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未来

　　最近出台的国家电影改革的相关条例，确实松动了在出品权等关键环节上的垄断或限制，也试图大力推动独立、成熟的院线体系。对于近年来一直依靠进口大片过活的大多数影院来说，一个规定是切中要害的：“上一年度发行国产片的数量和票房收入将成为下一年度分配进口大片发行额度的衡量指标”可以想见：WTO当前，如何扶持国产片已然变成紧迫的共识。实实在在的院线体系的建立，还将建立相应的选片自由，这也将长远地有利于国产电影市场在投资和回报之间建立良性循环。目前，一切尚在起步阶段，“低成本”也就成为谨慎的投资商几乎唯一的选择……

　　低成本的漫漫长路

　　当张艺谋、陈凯歌在2001年执导着大手笔的《英雄》、《温柔的杀我》一如既往地高歌猛进的时候，我们其实不能忘记：他们终究只代表中国影坛屈指可数的特例，而大多数导演特别是年轻导演还都在茫然地找寻和等待最现实的资金支持，不健全、不灵敏、远未进入良性循环的融资体系就此成为中国电影实现突破的瓶颈——在1959年拯救了整个欧洲电影的法国新浪潮运动里，正是政府出面“国家电影中心”的预付款制度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同样的资金瓶颈。需要提及的还有台湾，也是政府辅助基金项目的建立直接促成了盛极一时的“台湾新浪潮”。在我们当下的国情里，寄希望于政府对电影更大的资金资助无疑既不可能也不现实，中国电影也由此必须在摸索中逐步建立自己的市场化运作。最近出台的国家电影改革的相关条例，一方面进一步放松了对电影出品权的限制，一方面也把选片的自由——即发行放映的自由部分地还给了电影院线。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的自由必然促动可选择范围的扩大，出品权的松动也将允诺给投资商更好的回报前景。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个最理想的预期，那就是：投资的不断增加和国产电影产量的不断提高——而当下情景下最可行的也就是：低成本吸引更多的投资人，更多的电影人也都有机会以低成本影片作为一个开始。

　　一句话：低成本的漫漫长路是注定之路，也是突破中国电影资金瓶颈的希望之路。

　　章明专访：超过400万的投资，很难收回成本！

　　第一次采访章明的时候，他还是有意无意之中就被那股热极一时的风潮所标榜的“独立电影”导演，有传说中很猛、很艺术、也奖项丰厚的一部《巫山云雨》拍出来，却始终无法公映。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除了小圈子里的口碑或争议，章明似乎都是安安静静地待在电影学院里，一面做他的导演系老师，一面接连不断地把想法变成剧本。当时的章明还说：他生性疏懒，所以就等着投资人自己找上门来……再见章明，他已经是巨星影业公司专门拍摄低成本影片的签约导演，和历来擅长炒作的邓建国一道，章明也在这个年头里成为传媒猛烈曝光的对象：从炮轰东京电影节到再度进军韩国釜山，直到第一部低成本新片《秘语十七小时》带贴片免费送全国500家电影院放映……不过，说起这些章明都不太以为然，在他看来他无非是借助找上门来的投资把他的一个剧本拍成了可公映的片子，而作为导演，瞄准低成本的影片和电视电影也就是他眼下最现实的做法。

　　《新周刊》：你早就提及想创作一部恐怖悬疑片，《秘语十七小时》可以算是你在恐怖片类型上的第一个尝试么？你似乎也说过要用恐怖悬疑片跟既有的国产片拉开距离。

　　章明：这个片子原来的剧本在第一道电影审查时就没有通过，经过许多周折，现在的电影除了人物的名字和故事环境没变，其他的已经是大相径庭。我等于是临时重新编了一个故事，新的故事跟恐怖、悬疑是不相干的。(注：2000年5月章明写成了《秘语十七小时》的原作剧本《今天今夜》，用章明最初的描述来说“这是一个恐怖的、有关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表面上是一帮年轻人去游玩的电影”。2001年《今天今夜》计划在釜山电影节获得一欧洲电影基金会设立的“休伯特·巴尔斯基金”奖和一万美金的剧本资助。)

　　《新周刊》：对新近拍成的这部《秘语十七小时》，你满意么？请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片子。有看了片子的人说，片子还是有点恐怖片式的阴冷气氛，你是有意这样的么？故事当中最吸引你的部分是什么？

　　章明：拍成的这个片子很简单，就是一群城市里的年轻人去小县城里玩，遇上了他们很久以前认识的同伴，那个人现在是当地的警察。送他们去景区之后，警察因为执行公务走掉了，走前说好来接他们，结果到最后也没有来……他们被困一地，在人物之间就逐渐呈现种种复杂微妙的关系。至于警察，他向往那群人所代表的不同生活，他也想去接他们，但他就不能如愿……我对片子的整体视觉效果是满意的，这部片可能归根究底就是表达一种失望，这是一群失望的人，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失望。——但一部片子也不是这样就能概括的，真正有意思的一些细节还得自己去看。

　　《新周刊》：这是你和巨星公司或者说邓建国合作的第一部片子，许多人都对你们的合作感到好奇，甚至会有人把你们看作艺术和商业的两极……

　　章明：人和人的交往是没有什么定义的，在喜欢下棋这一点上我跟邓建国还可以说是极有默契。邓建国很早就拍电视剧，但电视剧一定是越来越不好做的，他前几年也请过香港的明星、导演拍了几部片，但他绝对是更加体会到：在现有的市场条件下投资越大、赔的钱也就越多。所以，在拍低成本电影这一点上，我跟他是有共识的。对我而言，一部低成本的片子可以尽量按自己的意思去拍，大概能收回成本也就对得起投资商，一部片又能有一部分的观众看到，就很好了。对邓建国来说，投资一系列低成本的电影也可以帮他在电影市场上持续地保留、拓展一席之地。

　　《新周刊》：从当年的“独立导演”到今天的签约导演，你的心态有没有什么变化？要连续拍片，会有压力么？我看到你现在的名片上还打着一个“泥土电影工作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章明：可以说没什么大的变化，我跟巨星的合约实际上也很松散，我平常也就还是自己写写剧本。至于电视电影，除了跟他们合作，我本来也参加了中央六台电影频道的电视电影拍摄计划。那个“泥土电影工作组”是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搞的，他们都是很好的电影技术人员，平时也没什么，有活我们就一起干。(注：在《今天今夜》筹拍期间，章明接到了邓建国的电话，直接问他愿不愿意拍由他们公司投资的低成本电影，《今天今夜》是第一部。在《今天今夜》送审期间，章明还必须为该公司拍摄系列电视电影。2001年10月章明和巨星签约要在三年内为巨星执导标准长度的电影3至5部)

　　《新周刊》：看过你关于“中国到底有没有流行电影”之类的说法，也看过你就中国电影现状的许多评论，你觉得中国电影现在已经可以建立一些相对有效的盈利模式了么？

　　章明：我提所谓“流行电影”的原意，还是希望把一些复杂的东西尽可能地简单化，而“流行电影”也就代表一种电影发展的必然趋向，即：把商业皮毛和艺术骨肉、时尚外表和先锋内核相融合，从而对人们形成持续的刺激和吸引。但中国电影的根本问题肯定还不在这些提法上，回报机制的不健全使得中国的商业片传统一直以来跟国外的很不一样，我可以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国内：超过400万的投资就很难收回成本。

　　《新周刊》：你似乎始终强调，要在创作过程中对人们形成一种“刺激”？

　　章明：是的，我始终认为：有个性、极端、有艺术天份并且能让我们接受的电影才会让我们受到刺激，能让我们受到刺激的东西才会让我们思考，如果它普及开来，那么它就叫娱乐。而对于导演个人而言：没有刺激就没有表达的冲动。一个时代乐于接受什么样的刺激，几乎也就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人们关注什么、崇尚什么、涉及到当下生活氛围中极真实的一些心态。

　　《新周刊》：DV就是降低电影成本的一大手段，对于国内热极一时的DV影像风潮，你怎么看？

　　章明：首先要明白：玩DV的人其实也还是相对集中在很小的一个时尚圈子里，所以他们真正的影响应该是微乎其微的。不过我绝对支持这个，DV可以实现一种自由表达，而这种自由表达有助于我们逐渐体会到真正的个人自由。中国电影一直都极为体制化，在体制中待久了的人自然也会有一些积习，但他们却是游离于体制之外的一个新群体。我还经常在网上转，这让我感到：年轻人和上一代人、甚至是我们这代人相比就是可以很轻松地把电影着眼于“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