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佐

　　早些年间，有一则桥段是这样的：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去商场买东西，因服务员态度很不好便生气地质问，你是怎么为人民服务的？柜台前的那个女同志当然不服气，于是，伶牙俐齿地回了一句：你是人民吗？

　　服务员未必学过形式逻辑，不会明白也不必弄明白这“人民”是一个类概念，但在另外一些场合，有些概念区别度不够界定得不清楚就会引来一些麻烦，比如不久前，北京人在一项颇有影响的中国人的能力评估报告中得到了12.36分，以超出中国人7分平均分近6分的优势而高居中国人能力榜的榜首，这个结果一公布，外地人就不乐意了，觉得北京人其实没有那么牛，单凭下面这两点，你北京人就不该以为自己是优等选民而那么得意：一来北京汇集了中国最优秀的人才，而这些人素质高，多半不是北京的功劳，所以北京人的高分，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份；二来，北京人也并不都是一个档次的，那些最乐意拿北京人的高分说事儿的，没准儿自己的得分可能还在中国人的平均分之下呢。一个得分6.8分的北京人与得12.36分的北京人显然不是一回事。

　　如此这般地较真并不是觉得这种对中国城市人口能力资源进行评估打分的做法有什么不好，而事实上在这样一个凡事都得排出个先后高低的竞争时代，排名拉开的差距，差距激发的赶超激情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非常明显的。美国每年都会搞一个年度最佳商学院的排名，早几年宾州大学商学院排名比较靠前的时候，生源好，学费也高，收入和影响力当然就没得说了，这两年排名跌下来后，校长着急得不行，花了不少力气重振雄风，而他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改革措施也得到了校董们的大力支持。

　　但仍然有很多人不喜欢这类排名，法国有一位叫雅卡尔的科学家，就对一切把人分出高低之别等级差别的做法充满敌意，并斥之为“经济主义的恶作剧”，在雅卡尔看来，尽管人的能力存在着许多差异，但“恶意强化”这种差异的做法是反人性的“市场逻辑”在作怪，他认为，“这种把一切都变成市场上参与了交换的产品的作法，对于可以用实物衡量的物质产品或许十分有效，对某些非物质的产品也同样有效，如计算机程序或电视节目，但是在大部分非物质产品中，想用交易来衡量它们的价值是不可能甚至是不光彩的。”雅卡尔的道德观点在今天这样一个市场通吃的时代是否行得通是一回事，可不可以对人进行一个能力的测量进而排名进而标价也可以讨论，但它至少提醒我们：有些东西是无法测量的，任何一种测量以及若干这种测量的排名只能使问题变得简单化。

　　有关人力资源的能力测量是一项很复杂、很专业也可能是很科学的工作，一般百姓对此自然插不上嘴，可是，当这种工作一开始就是基于一个测量本身也无法摆平的不公平的前提的时候，人们的不满就来了。回到前面说到的北京人得分问题，有关中国人能力资源的城市排名出来后，作为民间声音集散地的网上便是一片不满之声，矛头不少是指向北京人的，有外省网友在提及自己屡次在京城里遭遇到的“傲慢与偏见”的不愉快经历后说：“你们北京人什么了不起，如果党中央不在教育、就业以及生活待遇等方面给你们那么多的政策倾斜的话，你们还能牛得起来吗？”在这位网友看来，每个人给自己的能力加分的决定性因素仍然在于你个人的努力，但如果你是一个外省人，你付出的机会成本可能大得多，如果你想和北京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可以有三种方法成为北京人：一是可以花一笔钱或通过投资，买一张北京户口——如果你拿得出这笔钱；二是考进北京的大学就读，苦撑四年再拼尽一切能力找一个北京的单位留下来——如果你有这份耐心；三是干脆混在北京，也许功夫到了，你的暂住证终将会变成一张真正的户口薄——如果你有这个运气。

　　尽管上述因素属“不可抗力”只能存而不论，但从单纯的技术角度，按照体能、技能与智能这三项指标来给自己打分，也仍然会遇到许多麻烦，并引起许多不快。你可能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能吃能喝没灾没病，而且心灵手巧，情商也好，智商也罢都不比别人低。你有一份体面且收入颇丰的工作，而且你能看懂《资本论》或《时间简史》这样的书，更重要的你是一个快乐的人，只是你没有什么社会知名度，你没有从事什么创造性的工作，你对社会的贡献也很有限。这样，如果按照体能、技能和智能1:10:100的计算公式推算，你的能力值就不会高到哪儿去。意识到这一点总让人非常沮丧，我们可以对人的体能进行测量，并依据其健康程度来确立其得分值，但我们测不出人的心理是否健康，测不出是否快乐，更无法确认快乐在一个人的能力结构中的分布状态。如果一定要在发达的肌肉与快乐的生活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的话，我想大多数人还是愿意选择后者。为此，我们忍心把他划低能行列吗？

　　快乐当然不是可以一概而论的，做老板给手下员工发工资、派红包是一种快乐，搞发明创造看着自己的专利产品既服务于社会又给自己带来丰厚收入也是一种快乐，知足安份，每天朝九晚五，网上泡泡，厨房转转，好友聚聚，好书看看，又何尝不是一件快乐。但你如果一定要在这几种快乐中划出一个高低等级来，并进而以其对社会的贡献程度来判定其能力和价值，那么像雅卡尔这样的人一定会跟你急。

　　雅卡尔说：“评判一个社会是否成功和人的能力是否健全的唯一标准应该是能否做到不排斥，让每个成员感到他是受欢迎的，因为人人都需要他。依照这个标准，世界各国的排名就与经济学家的说法大相径庭了。再也不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说了算，而要看有多少年轻人因为厌倦社会，或者更糟地，厌倦自己而放弃生命；有多少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孩子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又有多少绝望的人连倾吐生活难处的机会都没有，只能沦为窃贼。”

　　其实，中国人历来都是很快乐的，看一看林语堂写的《生活的艺术》这样的书就知道为什么如此自信甚至有点骄傲的美国都会对中国古人的生活羡慕不已，或许真的像林语堂所看到的那样，因为快乐，中国人做了很多对世界文明有推动作用的事件，他们写出了《论语》、《道德经》这样的好书，发明了许多很有用的东西，给别人造了福，带来了方便。他们的能力毋庸置疑，但自从西方人的价值标准流行以后，中国人的能力也受到了空前的怀疑，我们的足球踢了四十多年才终于跳进世界杯，我们的科学家、经济学家总是拿不到诺贝尔奖，我们的企业老是进不了世界500强，我们口袋里的钱总是没有美国人的多，而且这回一测试，果然，我们中国人的能力只得了7分，于是形形色色的警世危言也顺理成章地出现了，那些积极的不甘于落后挨打的人也开始忙乎着参照美国人的标准给自己制订出了一套套的能力加分方案，而重新检讨我们的文化也成了当务之急。

　　从前有一个说法：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人扎堆儿在一起，个个就成了虫。这批评的是中国文化中的所谓“内耗”顽疾，当年柏扬就老爱用这个说法来抨击中国文化，其实来自中国人内部的对于中国文化的批评从上上个世纪末开始就没有停止过，一百多年过去后，人们发现器物变了，制度变了，但奇怪的是作为文化内核的价值观却总不见有多大变化。这一事实可能提示我们：一是能力得分很低文化未必就不值钱，别总拿工具理性那把尺子来量文化的长短，否则什么结果都不会有，200年后，你一生气还会骂中国文化，因为我们永远也测不出文化价值的深浅，中国人在能力的进化上出了一些问题，但把所有问题都往文化上推肯定不会是一个好办法，重要的是建立一套大家都能或乐意遵守的快乐规则。比如中国足球出了线，并不取决于现在队里这拔小伙子的“三能”比以前的那些国脚强多少，大家知道，那是跟新的联赛规则和米卢的快乐理念密不可分的。所以说，要提高自己的能力得从能做的一些事下手，20世纪80年代“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仍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