但我很高兴某部的领导前两天在电视上也跟着谈起了“物流”。李嘉城是商人，研究他跨国经营模式的是经济学家；我也希望，张瑞敏继续赶时髦当他的“知道分子”，别因为到哈佛商学院讲过课，就拿自己当知识分子(王朔理想中的)，那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