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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合
李国庭重又筑起了坚固的防线。他打定主意不再后退一步。因为这迫不得已承认下来的300万元的问题，已经是给了专案组很大的面子了，专案组应该满意了，可以向上边交账了。焦世谦分析，李国庭在按照自己的逻辑思考问题。既然省里下了这么大力气来查他，不让人家得到一点收获恐怕是过不了关的，起码得给人家一个台阶下，这样有意保护他的人也好 说话，以退为进，最终达到滑过去的目的。
"滑过去"当然是一种很不上台面的说法，但翻译成"保护"呢？这样一个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企业家不应该放他一马吗？非得一棍子打死吗？到底怎样的惩罚才更有利于社会，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罪与罚之间是否有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老焦在思考。思考的结果是：不管罚的度怎么把握，罪却必须实事求是地查清楚。罪是罪，罚是罚。现在他只管罪，不管罚。否则就不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别人却把罪与罚混为一谈了。近来的说情电话是那么的一致：手下留情吧！问题差不多就算了。
看来300万元应该是一个很合适的台阶，双方都能够接受，都不失面子。300万元是一个天时地利、众望所归的数字。
为了使专案组明白这一点，李国庭的潇洒有所收敛，"糊涂"开始显现。"两个基本点"都用上了。
19大转移
李国庭再不承认任何东西，拿出证据来也不承认，更别提主动交代问题了。他在等着专案组下台阶，300万元的台阶，该下就下吧！他在看守所内充分表演，好像自己给自己结了案，外面说情人也是这样的口径，里应外合，渠道畅通。看来郊县的看守所还是离省城太近了，封闭办案受到了严重干扰，还要继续改变环境，继续转移，而且不能小转移，必须大转移。中国这么大嘛！为什么非得局限在河北省，别的省不也可以去吗？
专案领导小组的领导同志们决心很大，那么王先治、焦世谦、关厅长、艾检察长们就具体落实吧，大转移，往山西省大转移。
那是1999年11月21日夜里，虽然没有在"烟王"的眼睛上蒙上一块黑布，但也采取了非常有效的"障眼法"，使他不知道将要去的地方是何处。
终于到了山西省某看守所，在那里迎接他的是一个满脸长着大胡子的人。专案组的方针是，地点要变，审讯人员的面孔也要变。这回变出了一个大胡子，李江。李江的眼睛大而有神，凶起来可怕，柔和起来有诱惑力。
李江很理解大转移的用意，这是斗争的需要，离开河北省的辖区，李国庭的关系就够不着了，或者不太容易够着了，但也有打进来的可能，所以地点必须保密，不能让外人知道。李国庭本人更不能知道，谁敢断定他没有办法与外界取得联系呢？为了保住这个秘密，李江挑选了5个表现比较好的犯人与李国庭同住一个号子里，特意嘱咐不能告诉新来的人这是什么地方，这件事做好了算立功，做不好算顽抗，事关每个人的前途命运。所以李国庭一进来，谁也不跟他说话，他也不问。
第一次审讯李国庭，根据过去对李国庭的了解，李江不想一下子就有什么突破，只是见个面，观察观察，见识见识。他看到李国庭很放松，很不在乎，好像一点思想负担也没有，李江知道他这是装的，故做镇静。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被转移到什么地方呢？李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但又没有办法去问。第一次审讯除了由李江讲了讲政策，做了做思想工作之外，李国庭对李江表示了充分的尊重，但是得胜的好像是李国庭，而不是李江。因为精心策划的大转移没有对李国庭造成一点震动，更别说惊恐了，他好像心里早就有了底。
后来李江等审讯人员就跟李国庭混熟了--这事说来也很有意思，本来是对立的双方，你进攻，我防守，势不两立，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思想的交流，不断地过招儿，无休止地论辩、推理、质问、反驳、揭露、戳穿、抵挡、认输，一个过程一个过程地下来，双方竟有了许多的了解，在人性的问题上有了许多沟通，审讯者很为犯罪人惋惜，犯罪人也觉得审讯人很不容易，很仁至义尽，双方就达到了一种相对的统一与平衡，谅解与理解，从而显得很友好，很朋友，当然是在不涉及原则问题的前提下，这就叫混熟了。混熟了之后，李国庭告诉李江等人说，其实你们第一天提审我，我就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因为审讯室的窗帘上明明印有"某某看守所"的字样。当时李江"唉"了一声，有些自嘲，但心情并不沉重，因为问题已经有了一些突破。可是第一次审讯之后，他心里是没有底的，感到"烟王"太强大了，自己对付得了吗？上级把李国庭大转移过来，就是等着由他带人冲上第一线，与之刺刀见红呢。怎么下手？从何处下手？
其实李国庭在转移之后也对自己没有太大的把握了，毕竟被押出了省，关系不太灵通了。但是他的本领是，很会掩饰，不把自己的心虚显露出来，那样就会鼓舞了专案组的士气，对自己大为不利。他要让专案组感到，无论把他弄到什么地方，也不能动摇他的根基，他的势力大得很，所以表面上他必须显得泰然自若，没有压力，潇洒糊涂。他开始跟号里的人打成一片了，交朋友了，过去是不屑于这么干的。他给号里的人上课，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人生经验无私地传授给他们。他讲改革开放，讲知识经济，讲贸易，讲市场，讲国际国内形势，讲自己奋斗史，还讲他潜逃中的种种历险和奇遇。无论到了哪个号里，哪个号里的人都得围着他转。他又成了"王"，成了这些罪人的精神领袖。
他还教青年人学外语。英语、俄语、日语三个语种同时开课，教得认真，学得虔诚，方法灵活，寓教于乐。他不用备课，他脑子里有大量用不完掏不尽的知识，可惜被关起来了。但他还在学习和补充，他在阅读一本很厚的经济理论方面的书，美国出版的，原文。
这些虽然都是手段，不是目的，但他也从中感到了一种满足，一种生存的价值。在看守所里感到满足和价值，这真是一种天大的讽刺！于是他立刻就悲伤了，自己的功业和许多未了的心愿难道就真的要葬送在这里了吗？
人是不容易绝望的。死鸡撑硬劲，表演永远也不能停止。
这个看守所管理得很好，6个人住一个号，5个号为一个院。开饭的时候有饭车推进来，各号里的人便出来打饭，还要集体跑步、放茅、开会等等。还有一个图书室，里面有报刊、电视、卡拉OK和象棋、扑克等，人犯在规定的时间可以在那里度过美好的时光。所以在同一个院内，6个人是一个小集体，30个人是一个大集体。李国庭是这30个人的"王"。
"王"有时候也很不雅观。虽然每天在规定的时间内整齐地一排一排地坐着，或反思，或读条规，他得到了特许可以不参加，可以独自一人躺在床上，在大家都老老实实坐在地上的时候，他躺在床上，充分享受着"王"的尊贵。但是放茅的时候他就不能搞特殊了。他必须跟大家一起在规定的时间蹲在茅坑上进行集体排泄，还不得不把上半截身子露在矮墙上面，让警卫人员能够看得到，以免发生自杀、自残等不轨行为。唯一跟别人不同的是，无论跟谁一起放茅，旁边的人都负有"保驾"的任务，扶他蹲下，搀他起来，顺便还会问一句，"拉屎"英语、俄语、日语都是怎么说的。他就告诉他们洋文怎么说。臭味和洋味混合在一起了。他还要进一步出洋相。集体跑步的时候他的裤子忽然掉了，你就赶快提起来吧，他不，他站在那里让裤子一掉到底，然后喊："报告！我裤子掉了。"逗得所有的人哈哈大笑起来，他却一脸严肃地继续站着不动，等着管教干部下达提裤子的命令。
演戏！纯粹是演戏！李江虽然也很头疼，但他得听上边的，他只管把李国庭的这些表现反映给领导就行了。
焦世谦想，还是得攻心为上。李国庭在攻我们的心，我们也得攻他的心。但前段攻的效果不显著，没有把他攻垮，而且离着垮还远着呢，掉裤子事件就是证明。看来打政策这张牌也是有条件的，火候不到，温度不够，对他也不起大作用。如何进一步加火升温？他有了一个借助上面力量的想法，但这个自己说了不算，得由上级领导决定。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汇报，汇报案件的情况，它的严重性，它的难度，它的……他在悄悄地制造着一种导向，他希望突然有那么一天，水到渠成，神兵天降。
他的愿望实现了。这个案件引起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关注，除了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帮助，还派人直接参与办案。
这是一个很重的砝码。攻心战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李江的火力强大起来。他开导李国庭说，老李(对别的人犯是不这样称呼的，办案人员对这位有过功劳的犯罪老人给予了相当的尊重)，好好想一想吧！劈柴看纹里，讲话凭道理。你的问题如果不大，中纪委能派人亲自坐阵盯着吗？来的干部哪个级别都不小。你以为你不交代问题，总这么僵持下去，省里就会有人替你说话，保你。错了！有中纪委的领导在这里呢，看他们谁敢动？你的那盘棋走不活了，死了。投子认输吧！党的政策从来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这时候再谈政策，他就听得进去了。
他很害怕中纪委的介入。这证明自己的案子升级了，由上头说了算了，上头盯死你了。春节期间办案人员都没有休息，连中纪委的人也没有回家过年，看来的确是动真的来实的了。回旋之地大大受到了限制。难道这步棋就真地走不活了吗？
他陷入痛苦的思索中。他开始做起不祥之梦来。白天还忍不住把梦向办案人员说出来。情不自禁，还是有所试探？看来是两者皆有之。他不再装样子了，他开始接近真实了。
"晚上做个梦。"他说，"法院宣布我数罪并罚，死刑，立即执行，'砰'地就是一枪。我就醒了，吓了一身冷汗。"
说这话的时候已经不害怕了，既是情不自禁的表白，又是对办案人员的试探。但办案人员久经锻炼，听了他的不幸的梦，没有任何表情。"烟王"大失所望。
20两个女商人到案
2000年春节前后，两个与李国庭有牵连的女商人相继到案了。一个是港商白娜，一个是民营公司老板楚华。李国庭与两位女士来往密切，且传言关系暧昧，但专案组着重了解的是经济问题。
这是两张王牌。
此时李国庭的心理防线虽然已经不坚固了，但要让他主动说出自己的问题来，还是不现实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专案组迟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他的心理防线一定还会重新坚固起来。
焦世谦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为两位女士的到案欢欣鼓舞。要知道能够拘留到她们也是很不容易的。听说李国庭犯了事儿，她们很快就从社会上消失了。楚华不在她的公司里，全国那么大，哪里去找？白娜，香港商人身份，特权很多，国内国外，活动范围更大。但是，机智的办案人员最终把她们都找到了。
楚华是1991年通过某机关特供处的一位干部认识李国庭的，当时她是北京天元公司经理，这是一个靠挂国家某单位的民营企业，经营名人字画、古玩、水产品等。为了获取暴利，楚华想从李国庭那里批发香烟。李国庭见她很有来头，不仅是某上层干部的干女儿，丈夫还是香港廉政公署官员，公公婆婆全在美国，很有利用价值。所以二人一拍即合，很快就做开了交易。
楚华在天津保税区又注册成立了一个天津天元公司，并征得李国庭的同意，与广西某单位做汽车配件生意。当时李国庭在北京从楚华手里拿去了天津天元公司的营业执照和保税政策的复印件，说回去跟厂子商量商量，给你投点资。然后就以烟厂的名义往天津天元公司汇去了500万元。楚华将这500万元，加上自己的300万元，共800万元，汇给了广西某单位，合伙做生意。是从韩国购进汽车配件和整车。结果在大连被海关查获，楚华赔了400万元。
过后不久，李国庭给楚华打电话，说又以烟厂名义汇去500万元，收到没有？楚华问怎么还汇款？李国庭说，这是让你给换外汇的，国家给烟厂的外汇不够，允许自己换。楚华说，这么大数额，可得慢慢换。李国庭说，慢慢换找你干啥？急用。你手里不是有20万美元吗？给我吧，在家里放着，晚上我去拿。再给我准备200万元现金。再给我弟弟李国泉汇100万元。楚华照此办理，500万元基本两清了。
算总账，张家口烟厂共给天元公司两次汇款1000万元人民币，楚华3次给李国庭美元33万，当时折合人民币320万元，给其弟李国泉汇去60万元，4次给李国庭现金200万元，给烟厂买水产品30万元，从南方买仿生植物60万元，汇款给烟厂100万元，共770万元，还欠230万元。每次给李国庭钱时，楚华都向他要手续，但李国庭说，我的钱都在你账上，再要手续，不等于我向你借钱吗？遭殃还为热心肠吗？是的，他不会遭殃的，那就只有对方遭殃了，钱白还了，因为所有给李国庭个人的钱都没有手续。
但这只是楚华的说法，李国庭会承认吗？
李国庭不承认。李国庭只承认烟厂两次向天元公司汇过1000万元，只承认汇给其弟弟李国泉后又据为己有的100万元，其它什么换美元，提现金等等，全不承认。但是这已经够了。贪污100万元，滥用职权，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900万元，这是完全可以认定的了。这就远远不是只有300万元的问题了。
焦世谦在向着自己的目标走下去。
21"第三者"
正当专案组不断从两位女商人身上取得证据，向李国庭发起猛攻的时候，焦世谦不得不把盯着目标的眼睛向背后转过来，看看射来的暗箭是否有致命的可能，因为一旦致命，他也就不能再盯着目标前进了。这是明智的。
电话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打来。口气很大，要求他实事求是地办案，既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要适可而止。如果……否则……把意图和威胁包装在冠冕堂皇的言词里。
直接恐吓的：姓焦的，别太狂了，小心你的一家老小！
威胁加请求的：得饶人处且饶人，手下留情吧！如果……否则……
凡是"如果"之后的话都非常美好。如果按照我或我们的要求去办，你就会怎样怎样，总之是，政治上前途无量，经济上脱贫致富。凡是"否则"之后的话都非常吓人。不是要他的政治生命，就是要他的肉体生命，后者还要附加上他的亲人。
他既不想去"如果"，也不想被"否则"。他只有多加小心。生存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办案中的生存。他经常能把危险的时刻算得很准，动员妻子和女儿去逛商场，遛大街，不要在家里呆着，连续一天、两天、三天……
他坐车出行，司机是个机灵鬼，仔细检查车里车外，迂回前进，绕道而行，不走一条路线。老焦说用得着吗？司机说非常用得着！他已经发现过几次不祥的迹象，不得不防。他吃的不是太平饭。
一些外围证人也受到威胁。
有的举报人，本来是他主动举报的事，话说是虚，落笔为踪，但他就是不落笔，不出书面证明，他不敢，让他在举报记录上签字，他也不敢，完全被"烟王"的势力吓住了。吓住了你倒别来举报啊，但他又痛恨腐败，不举报不行。有的根据线索千辛万苦找到一个关键证人，他却死活不开口，你磨破嘴皮子，他也不开口。办案人只得无功而返，他有保持沉默的权力，他也没犯罪，你不能"双规"他，更不能拘留他。有的虽然开口了，但是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是不往点子上说，不往要害上说，不敢伤着李国庭。
终于遇到一个敢于开口的了！办案人员说，我们马上到你家里去！不行，不行，千万别来家里！那个人着急了，说我到大街上去，你们在哪条街哪个商店门口去接我。车一到，他赶紧"呲溜"一下钻进来。他不让把他往"总部"拉，要求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去说。都答应他。好不容易取了证。送他回来时，他又有要求，说不要送到家门口，送到某个公园门口就行了。
这是在干什么！这说明了什么？
谢天谢地，白娜小姐没有受到威胁，白娜小姐被专案组保护得很好。
谢天谢地，白娜小姐是个爽快的人，是个诚实的人。她把一切都说了。是的，她跟李国庭很有交情，甚至感情，她认为说出那些事情来，也不影响交情或感情，因为那些事情都不是什么犯罪，一点也看不出犯罪的迹象，而且非常地正规，非常地仗义。她甚至是带着感情或感激在说那些事情的。她认为自己说了那些事情，或许还能起到改善老李目前处境的作用。她是真诚的，也是善良的。
她是一个很现代的女人，却也能够知恩图报。老李是他的大恩人，她很愿意为老李做一些事情，也很愿意配合老李做一些事情，所以就总往内地跑。这就引起了另一个女人的关注，使这个女人吃了醋。她就是冯季玲。在冯副厂长眼里，她简直就是个妖女，是个"第三者"。白娜是1990年从大陆去澳大利亚一所商学院一边学习，一边打工的，现已取得了澳大利亚和香港的永久居留权。毕业后她在香港老板的电脑绣花厂当职员。老板夫妇和三个孩子都不会说英语，她既当秘书，又当翻译，还给这家人代读代写书信，关系非常密切。
1992年，香港老板带着白娜到香港与大陆做生意。她通过老板认识了法国机械设备总公司董事长。老板与法国人在香港成立了投资公司，白娜成了当然的公司职员。公司为了拉拢李国庭，而在海南设立了一个办事处，让李国庭的弟弟李国泉当主任。老板嘱咐白娜说，你要对李国泉客气些，目的全是为了讨好李国庭。
1992年12月，白娜终于跟着老板和法国人，与大名鼎鼎的李国庭认识了。李国庭见白娜头脑清楚、气质高雅、办事爽快，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第二次李国庭到香港来，住在三星级宾馆里。这时老板已经回澳大利亚了，让白娜好好陪着李国庭玩一玩。白娜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她陪着李国庭到很远的地方去吃李国庭最喜欢吃的面条，去喝泰国茶。通过这次接待，二人的关系便非常密切了。李国庭回到北方以后，还惦着白娜，经常给她打电话，问她一个月挣多少钱。她说只挣8000港元。李国庭说太少了，便大骂她的老板，并让她自己搞个公司，"自己干，我帮助你！"
白娜以为说说而已，哪知道"烟王"一诺千金，很快就给她汇来10万美元。在李国庭的帮助下，她瞒着老板，自己在深圳成立了个大亨投资公司。李国庭指示其弟李国泉跟白娜做可可豆生意。白娜到马来西亚大使馆找到一些资料，从资料中选中马来西亚一家生产可可豆的公司，通过传真取得联系，签定了一份价值15万美元的合同。这笔生意做成功后，在李国庭的指示下，李国泉又与白娜做了一笔让她赚钱生意。第三次李国庭便亲自出马了，他在电话里通知白娜，说张家口烟厂需要一批BOPP透明纸，请她供货。还说这本来是让你们老板做的，现在我跟他们闹翻了，改由你来做。白娜从老板的公司拿了样品，给李国庭寄去，然后做成了这笔生意。做成这笔生意之后，白娜的翅膀硬了，便通知澳大利亚的老板，提出辞职，说要自己闯一闯。
白娜退出老板的公司后，李国庭又指示李国泉，把过去存在白娜原老板公司账上的220万港元，汇到了白娜的账上。白娜发达起来，她时刻忘不了自己的大恩人李国庭。她经常往北京跑，往张家口跑，有时还邀老李到深圳来。
他们的活动受到了冯季玲的严密监视。他们什么时候通过电话，白娜到北京后住在什么宾馆，他怎么去见她，她给他寄来贺卡了，等等，冯副厂长全部掌握。有一次李国庭跟白娜通电话，她就在旁边，虽然他们谈的是生意上的事，她心里也很不好受，因为当着她的面这么通电话，这么无所顾忌地交谈，本身对她就是一种打击。她感到他们急不可待地要在北京会面了。她终于忍不住了，在1996年的一个冬夜，她左右睡不着觉，就借此机会把白娜一事向李国庭全盘端出，当时她很理智、很冷静，完全是善意指出，没有任何责怪的意思。但是她的一切努力都没有起到作用，李国庭继续抓住白娜不放。白娜对他太重要了，有着深远的意义，绝非冯季玲所想象的那么浅、那么俗。
他的计划在一步一步地实现着。但是白娜不明白他的这个计划。他就是让她不明白。只有在她不明白的前提下，这个计划才能实现。
白娜跟李国庭共做了BOPP透明纸、太阳纸烟盒和钻石纸烟盒3笔生意，这3笔生意的货款共465万元，李国庭却迟迟不给她汇过来。李国庭在作一篇大文章。他之所以看中白娜，肯于帮助她，主要是看中了白娜的人品和素质。他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不会轻易地背叛他。白娜对他是一个大有用处的人。因为白娜是境外商人，向她这里转移资金比较安全。他先以恩惠把白娜笼络住，然后再向她这里转移资金。李国庭之所以迟迟不归还白娜的货款，一会儿说烟厂资金紧张，一会儿又说把发票丢了，时间一再拖延下去，是想给白娜造成一些经济上的困难。白娜实在是支撑不住了，但又不好意思要货款，就说公司资金周转不开了，太紧张了，老李你能给我想点办法吗？李国庭说好吧，我从朋友那里给你拆借一些钱吧！
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他把自己索贿受贿的钱一笔一笔地转移到白娜的账上去了，让她当周转金使用。既然是我帮你拆借来的钱，就不能从我这里寄给你，所以那些钱没有一笔是以李国庭的名义汇过来的，全是走的其它公司的账号，用的是其它公司的名义。
阎满常以昌平糖烟酒公司名义汇去100万元，贺银以延庆糖烟酒公司名义汇去260万元，王卫国以石家庄市糖烟酒公司名义汇去108万元，再加上李国泉转移过去的200万元(港元折成人民币数)，共668万元。当这些款到位之后，李国庭又通过天津锦华公司向白娜一次归还了上述那3笔生意的456万元货款，虽然还差9万元，白娜也不要了，因为拖欠的时间太长了，一下子归还这么多，已经很满足，况且李国庭还有668万元在自己的账上存着呢。
她不知道这是李国庭索贿受贿的钱，真以为是李国庭为帮她而向朋友拆借来的呢，现在他犯了事儿，赶快把这笔款交出来吧，没准还能帮他减轻点儿罪过呢，她就把668万元如数交给了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当专案组把这668万元的问题摆在李国庭面前的时候，他无话可说了，承认了，虽然其中有的款项认定受贿还得经过严格的法律推敲。
专案组的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
22灵魂的较量
2001年，当新世纪的曙光照耀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的专案破案人经过长达3年的拉锯战，都感到有些精疲力尽了。但是他们还是充分沐浴和享受在新世纪那灿烂而温暖的阳光里，只是心境不同罢了。
"烟王"的路已经走到尽头了吗？我们可以算一算账，他的钱已经不少了，已经够那个的了。再加上此后的几次突破，最后定案的金额为2700万元，其中贪污449.5万元，受贿433万元，外加47万美元，挪用公款500万元，滥用职权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900万元。这个数字已经足够了，也就是说，按照党纪国法可以给李国庭任何处置了。当然以后还有极大的可能使数字继续增加，因为目前冯季玲和他的弟弟李国泉都在逃，许多证据取不到，而李国庭又是不见证据不开口的，所以只能到2700万元打住了。
冯季玲涉嫌贪污2981万元也打住。
阎满常非法获利1.5亿元也打住。
4.6亿元的案值是根据张家口卷烟厂超计划生产销售卷烟31.5万箱算出来的，除了上述犯罪金额，余下均视为违纪金额。当然，今后随着在逃人员的到案，犯罪金额还会继续增大，违纪金额就相应减少。这是一对变数。但4.6亿元是固定的。
您看，这么大的数字计算推导起来也很容易，首尾相结，严丝合缝，说得一清二楚。
可惜人不是数字，人是灵魂，肉体加灵魂。跟李国庭在数字上的较量可以打住了，但灵魂上的较量还没有结束，而且更加激烈了。
他没有认输。虽然他的"潇洒、糊涂"和外围的势力关系没有能阻止强大专案组的数字推进，这个数字足可以把他做的那个被枪毙的梦变成现实，即"砰"地一声消灭了他的肉体，但是他的灵魂还是那么的强大，那么的有理，那么的雄辩，那么的盛气凌人。
尽管他口头上一再表示："我认罪伏法。"但那仅仅是一种策略，希望能给领导一个好的态度，免他一死，继续活着。李国庭很会掌握分寸，在"认罪伏法"的大前提下，大讲过去的为人之道和对工厂的贡献。专案组给了他这个机会。办案后期都要总结经验教训，深挖思想根源嘛！
犯罪之前的李国庭是很有人格的，他聪明，敬业，从一开始就是个当"烟王"的苗子。"恒大"香烟过去是非常知名的，"那是我弄出来的。"他说。他是一个优秀的技术员，他还有敢想、敢说、敢干的好品质。但没有赶上好时候，他被打成了右派。
他到车间里劳动去了，什么脏活累活全干。那时候的人都很廉洁，不敢拿工厂的一片菸叶半把烟丝。为了避嫌，想抽烟就到工厂对门的小铺去买，而且必须买外地品牌的烟，不敢买本厂生产的烟，虽然本厂的烟要便宜许多。一个技师勇气一来，把4条本厂生产的低档"官厅"香烟带回家，第二天却丧失了勇气，害怕得要死，趁人不备，爬上工厂的水塔，然后纵身一跃，跳下去了。以后人们的勇气越来越大，工厂里的什么东西也敢往家里拿。李国庭当厂长后，把这种现象制止住了。他说你们这是害自己。他建厂房，买机器，发展生产，搞活营销。随着工厂的发展壮大，他同步提高职工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待遇，每人每月发给6条自己工厂生产的香烟，也就是你自己亲手生产出来的香烟，而且是最好的极品烟"迎宾"、"大境门"，抽不了，你就送给亲朋好友，算是广告宣传，多么精明，多么富有人情味啊！
这是反思吗？这不是在为自己表功吗？每当这个时候，专案组的人员都要提示他一下，别忘了挖思想根源，你是怎么走上犯罪道路的？他就赶紧说，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中资本主义的毒太深了。接着他还是说他的功劳，他实在是忘不了那些功劳和辉煌，他曾经是那样的痴迷而投入，难道是因为痴迷和投入才犯罪的吗？他有点搞不清楚自己了。他暂时迷失了现在的自己，过去的自己便更加清晰地突现出来。
焦世谦在冷静地研究着这个人。现在他有时间和精力从另一个角度研究"烟王"了。斗智斗勇已经过去，现在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他要以自己没有犯罪的人格和心灵，去较量那个已经犯了罪，但从前却是很优秀的人的人格和心灵。
焦世谦是一个很拧的人。为什么非得较量这个呢？你已经胜利了。但他觉得，非得在灵魂上也战胜"烟王"，那才算彻底的胜利。如果不能在灵魂上战胜他，那将意味着，自己要是摊上事，与他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也是会犯罪的。谁能挂着无事的牌？
李国庭不回家过夜，并非完全为了冯季玲，他"爱美人更爱江山"，他的江山就是张家口烟厂，坐稳了这个江山，他就在政治上站住了脚跟，叱咤风云，人大代表……一分精神，一分事业，马虎不得，懈怠不得。每当他走进机声隆隆的车间，他的心就陶醉了。他站在传送带前，看着那么多美丽的女工甩动纤纤细手，把香喷喷的三种不同菸叶撒在传送带上。以这三种菸叶为主，按不同比例搭配，制造出各种档次的混合型香烟和烤烟。他已经给它们制造出各种不同的味道，安上了"迎宾"、"大境门"、"山海关"、"北戴河"等各种美好的品牌，然后指挥这支魅力无穷的队伍去占领市场，他就是这支队伍的"王"。
但是他仍然觉得他很不自由，他很头疼。他说，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小步慢跑，资本主义国家却不必这样，可以大步快跑。因为他们的企业是个人的，抓住机遇，一年我可以赚它几百个亿，来个大步跨越，明年没有机遇赚少了或者不赚或者赔了，退步了，下降了，也没有什么关系，不会有谁来找你的麻烦，追究你的责任。可是在我们的国有企业就不行，今年发展了，明年还要发展，要递增上去，只要上去就不能下来。所以张家口烟厂连续8年均衡发展，每年上缴利税6个亿，是有奥妙的。这期间我有抓住机遇大发展的时候，也有不发展的时候，但对外显示不出来。我把大发展赚的钱都买成了菸叶，厂里每年都储存有10几个亿的菸叶，这就是调节器。
他说，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发展了，人们解放思想，按经济规律办事，认为自己贡献大，可以多拿一些，结果犯了罪。比如，张家口烟厂从来不买香料厂的香料，而是买化工原料自己配，这个主意是我出的。别的厂一箱烟买香料需400多元，而我们配香料只要70元就够了。这提高了多么大的经济效益，可我一点好处也得不到。去美国买机械设备，是二手货，但也不太落后，适合我们使用，但他价儿要得太高，还不供给配件。我当时就火了，甩掉翻译，直接用英语指出那些设备的许多毛病，说必须大幅度压价，并且供给配件，否则我们就不买，你这些过时的设备就成了一堆废铜烂铁！对方见我确实是个内行，便以合理的价格，并供给配件，出售了这批机械设备。我个人仍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如果是给资本家干，买卖成交，我可以提成10%，这叫"口袋里的钱"，是不犯法的。
我为烟厂、为国家做出这么大贡献，可是退休以后将一无所有。1992年，我已经66岁了，香港有人请我帮助管理企业，年薪10万港元，我没有答应，心里放不下张家口烟厂，领导也需要我继续当厂长。但是心里开始不平衡，便按资本主义的方式自己给自己解决"口袋里的钱"的问题。我到北京大饭店，给我倒酒的小姐每月开四五千元的工资，而我每月只有1800元。不合理啊！
他继续说，我觉得，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应该有一部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用来规范厂长经理的行为，比如可以实行年薪制，根据他们的贡献，让他们多拿到一些钱，名正言顺地解决"口袋里的钱"的问题。据说现在已经着手这么办了，但我成了牺牲品。
听了"烟王"的这些叙述，焦世谦感到此人确实能干，最后走向犯罪很令人惋惜。他的犯罪是有理论指导的，"势"已形成，马到跌时收缰难。但他比那些把工厂搞垮，不顾工人死活，自己却大发其财的厂长不知要好上多少倍。焦常委很佩服犯罪之前的李国庭，他与众不同，干出了一番事业。
他又想到了罪与罚。但也只是想想而已。他实在无力承担或解决这个课题。他只能拐过弯儿来这么想：如果自己处在李国庭的位置上会怎么样呢？也会干得很出色吗？也会去拿"口袋里的钱"吗？
这将无法验证。他只能判断，用他当"知青"时的经历当坐标。
那时候他在乡下苦干，很苦，但他有力气，也就不觉得有多么苦，反而体会到劳动的快乐。他很投入地劳动着，也像"烟王"进入车间那么陶醉吧，达到了不会权衡利弊的程度。所有"知青"都盼着回城，他却觉得回不回都一样。他除了在生产队干活，收了工还给社员干活，挑水，脱坯，家家的水缸朝哪边放，能盛几筲水他都知道。社员们都很喜欢他。过中秋节家家互相赠送用白面蒸的大月饼，焦世谦自己不会蒸，不能给别人送，但是家家给他送。他故意躲出去三天，想不接受这些礼物，他知道那个年代白面是非常金贵的。没想到三天过后一进门，看到了满屋的月饼，它们放出强烈的白光，对他展开灿烂的笑脸，好像是在笑他的天真和愚蠢。
他成了县乡的先进"知青"，上边戴帽下来，点名让焦世谦回城，这是任何"知青"都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他也从陶醉中清醒过来，很理智地想了想，还是回城好。回城对他产生了诱惑力。好像李国庭所说的"口袋里的钱"。但他认为在农村才能大有作为，他的事业在农村，还有父老乡亲的感情，还有笑开了花的大月饼，他不能背叛他们，他要守住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所以他没有回城。不仅守住了一次，而且守住了4次。县里4次戴帽下达指标给焦世谦，他4次慷慨地让给了别的"知青"。
凭这个劲头是否可以抵挡住对李国庭那样的诱惑呢？
焦世谦觉得还是没有把握。回城的诱惑似乎还不够有力。那么自己有生以来还抗拒过什么更为有力的诱惑吗？他想了一下，想起来了，那就是挖海河的时候。第一次挖海河是愿意去的，新鲜。第二次就不愿意去了，太累，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每到挖海河之前，能够留下来不去成了最大的诱惑。许多贫下中农留下来了，让那些"四类分子"去。他又跟自己较上了劲儿，去，死不了就去！他又拉上独轮车去挖海河了。与他同去的不再是阶级兄弟，而是"四类分子"。
他的行动感动了全村的人。所以，当1973年他经过考试，当上"工农兵学员"，准备去河北大学经济系报到的时候，全村的社员就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不让他走。他们认为把这么一个"知青"放走了，那是不明智的。他们失去了理智，只觉得世谦跟他们的关系就像粘饽饽似的掰不开，而没有考虑世谦的前途。
本来为了欢送世谦上学，大队干部做了精心的安排。让他所在的那个生产队的社员们那天就不要出工了，专门送世谦。别的生产队还要照常出工，不过可以在村边公路两旁的田里干活，这样世谦走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夹道欢送了。设想得很好，安排得很有创意，但是到了这一天，全都乱了套。全村没有一个生产队派活出工，男女老少涌向世谦的住处，屋里院里街上，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密不透风。
一见这情景，焦世谦感动了。本来为了一户一户的道别，他已经向学校请了10天的假，现在都告别完了，该说的话都说了，当时大家也没有特别不让他走，都说，孩子，为了前程，走吧！现在怎么又突然都变了卦，联合起来把他围住，不让走了呢？他的两只胳膊同时被五六双粗糙的手紧紧地攥住，女人们的泪水打湿了他的衣裳。
他决定不走了，不去上大学了。他郑重地向大家宣布了这一决定。全场一片欢呼，即刻又鸦雀无声，人们默默地为他闪开一条道，攥住胳膊的手也一双一双松开了。那是让他去，让他走。让他走一条光明大道，别再跟我们一块儿土里刨食儿了。
但他的拧劲儿上来了，坚决不走。
不走也不行，上来几个小伙子，连拉带拽把他按在自行车的后椅架上，扶着推着就走了。原计划用7辆自行车送他，现在全村所有的自行车都上了阵，浩浩荡荡，像举行公路自行车比赛。
这是一份沉重的感情。
如今每当他想起沧州盐山县那一片白茫茫的低洼盐碱地，那至今还没有真正脱贫致富的农民，那份沉重的感情之债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所以他绝不会像李国庭那样去巧取豪夺，不会，绝不会的！
"烟王"把日子过到刀尖上，血盆就在眼面前。他绝不会的。
况且他还有一种拒绝诱惑的拧劲儿，一种很扎实的基本功。
在这场灵魂的较量中，他彻底战胜了"烟王"。
责任编辑：杨晓升/张颐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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