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郁二
看港产片的时候,常常听到这么一句话:“你食开边饭啊?”问的就是你有多大能耐,你能吃几碗饭。当然这句港产对白经典还有很多版本,比如“你系乜(什么)College啊?”,香港的英文教育短片中还专门用这句话来介绍“College”这个单词,实在生活味道盎然。在讲求“实力+资历化生存”的商业香港,“食开边饭”或者“是什么College”实际是一种严肃的诘问,你能做什么,你擅长什么,你做过什么工作,只有足够丰富的个人能力、经历和资历,才能更高地打出自己的身价,才能更大声地说话。对于没有真才实料的“水筒蟹”(粤语中对没有才能的人的一种谐称)们,这样的诘问大概渐渐得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了。
谁动了我的饭碗?
两年前看着还只有英文版的《Who Moved My Cheese?》介绍时,一些先知先觉的“进化热衷分子”就早期待过这块高挂在亚马逊网上书店畅销榜数十星期的“奶酪”究竟是什么样子?结果它在中国出现的时候,又一个奇迹出现了。“简直是买疯了!”在广州最大的书城——天河购书中心,人们是整捆整捆地Moved走这些“奶酪”的,无论是商业公司还是政府单位,从老总到员工大家都忽然注意起这本小小的黄皮书来。一位在大型企业工作的朋友到处诉苦,他们的领导要求部门的职员认真学习奶酪精神,并要写出学习心得,听罢让人啼笑皆非。
该书的中文策划编辑或者都没有预料到今天这样一个“奶酪”被吃疯了的景象,所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给了一个很有时效性的答案,“奶酪”一书“触动了一个敏感而丰富的话题,迎合了世界性的巨大心理需求”,那就是我们如何面对变化和危机,如何在变化和危机中“找到自己物质的和精神的家园”。
奶酪本身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但是四只小老鼠寻找的那块奶酪却让人容易联想起个人生存依赖的饭碗。“饭碗”这个词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历史情结,在过去的数十年,它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职业”、“工作”,并且衍生了诸如“铁饭碗”、“金饭碗”、“银饭碗”、“砸饭碗”等系列词汇。时至今日,不少国人一生梦想的“安居乐业”还是与饭碗紧紧相连的,所谓没有饭碗盼铁碗,有了饭碗就死守饭碗。
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那支被足球界史称“最没进取心的球队”的中国男子足球队是在守饭碗;“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一天”也是在守饭碗。一个年少气盛的大学毕业生去到一个基层单位工作两三年,培养起来的很有可能又是一个“老干部”。染缸文化的博大精深令人叹为观止,墨守成规是因为稳住手头饭碗压倒一切。长辈对年轻人曰:做人要脚踏实地!
斯宾塞·约翰逊喋喋不休地告诉一个道理:被拿走奶酪是经常发生的,不要像哼哼那样感到愤懑,不要想究竟是谁动了你的奶酪,不要想他们凭什么动你的奶酪,要像故事中的那两只老鼠一样,立刻穿上跑鞋去寻找新的奶酪。但是这个“奶酪”理论真的适合当今的中国吗?
谁会动我们的奶酪?谁会去想找新的奶酪?
充电:第N项修炼
广州河南本来偏僻的怡乐路近年来被越来越多的广州人和新广州人所认识,而经过这条路的211和60路两路公共汽车也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交通工具,每逢下班时间,周末休息,这里总是人头涌涌……这一切的发生,源自广州新东方学校在那儿开讲。有位已经移居美国的朋友开玩笑说,如果像寺庙的神信徒一样,到过新东方学习又通过托福、雅思考试而成功出国的人都回来新东方走一趟,那滨江东路非堵车不可。
在职培训在广州已经是个很火爆的行业。从外语的强化班、托福、雅思、到考研辅导班,再到电脑学校、MBA、ERP证书培训班等,都成为白领工作之余频繁往来之地。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参加广州在职培训的80%都是白领。在广州中信大厦的一家网络顾问公司里,三十多名的员工中,有一半的人在业余时间“充电”,有参加英语加强班的,有参加计算机编程学习的,还有学法律、修在职研究生的。周末的大学城里我们看到最多的身影是行色匆匆的白领,“进修文化”的出现使学习新技能成为他们职业生活颇具时代色彩的一种休闲模式。
在西方成为经典的《彼德原理》,核心内容是说在一贯等级制度中,每个雇员倾向于升至他不能胜任的级别。而要走向自己“不能胜任的级别”,前提就是修炼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原地踏步就等于后退。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第一批中文版的《第五项修炼》,20年后的今天,这本书依然在出版,依然摆在众多公司企业老总的办公桌上。
“修炼”是一个佛家、道家、儒家修身养气的专用词,而彼得·圣吉提出的“修炼”被赋予更深远的意义——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系统思考。通过这五项修炼,企业与个人整合为一种新的工具,形成新的竞争力和生命力。修正行为不是一时一日的事情,曾经成为中国网络风云人物的张静君现在会对她的员工说:“如果每天都被动地过去,那么一生可能也就这样过去了,只有善于记录和思考生活,人才能有所进步。”这是否是一种修炼呢?
美国汉诺瓦保险公司的总裁欧白恩说“真正成熟的人不在意短期效能,而是专注于一般人无法追求的长远目标”,对于“自我超越”的修炼来说,真正的意义在于创造,是一种终身的学习;对于注重修炼的企业来说,这是一种魅力。
《经理人》杂志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同步实施的“2001年度职业经理人薪酬调查”显示,在企业为员工提供的各种福利中,培训及进修最受欢迎,而外资企业尤其注重提供教育和培训机会激励员工,留住人才。“不管是在职训练,或是利用下班时间进修,都是我们在接受一项工作时不得不考虑到的训练机会。”更多的求职者会在选择职业时考虑这一点。美国训练发展协会的著名人士强调,训练比有形的资产更为可贵,一家公司是否能起死回生,有时就看员工训练做得如何。让员工接受训练的机会并不是表示施恩于人,这更是公司未来的生存之道。
给我一个跳跃的支点
在两千多年前,希腊的哲学家阿基米德站在西西里岛上大声地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地球。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初出茅庐的大学生便敢在个人求职简历上说:给我一个支点,我便能把地球撬起,选择我吧!对于更换工作频率越来越高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在准备更换工作时想的最多的是:给我一块踏脚石,我将跳到对岸。背景是虎跳峡翻腾的河水以及传说中的那块虎跳石。
2001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男生中,80%的人在半年之内已经跳过至少一次。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的年轻人正在越来越快地变换着职业,平均5年换一次工作;80年代,这个间隔时间是10年;80年代前,这个数字大约要15到20年。生于70年代的人说,一个计划时代过去了,另一个市场时代来临了。于是我们有了“跳槽”一词的诞生,有了潇洒的“飘一代”,有了双向选择中的“炒老板”,有了人才流动高额的“转会”。跳吧!
《纽约寻梦》里,从长岛来纽约的女孩麦吉看上了老板麦尔斯的表弟,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她恳求麦尔斯:来吧,帮帮我,我就是你货架上的一件商品,帮我推销出去,我要的买主是一位丈夫。跳槽的人们也是一件商品,他们的买主就是某个公司的老板,为他们提供新的饭碗。
但跳槽是双向选择,常常带着跳槽者更好的憧憬,常常代表新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跳槽本身就是一种自由。“跳槽就像换男朋友,我不爱你,我爱爱情,我不爱工作,但我不得不爱生活”。
跳槽是需要勇气的,因为相对现状,未来的不可预知性更高一点。中国人的乡土情结、组织情结太重,但改变总是带来新的东西,重庆大学的一位女孩子毕业后的一年内换了四份工作,从顺德的一家外资企业的市场部到广州一家教育产品销售公司做推销员,然后是一家日资公司的秘书,现在她正在接受某著名服装集团的培训,不日担任销售主管负责开发外地市场。每次跳槽都有自己的原因,或是因为看不到发展的前景,或是太辛苦了。现在当销售主管的那位女孩说,没有当初跳槽的勇气和决心,就不能锻就今天的她。
香港铜锣湾的行人走路速度在好长一段时间被作为参照指数,跟这个速度指数越接近的地方,证明商业繁忙程度越高,香港的朋友说,也证明那里的人能力更强,做的“秘捞”份数更多。据一份调查资料显示,香港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劳动人口曾做过“秘捞”,有的甚至兼两份、三份乃至五六份之多。秘捞者,秘密地去捞正职以外的兼职也,香港人找工作是“不打东家打西家”好像很洒脱,其实也不是,如果没有生存压力,没有醒目的头脑,没有多几样吃饭的本领,在香港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在消费天堂的香港,同样是一个“物价天堂”,加上没有像内地那样的退休保障,停了手就等于停了口。“年轻的时候不搏何时搏”,当“秘捞”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存状态,体现出的不仅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更折射出他们个人能力价值的最大值。
授之于鱼还是授之于渔?中国人靠“政府安置”实现就业的比例在明显下降,但对比世界上流动率非常低的国家日本,我们国家劳动力的流动频率还是太低。主动将自己置于流动的市场化的竞争状态,才能无论吃哪碗饭,都能真正握紧自己的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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