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撰文/陈海平

　　陈勒坚持称自己的剧团是专业剧团，这位为自己印制了香味名片的民办“忠兴雷剧团”的团长强调：“我们很受欢迎，很多条村子都想请我的团去唱戏。”他拿出不含水份的数字指示来证明他的说法——“你可以去问问我团里的花旦，她们唱一晚可以拿到150元，正牌花旦可以拿200元。”陈勒另一个引以为荣的数字是忠兴雷剧团曾经在徐闻县的一条村庄里连续演了一个月，剧团的声誉因此而起，连续在一个地方唱一个月需要两个条件：剧团要有足够多的好戏能让村民看不厌，同时这条村子必须是一条人口众多的大村，这样才能有足够的财力(一个月的戏金大约是5万元)和足够的热闹。

　　陈勒的戏班一年能演出290多场，这个数字能令城市里许多文艺团体也羡慕不已。然而，陈勒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他的戏班只能在农村或小镇演出，至于城市，甚至是小县城，他们几乎永远没机会登台。

　　拥有四十多人和价值十多万元行头的忠兴雷剧团成立四年来只在县城演过一场，是被县文化局抽调到县里搞计划生育的宣传演出；演员们至今对那次演出念念不忘：住的是县宾馆，每顿饭都在饭店吃；而他们在奔走乡间的戏班生涯里，通常是睡在戏台后面或者在村子里的祠堂或学校宿舍里借宿，演出结束后的宵夜大都是白粥而已。

　　在那次宣传计划生育的演出中，忠兴雷剧团因为表演出色而得到一幅作为奖品的价值三千元的大幕。陈勒具有很好的讲故事天份，他能够根据连环画或历史小说编戏，并加入大量的雷州方言俚语使之更加生活化，他称自己能带领戏班在两三天内排出一出新戏，虽然粗糙，却因合老百姓的口味而大受欢迎。

　　在过去的六七年中，我大概拍摄和接触过近三十个地方剧团，大部分是在广东，我的家乡雷州半岛；其他的是在另外几个省份和城市，如山东与河南的交界处，陕西、山西、兰州、北京，剧种包括雷歌、京剧、秦腔、粤剧、豫剧。我想我从来都不是戏剧的爱好者，从来就不是。

　　在成为一家报纸的摄影记者以前，我过了好几年游手好闲无忧无虑的好日子，像以前的闲人总爱提着一个鸟笼一样，我的鸟笼是一台相机。美术学院的学生生涯有一个好处，几乎每个学期都会下乡，下乡的时间大都是在春季或秋季，凑巧正是民间戏班活跃的季节，关于戏班的片子，大多是在这期间所拍。没有任何一个团体能够比乡村戏班更乐意接纳我这样的外来者的拍摄，在相机面前，戏班的成员在后台比在前台更有表现欲，这使我的拍摄几乎毫无难度。几年后，我开始整理这些不同牌子和型号的底片，发现我更应该引以为荣和值得怀念的是当时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热情，而这些开始发霉的底片只是这些热情的副产品。

　　我不知道陈勒后来把他的剧团经营成多大的规模，但我知道，在成立忠兴雷剧团以前，他做反季节的果蔬北运的生意曾彻底失败，亏得血本无归。他不无感慨地告诉我，他倒不在乎在外地的火车站货场与菜贩子打架争地盘，雷州半岛人不畏生死的雄悍民风令他和他的伙伴所向无敌。问题在于，人算不如天算，常常是他费尽心机把几十车皮的果菜从南方运来，却因为不可预测的价格变化而前功尽弃，直至他心灰意冷，打道还乡后借款办起了戏班，才走上了好运。

　　在我拍摄他的戏班时，他筹办戏班时的十来万元借款已差不多还清。在戏班的后台，陈勒一边应付着那些伶牙俐齿泼辣热情的花旦，一边踌躇满志地告诉我，他很快就会为自己装一台手机(当时是1996年，装一台手机仍然是一笔昂贵的投资)，“有可能一个信息就能帮我赚回来。”他透露，戏班要兴旺，与“戏牙”(乡间戏班演出的中介人)的业务联系极为重要。

　　后来，我常把他的故事告诉我那些的朋友，用来鼓励他们。陈勒的奋斗告诉我们，一个人哪怕在其他方面失败，都有可能在艺术方面取得成功，并且是在艺术、事业与生意上的一致成功。这种可能性是一点都不矛盾，一点都不戏剧化的，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戏如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