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坤

　　怡文公司的写字间位于广州景观最靓的滨江中路，有美丽的行道树，窗外整治之后水质转清的珠江简直便是这间公司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监测仪的活广告了。

　　刘宇兵、吕群、赵国斌、苏彦群，四个岁数相差不多的青年人，创业7年了，难得仍不离不弃，“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偏离我们的发展目标。”现在公司已经开始像模像样，四个人也开始找到满足感了。

　　做先行不做先烈

　　四个人的最终结合因刘宇兵而起，吕群是刘宇兵在清华的大学同学，赵是他的小学同学，苏是他毕业后分配到广东惠州的同事。

　　1995年之前，刘宇兵卖过计算机，卖过消防设备，最穷的时候是和苏彦群憋在一起写程序。“天热，租在一间工厂的小房间里，赤膊、短裤。”四个人凑在一起，都是一些有点小野心的人，想开间自己公司，但又不知该做什么，又没钱，“凑起来才十几万。”

　　偶然机会，刘宇兵一次参加清华校友会在广州的一次聚会，遇到一名在市环保局做副局长的校友。此人提到自动监测污水的设备越来越多了。之后刘宇兵到其它几个城市转了一转，又同国家环保总局有了接触，四人就此拍板：就做环保了。

　　在此之前，国内水质监测设备也有，而且不少。“1/3在运转，1/3不工作了，另外1/3一有检查才开动。”当时，经济建设仍是各地发展的主旋律，环境污染越来越重，而恶果已经显露。

　　除了看准前景之外，四人还有另一层考虑：这个行业涉足者少，先行一步即可抢占有利地位，本来是学自动化的，对技术不陌生，另外，他们发现国内环保界同样有“清华帮”。

　　怡文1995年研制出的EST-2000A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监控系统直到1999年才出台行业标准，而1996年5月研制成功的EST-2000M/L系列水质监测数据采集器的行业标准来得更晚，要到2001年3月才出现。所以，公司除了常规销售产品以外，还要四处游说各地环保局，呼吁政策与相关行业标准的出台。

　　怡文虽然一直先行，但并非没有对手。“1999年有一个对手，现在已经不行了，2000年有一个对手，现在也不怎么样了，现在也有一个对手，和我们比也处下风。怡文的目标是做好先行者，但不要成先烈。”

　　公司的经营状况2000之前一直青黄不接。“一台设备8000块，一个星期才卖两台，1万多块钱，该发工资了就拖一拖，先交房租，来收材料费用的就先赊着。几乎每年都有难关，差一点就死了，还好坚持下来了。”现在已经开始步入正轨。怡文诺大的格子间里空荡荡地，现在是他们销售的旺季，所有的工程师多出差去了。“我们在外面应收的账款就有几百万呢。”

　　工作生活不越界

　　几乎从一开始，四人就有比较清晰的角色定位：赵国斌负责研发，苏彦群主管生产，刘宇兵掌控销售，作为唯一的女性角色的吕群，有着在外企和广告公司呆过的资历，财务和公关自然就留给她了。四人一般不会有大的冲突，居中调停的是刘宇兵。

　　倒是性格看起来颇内省的刘宇兵负责市场让人意外。“早先不懂市场，研制成功了，就在家里呆着。后来实在呆不下去了，只好硬着头皮出去找，先找校友，但又不是哪里都有校友，那也得去说。”

　　清华的背景和忠厚的面容无疑帮了他不少忙。“人家看着一个从清华出来的，上门介绍自己产品，不乱吹牛，说话很实在，产品又好用。时间长了人家自然会相信你。”不过他也承认现在已经能把话讲得天花乱坠了，“原来是不会的。”

　　7年中困难的确不少。也真的有人动摇，尤其是在网络大热的那几年，有人提议说，不如我们也做个网站吧，圈点风险投资。还好四个人自认都是颇理性的人，定力很强，坚持下来了。“自己创业有一种责任感在里面，是给别人打工不能比的，有跟随你六七年的老员工，为什么他跟你？是因为对你有信心，你一定要有责任感，既是为他们，也是为自己，创业初期事事亲力亲为，现在回想起来，那么大的困难我都克服了，眼界一下子宽了。”

　　如果发生矛盾呢？“我想我们本性都是善良的，因而大家都宽容，有了宽容最基础，工作上的分歧都好解决。还有就是原则同样重要，比如我出去和工作之外的朋友吃饭，我就绝对不会拿回来报销，这样侵害了他们三个人的利益。”

　　还有一点可能对维持他们在工作上的紧密合作同样重要：四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交际圈子，而且互相基本不干涉。

　　私下里吕群是个很好玩而且很会玩的人，是个带有自虐性质的背包客，最新计划是徒步再走一次新疆，见到摄影师就像见到了亲人。倒是其他三位男士都相当之乏善可陈，其中一位更直斥摄影为“农民玩意”，“农民才想把什么都带回家呢。”

　　翁茂青+戴子瑜：开诚布公才能做拍档

　　文/朱坤

　　虽然是做家居用品生意的，不过大家哥公司写字楼的装修却认真麻麻地，还好快搬了。

　　翁茂青，戴子瑜，同岁，一个很老实，一个有激情，也正是这一点让他们彼此吸引。这是两个仍沉浸在创业激情中的小老板，因为经常熬通宵的缘故，翁还带着沉重的黑眼圈，春节了，布艺用品的旺季到了。两个人忙得四脚朝天，却仍然很满足。“累也是一种享受。”翁说。

　　家居用品时装化

　　戴子瑜本来就是做家居用品生意的，在碰到翁茂青之前，一共做了9年。初开始还好，有钱挣，到后来市场空间越来越小。

　　翁茂青大学里学的是工艺设计，却对市场有兴趣。“那时候的布艺还停留在实用阶段，真正美的精致的很少，只能在电视上见到。”

　　戴对翁的“家居用品时装化”的想法很有兴趣，几乎是一拍即合的，第二天就开始讨论公司的成立，但两个人都很谨慎，每个人只先拿出了1万块。

　　没有设计师，没关系，翁自己动手，戴负责市场开拓。产品有了一点销路，需要自己成立工厂了，两个人再分头筹钱设厂。大家哥的名字听起来有点俗，翁茂青对此的解释是，“产品刚出来，没有知名度，又做的家居用品，我希望能有一个又好记，又听起来很亲切的品牌。大家哥是有点俗，但够亲切。”不过公司产品品牌“美之杰”听起来也不怎么地。

　　公司成立两年了，一切渐已入正轨。工厂也一扩再扩，从最初的小家庭作坊变成如今位于广州机场路的两层楼的百十号人的工厂，产品通过与大型超市如沃尔马的合作输入到全国，春节期间定单多得数也数不完，工人开始两班倒，过年也不回家，翁茂青手下的四个设计师忙不过来，他自己自身上阵。

　　“还好吧，现在每月销售额都能过百万。”虽然并未声称一定要在布艺领域称王称霸，但两个人的野心藏也藏不住。

　　性格互补才能结合

　　戴子瑜说自己的性格是那种典型的刻板型：本分随和，原则性强，在商言商利润就一定最重要。比如大家一起去迪厅玩，他怎么疯也疯不起来，尽管他也想疯。

　　“翁生就恰相反，他能同一班后生仔后生女玩到一处，有时还要疯过他们。”当初翁茂青吸引他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翁有激情，有想法，有好的概念。而他虽然从商多年，眼界反而窄了。“以前都试过同其他人做拍档，我两个性格都好相近，时间久了，大家自然而然就散了。也讲不出为什么，反正就是不想再合作。”

　　而在翁茂青看来，戴严谨的个性也是对他偶尔的过于放纵是一种约束。他固然有好的想法，但实际操作过程中才发现具体困难会如此之多。

　　现在，翁茂青负责公司的新产品开发与整体形象策划，戴子瑜主管公司的市场开拓与日常管理。在各自领域内，两人有最终决定权，有重合的领域，两人共同商量决定。

　　万一有矛盾呢？两个人都试过吵得几乎要散伙而不得不分开一段时间让彼此冷静一下。“首先，我们两都承认，我们的目标肯定是一致的，就是希望公司越来越好。这才有得谈。一定要开诚布公，把各自的想法一条一条都讲出来，什么东西都讲出来就不会有情绪化的争论，才能冷静客观的解决矛盾。”

　　有时候，翁茂青会把自己特别喜欢而又得意的产品标低价或直接以成本价出售，“好东西，就应该多点人认识它知道它。我也愿意更多人拥有它。”戴严重不赞同。“做生意毕竟不是玩游戏玩玩就算，好产品就应该赚更多钱才是真。”

　　后来就让事实说话：戴发现部分低价产品对建立公司产品的品牌效应是显著的，而且会持续长期发生作用。争论于是不存在了。

　　两人都成了家。工作之外，两人也都是好朋友。经常和成班同事出去玩，唱唱歌，泡泡吧，翁一如既往地玩得很疯，戴会在旁静静地看。最后买单的总是戴子瑜。

　　小唐&阿超：只跟大公司做朋友

　　文/朱坤

　　位于广州五羊新城的琨成贸易有限公司虽然名字上仍有贸易二字，但其实早就改做计算机系统了。改行的目的很简单：它更赚钱。

　　28岁的小唐看起来仍很文弱腼腆的样子，阿超更小过他，话也更少。公司上下只有十个人左右，都年轻，说说笑笑，一幅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没心肝样子。小唐平时还在另外一家港资的大公司做事，这间公司只是兼职，时不时地他从那间公司溜回来。小唐不在，阿超负责公司的日常运作。

　　公司本是香港人开的，直到现在香港人还是大股东。1995年毕业后的小唐做过程序员，也做过Sales，1998年开始与公司有接触，还间接为公司做过事。一直到1999年，当时公司高层的台湾人去了上海，公司内部人事关系开始不顺，小唐选择离去。直到2001年7月，公司重组，小唐才偕同阿超归来。

　　哪个赚钱就做哪个

　　琨成最早做食品贸易，属于那种珠三角一抓一大把的生意。现在改做计算机系统提供与维护，同样一抓一大把。但当时改行之时，宽带才刚刚出现，当时许多公司的计算机系统都由电信提供，价格昂贵不说，功能也不好。琨成则试图为公司提供更高效更便宜的计算机系统。

　　现在情况如何呢？2001年7月公司改组至今，硬、软件维护赚了大约10万块，硬件工程收了大约70-80万，软件开发也有小小收获，大约有30-40万入账。“钱赚得不算多，但也不少。想一想还挺满意。”

　　因为主要是做服务，所以物料成本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写字间不大，又不是顶级，租金也不贵，原来租这里的公司又留下了全套桌椅，“什么都不用买，公司就开起来了。”提起这一点，两个人还是一幅占了好大便宜的样子。

　　这是一家还停留在草创冲动期的小公司，激情的粗糙痕迹尚未褪去，表面上所有人看起来都还是很随意。两个人说现在已经好多了。因为实际工作中他们已经自觉调整了不少：比如强调计划性，同时力求严谨与规范。

　　小唐和阿超角色分配也未必如通常拍档般清晰，还停留在谁得闲谁就做的阶段。阿超负责内政，小唐招募外援，活多就大家一块上。报酬多报酬少也没太多人在乎。旗下也不乏知名网络公司过来的技术人才，报酬的确低了一档，“但是大家很和睦，气氛很好，做事很开心。”

　　但仅仅依靠这种私人情谊维持一间公司的运作显然是不够的，如果琨成不仅仅满足于做一间自生自灭本地公司的话。

　　不登玻璃天花板

　　1999年底，失业半年之久的小唐一下子遇到了两个机会：去一家港资大公司，或者加入琨成做其中一个股东。

　　“去大公司当然OK啦！大公司制度比较规范，工资很稳定，各项福利也比较好，不太辛苦，挺舒服的，只要按时完成工作就OK啦！最重要的，你可以在这里学到很多商业道理。自己做公司一切都要从新开始，最辛苦。”

　　最终他两者都没放弃。他在那间大公司的同事甚至成了自己公司的有力外援。他固然可以在大公司偷师学艺，同时他也发现，要想通过打工进入上流社会非常困难，它看似近，其实遥不可及——他称之为“玻璃天花板”。

　　客户做得多了，两个人也开始挑挑捡捡。比如，两个人都不是很情愿为某些不规范的本地小公司提供服务，虽然赚钱更多。

　　“大公司呢，电脑化程度比较高，人相对比较固定，沟通也容易点，小公司虽然赚钱多点，但就事头很多，常常下次去上次那个人已经走了，新来的人对原来的情况又丝毫不知情，七七八八事情一大堆。账面上钱多点，工作量反而会大很多。”

　　还有一个问题，两个人几乎同时发现大公司很少用盗版软件，而小公司几乎没有不用盗版的。系统建设中因为软件问题出了错，小公司反而会众口一词地归咎于他们提供的服务不好。

　　对此一点，两人都不能容忍。由人及己，两个人规定自己公司内部禁绝使用盗版，游戏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