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坤

　　因为接连和小布什和几只熊拧了起来，清华学生成了当下网上最热评的对象。根据新浪的统计，对于黑熊事件的网友评论，数量远超“9·11”和“赵薇军旗装”事件。焦点有二：其一，当今大学生普遍心理不健康，名牌高校尤甚；其二，关于清华是否名副其实的问题，来自那所和清华齐名而近年又被清华抢去不少风头的邻校的攻击尤其猛烈。

　　事发不足十日，关于青岛某公园职工因心情不好迁怒动物而毒杀2熊5鹿再度浮出海面，网友们一边惊叹“这哥们儿真绝，下手更狠”，一边不得不承认，原来心理不健康的问题原来不止天之骄子们有，普通老百姓也有。

　　清华当然不会鼓励学生去害熊，将虐畜与清华挂钩即使不荒唐，也相当无稽。其实剥离刘海洋的清华身份，他不过是个正常公民。他用硫酸将熊泼成重度毁容的起因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青岛王某的原因更是滑稽：他只是对同事间流传的关于他嫖娼跳楼而跌断腿的谣言不满。动机虽然可笑但并非不可理解：毕竟人人都有好奇心和不满情绪，关键在于他们的方式。

　　如果那个清华学生从学校图书馆和师长处得到答案，如果青岛王某和同事们开诚布公讲清楚，那么本不可闹得如此大件事——熊本可以不受害，他们也不必负刑事责任。身为清华学生和动物园员工，刘海洋和王某不可能对法律毫无所知，以无知和法律意识淡漠来解释是站不住脚的。

　　关键是，他们都采取了一种暴力或接近于暴力的方式，虽然其实施对象是熊而不是人。研究和平理论的著名学者约翰·加尔顿(W.Galtung)把暴力定义为“任何使人无法在肉体或是思想上实现他自身潜力的限制”。他把暴力区分为“直接暴力”、“结构性暴力”和“文化暴力”三种形式。其中直接性暴力(杀戳、残害、肉体折磨等)是最赤裸裸、最野蛮的形式。当然并不仅仅因为受害对象的熊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而来指责他们，重要的是这种方式驱使之下，杀一只熊与杀一只鸡无异。昨天可能只是折断一支树木，今天可能就会毒杀一只熊，后天遭殃的可能就是无辜良民如你我等。暴力无止境，对社会造成的伤害也永无止境。

　　媒体对此事的热评也是预料中的事，他们都嗅出了其中的风暴味道。虽然之前有关中国捕杀黑熊和活熊取胆汁的报道并不少，且更残忍，更不人道。反而是大多数网友直欲将刘海洋驱逐出清华或将清华一笔勾销而后快的立场，以及在这种立场上表现出来的来自社会各个层面尤其是年轻群体的舆论暴力，更让人忧心忡忡，甚至不寒而怵，再联想不久前有男子因军旗装事件向赵薇泼粪，叫好声一片，已是呼之欲出的暴民嘴脸。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经济层面的利益分配格局和社会层面的道德体系建设都正在经历着可能是建国以来最剧烈也最痛苦的嬗变，在社会稳定的大面目之下，种种制度变革成本往往被那些秩序更替中暂时的失势者—即所谓弱势群体所承担，而当社会缺乏必要的润滑剂时，他们将是社会中潜在的暴力源。

　　1961年，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对当时南方某暴民领袖说：“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我们灵魂的力量，来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我们仍然爱你们。不久以后，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就会耗尽你们的仇恨。”

　　中国当然不可能有马丁·路德·金，但是中国也没有如美国黑白种族间的那种强烈仇恨。中国有的只是不同行业不同地域间或明或暗的冲突——比如部分低收入者对部分高收入者的敌视，城里人对外来工的排斥，再比如全国对河南人东北人众口一词地歧视。

　　许多年来，那些生活在城市里，有着不错生活的人都能感受到四周弥漫的某种不安，而这种不安一旦和暴力结盟，谁都能想象到后果——心理学家曼纽尔·盖里顿(M.Garriton)曾根据心理因素和感觉者这两种标准把恐惧区分为“黑屋”型和“狗咬”型两种。其中黑屋型被描述为对某种不兆之物的深切不安全感。我们知道有某种威胁,但不知道那威胁究竟是什么性质——描述当下再没有什么比这种形容更贴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