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志刚
大概是十年前,当时还是个学生,我记住了“雍和”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的一张照片。照片是黑白的,一群人挤得水泄不通,当中一个老太太从人群中弯腰向画面外焦急地看出去。照片的名字叫《听说周润发来了》。
如此深刻记住这张照片的理由应该有两点:一是当年的发仔,是我们那一代年轻人心目中的英雄偶像;另一个原因就是,这张照片的标题,画面里并没有出现周润发的形象,但是标题的文字给了我画面以外的想象空间。之后的有一段时间,雍和成了我当年学习新闻摄影的一个偶像,我注意到,他是那一年“中国青年摄影记者十佳”的获得者之一。
直到今天,雍和的照片还是无法离开他的文字和标题。这是很多行内人士认为他的失败之处,但却是雍和自己认为的拍照特点和方向,它们在各自的语言空间里展示着独特的魅力,相得益彰,朴实而意味深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雍和的照片更多不是给人看的,而是带给人思考的。雍和的照片无法展示精确的构图、完美的色彩和主观牵强的意念,但它总是有雍和切入问题的角度,雍和用照相机平淡地诉说着他看到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都曾经是那么熟悉,熟悉得你如果不是雍和用照片提醒你,你几乎已经把它遗忘。
雍和已经无法避免地成了上海一座摄影里程碑,不仅仅是他的资历,更多是因为雍和的照片记录了他眼中的上海,随着时空的变迁越来越散发出光芒。几乎每次去上海,我都能看到一些大型活动中看见雍和忙碌的身影。拍照、和政要商界时尚名人们握手……雍和成了名人圈子中的一部分。所以当雍和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一些公关场合,我宁愿相信这只是他拍摄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无论如何也要小心,与雍和一起拍照,你得警惕,因为一不小心,很容易就会败下阵来。
访谈
笔录/严志刚
《新周刊》:在我的印象中,你是中国当代的摄影人中,比较早就把镜头对准身边熟悉的人和事的一个摄影记者。
雍和:我的摄影经历,起源于好玩。“咔嚓”一声,即能把有意思的瞬间留住,尤其是有关人的动作、神态的图像,令我十分感兴趣。80年代初,我刚拿起相机时,上海还没有梦醒,一切还都那么循规蹈矩,有趣的情景往往是在公园里发生的,所以我常常在公园溜达,拍游戏、练字打拳、谈恋爱的人们。
《新周刊》:你的照片无法离开文字,“照片+文字”是你的优势和特色,离开文字,我在想你的照片会不会或多或少丧失了那种令人回味、促人思考的空间呢?
雍和:有些照片不需要文字,比如风光、艺术照片,加上文字反而是画蛇添足,因为太确切的文字或标题,反而限制或破坏了人们的想象空间。我近些年的照片,往往有一段附加在一起的文字说明,这是因为我拍照的动机起了变化。我目前的意图是,通过我的照片,让观者了解一些正在发生或消亡的事,这些不属于艺术,也与创作无关。艺术要不确定、多义性、象征、含蓄、诗意,而我拍照片因目的的不同,所以要确切、明白、真实、直接,就算是要引发观者的思考,也是朝着一个方向去的。没有文字的图像常常自给人一种感观,而理性的任务常常是要借助文字来完成的。我自认为是一个喜欢拍照传媒人,是一个观察哨,一个传令兵,发现情况、传达信息。关心的人只在意我发出的信息是否有价值,而不会在乎我是用图像、文字,还是用声音或其他手段。只要是传播信息,综合总比单一的好。
《新周刊》:很多人认为,雍和十几年如一日,用同样的方式拍照,给自己同样的理由去按下快门,积累的只是照片,但实质上在影像观念上并没有给人惊喜和突破,雍和是否老了?
雍和:积累的是照片而不是观念,我认为这是对我至高无上的褒奖。影像的观念,那是圈子里的事,我希望别人能记着的是那些影像而不是一种什么观念。我到底拍了多少照片,我没统计过,至少也有50万张次以上吧。
《新周刊》:照片的内容和形式,它们中间,谁先进入你的镜头?
雍和:我要把内容呈现出来,而形式只是一个尽量“忽略”的桥梁。形式一定存在,但要有隐蔽性。让人只看到内容,忘记了形式,这是我的要求。“艺术”的细胞是时常会令人春风得意,但往往弄巧成拙,容易使观者只见云雾,不见庐山。
《新周刊》:我注意到你的照片中的每一个细节,看似不经意,实则是你精心选择过的,所有的元素组合在一起仔细看令人意味深长,这种纤细的观察能力来源于你的哪一方面积累呢?
雍和:观察思考很重要,经验也很重要。图像的架构有其特有的技巧在里面。精心是一定的,但不能让人一眼看破,尤其不能假,以传播者的道德观而言,真实的状态才是价值所在。按快门前,我只会在意一件事,这个人在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有无意义。时代的背景是我拍照的重要出发点。
《新周刊》:摄影师、艺术家和记者,你认为哪一个称谓是你认同的?
雍和:我的职业就是记者。在做记者的同时,也兼做一些资料工作。我不是艺术家,很多人这么看我,我自己倒不这么认为。
《新周刊》:除了出差,你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记录着上海的变迁,你的照片有着跟上海无法分割的关系。
雍和:以前曾经把注意力放在远离上海的外地,尤其是穷乡僻壤。后来发现,这个时代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里的一切都极富时代特征,而乡村是缓慢渐变的,我怎么能丢了西瓜拣了芝麻呢?距离产生什么?是美。但与真实有差距。要真实就要近距离。这就是我选择上海的理由。我的照片越来越多,整理非常花时间,但同时我还要拍照,非常矛盾的一件事。目前我的照片都是经过数字途径传播出去的,光2001年就有至少100家国外著名报刊采用了我的图片。假如我都把这些照片束之高阁,这世界上就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人不知道今天的上海又发生了什么事。
雍和简历
男,1956年8月生于上海。
目前就职于《新民周刊》,任摄影总监。
1973年下乡务农,1982年公交公司售票员,1985年《中国城市导报》记者,1992年《青年报》摄影部主任。
1982年开始拍照,1998年前以黑白摄影为主。
1999年后因工作原因以彩色摄影为主。照片刊于国内外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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