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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未来
近年来，作为电影文化传播者的舒琪直接或间接地也为我辈内地影迷带来了大量的电影资讯，但每次远远地看见他一副和和气气温文平静的样子却总会暗自疑惑：在和电影结缘这么多年之后，他是否还有那份单纯的狂热？抑或电影于她也无非是职业的习惯？
一席谈话毕了，我倒是从此不敢在她面前擅称“影迷”——谈话的现场是南方电影论坛对费穆先生1948年《小城之春》的重映，看罢片子，门口坐着的白发苍苍、一身紫衣的老奶奶俨然便是当年片中的女主角韦伟女士，红颜白发顿时让人不胜唏嘘，这也就是电影的魅力了——舒琪是和韦女士一道特地从香港赶来，对老电影向有研究的她对费穆先生也是推崇无比。活动完毕，舒琪搀着韦女士离开，望着她们的背影忽然就有点莫名的感伤——毕竟她们所代表的，与其说是一种纯粹的电影理想，毋宁说是随着我们这喧嚣时代愈渐走向消隐的某种执著情怀。
无法想象我的生活没有电影
《新周刊》：你是何时对电影真正发生兴趣的？在大学你念的还是文学系……
舒琪：其实我很早就对电影发生兴趣了，只不过我读大学的时候，香港还没有关于电影的专门专业，唯一和它接近的就只有文学和戏剧。最早对电影发生兴趣应该是在我二年级，也就是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家里装了电视，电视上经常播粤语片，一次看到一部戏(具体名字都忘记了)：母亲带着孩子在铁轨上跑，后面是恶人追，忽然迎面就来了一辆火车，火车轰地一声当头冲过……我很紧张，有种很震撼的感觉，同时也琢磨：那个摄影机是在哪里？为什么没有被撞到？——我猜就是那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电影的巨大魔力。通过电视我一直不停地看了很多粤语片，到后来家里遭变故电视就被卖掉了，但很庆幸我有一个有钱的表哥，他又经常带我去戏院看电影。
《新周刊》：在戏院看电影的感觉完全不同吧？
舒琪：(无限怀念地……)那个年代看粤语片的气氛特别好，戏院很大，场场都挤满了影迷。记得当时最红的影星是萧芳芳和陈宝珠，她们的影迷也是壁垒分明的两派，电影开幕全场寂静，萧芳芳一出场她的影迷就欢呼起来，到了陈宝珠出来她的那群支持者又是激动万分，有趣的是她们还经常在和演一出戏。总之，当时的生活没有太多节目，电影就能让人那么地开心，在那样的氛围里你也很容易就感觉到：电影真是生活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部分。
《新周刊》：你何时开始正式涉足电影评论？为什么会转向评论？
舒琪：自从发现了电影，就特别想很充分很全面地了解它、知道它。可以说：只要和电影有关的东西我都喜欢。当时的香港也很闭塞，中学以前我接触的还都是粤语片。当时也有许多小团体的影迷会成立，他们自己找片子、租片子来放，比方说有一个“大学生电影会”我心仪很久，只可惜它们都有18岁以上的年龄要求。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学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60年代，香港出了一份《中国学生周报》，它的电影版做得非常棒，很多都是西方电影的最新潮流和理论。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从那里“读到”电影，读得多了，再看电影的时候慢慢地就有一种特别明白的感觉，仿佛应证了一些东西，也看到了更多的东西。而在一直追看《中国学生周报》之后，看得多了，自己也有动笔写写的冲动。
《新周刊》：你的电影理论知识是完全自学？
舒琪：是的。香港的电影理论知识可以说完全是从西方一点一点拿过来的，而我这一代人几乎就是和香港的电影理论体系同步成长的。
《新周刊》：你从电视编剧到电影编剧再到电影导演、电影评论、电影文化传播，是一个兴趣慢慢转换的过程还是只是一种很现实的经历？
舒琪：可以说两者都有，但关键的一点在于：无论我做什么都是和电影有关的。而我总认为只要是和电影有关的，就会从某一角度丰富我对电影的认识，加深我对电影的理解，只要是这样子的，我就怎么样都没有关系。
《新周刊》：你如何看待各个角色的不同？在各种工作角色中你没有感到过矛盾吗？你最倾心于做什么？自如转换于各种角色，是否也需要某种特别的沟通能力？
舒琪：电影创作关乎表达，电影发行也是很实际的一些运作，在不同角色之间我从来都没有感到过矛盾，当导演我就专注于体会创作经验；当评论者我就完全从评论的角度，而不会说：假如我是导演就如何如何；当监制就一定不能太过考虑创作上的问题。我还认为一部电影一旦拍出来就是绝对独立的，我乐于像普通观众一样去看我自己拍的东西。至于最倾心做什么，做一个电影创作者肯定满足感最大，毕竟没有电影就没有其它，这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但做导演挑战性也最大，要做充足的准备。总之，为电影做任何事在我都是很自然的。
《新周刊》：你对电影有过最迷狂的时候吗？时至今日，你对电影又是否还有最初的狂热？
舒琪：对电影迷狂的热度跟年纪有很大关系，我年轻的时候一天看五六个片都不累，现在精神好的时候才连看两个。但我还是可以说我看得很多，而且不论好的、不好。最关键的是：我敢说我对电影的好奇心还没有改变，有时我看那些烂片子，就是好奇：他到底会烂到怎样一个程度。如果不是说对于某一种粗滥的模式我已经很有把握，那么凡是电影对我而言都是有可观之处的，我的好奇心、我对电影的期待从来就没有削弱过……在我重看很多老片的时候，我还感到了不断增强的好奇，我很欣喜我可以继续发现一些原先不曾留意、不曾看出的东西。
《新周刊》：对评论者来说总有“过度阐释”的危险，会不会因为你的个人趣味对电影发生了太多“人为添加”？今天的你看一部片是更喜欢情感性的沉醉，还是已经习惯于用理性、美学的眼光审视？
舒琪：我不觉得对于独立存在的电影作品一定要探究导演的原意，只不过做评论的时候，你会很清楚地知道在什么地方你该适可而止，这就像到健身房健身你知道：什么是你举得起来的。这种“很清楚”的感觉，我想就是一种知识训练的结果。很难形容看片的时候感性和理性是如何作用，有一个例子：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看一个葬礼的片子就很伤心、很投入，但我知道那不是一部好片子。做评论的时候也绝对不可带入个人感情。
《新周刊》：现在你判断一部好片的标准，是否还和更年轻时一样？有一个相对的标准吗？
舒琪(笑)：在我最疲劳的时候还能让我一直看下去而不睡着，这就是了。
《新周刊》：日常生活中，除了电影你还有没有别的兴趣爱好？电影是不是在你生活中占据了绝大比重？
舒琪：我还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这么一想：我做的所有工作从来都跟电影有直接、间接的联系。我平常读书、读报、上网向来都是首先寻找关于电影的消息，打开邮箱信件都是关于电影的，十个朋友十个也都跟电影有关，坐下来吃饭，坐下来聊天，要么谈电影，要么吃完饭还是看电影……我其实已经无法想象我生活中没有电影——就算是我不做这所有的工作吧，我至少还是可以买张票去看电影的。好电影要让大家分享
《新周刊》：1987年你自办了艺术电影公司“创造社”，最初是怎么想到做这个？
舒琪：香港通常放映的电影种类也有很大的局限，我看到好的东西也希望大家都能看到，就自己投资做了“创造社”。
《新周刊》：你是从很早的时候就确立了对所谓“艺术电影”的兴趣么？创造社定位于“艺术”，有更明确的选片标准么？
舒琪：基本上我有一个印象：只有那些拍商业片的导演才特别爱强调“商业的还是艺术的”，对于真正喜欢艺术的人来说，不需要强调什么，一部片子拍得好就是好，而所谓商业的还是艺术的无非也就是：观众人数的多寡和片商的资金投入。在观众人数上肯定是相对的：一部商业片可以一下子有成千上万的观众，一部艺术片也在每个地方都有固定的一批人喜欢。它们在娱乐性上同样没什么根本分别：对我而言，许多的商业片根本没什么娱乐性，但看《泰坦尼克》我一样流了眼泪——它不等于艺术的成熟却十分好看。我猜：对于导演来说，每个人拍片的时候都绝对不会希望只给少数人看，只有很偶尔的情况：主题的特殊、表达手段的特殊才使得他们受到限制，而不适合大众看的片子在很多情况下多半是因为：导演自己拍得很烂。至于创造社，也没有很明确的选片标准，我看到好的片子，又买得起，就引进过来。现在我做了很多年，在国外已经有不少关系，一般有什么片子他们都会寄给我看。
《新周刊》：你的“创造社”通常有多少人？如何经营？可以盈利吗？
舒琪：很难说具体有多少人，每引进一部片子我也就会在香港固定的几家影院上映，每部片的盈亏状况都不同。但我可以说这些年下来，盈亏还是基本可以持平，亏损可能还多一点，但至少看不明显，我也还可以维持。
《新周刊》：很多人都称赞创造社引进的片子字幕做得特别好，一般都是谁来做呢？
舒琪：(笑)片子拿到之后我就四下找人，但因为资金的问题，许多片子也就是我自己配的字幕。
《新周刊》：你在香港做了这么多年的艺术电影放映，社会反响如何？
舒琪：可以说有一批固定的观众，他们的人数每年也都有新的、缓慢的增加。
《新周刊》：大陆看艺术片的主要来源几乎就是盗版，你的创造社的出品也不免遭盗，对此你做何反应？
舒琪：总归有人看到，就没所谓啦。
《新周刊》：你还做了香港唯一的一家电影专门书店“壹角度”？
舒琪：是的，但这个我还有两个合伙人。书店主要经营英文版的电影书。
《新周刊》：眼下你正从事电影教育工作，你如何评价香港电影教育的现状？你又如何要求你的学生？
舒琪：香港的电影教育虽然还远远不足，但比起我们当年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至少三四所大学都设了专门的电影系。平常我带学生看很多的片子，我就强调他们一定要掌握尽可能多的电影知识。电影拍摄固然也是有天才的，而如果他们真有天才，就不用我来教了。
老电影才是好电影
《新周刊》：从上世纪70年代到今天你一直活跃在香港的电影界、电影评论界，能描述一下你个人对这三十多年来香港电影发展走势的总体印象么？而经过这么多年你最深的感慨又是什么？
舒琪：这些年来电影的许多特质逐渐分流在电视、MTV、Flash等新兴的媒体，不管表面上的潮流如何，属于电影的时代终究还是改变了。这些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电影真的还重要么？我固然不能要求他们像我们那时一样，但我总是很怀疑：他们真的有那种对电影很执著的情感……
《新周刊》：现在不还是有很多年轻的影迷吗？
舒琪：不一样的，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说，他们是用卡拉OK的方式对待电影，对着卡拉OK唱歌，每个人都可以很投入、很快乐，也都会有自己拿手的那么几个曲目，但离开卡拉OK机，他们很少有人能把一首歌唱好——看电影也是这样，现在的影迷可以有一大堆影碟，放在那里很久都不一定看，但我们当时，电影是只放映一轮的胶片，错过了就不知何时再有机会重逢。常常我们在最后一天再借胶片回来，反复地看，还用录音录下对白，很多东西在脑子里都有很清晰、很清晰的记忆，而且，因为那种“想要找出一切”的冲动，电影就能让你一直都很过瘾。现在的年轻人兴趣转移得太快，很多东西对于他们都像是没所谓知不知道的……
《新周刊》：作为影评人，你觉得电影评论能在这方面发挥一点功用么？香港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电影评论机制了么？
舒琪：香港现时的电影杂志只需要资讯不需要评论，可以说电影评论的整体状况已经非常糟糕，已经是一种无训练、无交流、无讨论的窘境。虽然也冒出些新人写东西，但有时我感觉他们连汉语的功底都不够好。年轻人看电影固然是更多地享受看电影的氛围，影评人评电影也常常是喜欢那种“作为影评人的虚荣”。这些，和真正的电影是不相干的。
《新周刊》：你对大陆的老电影、香港的老电影似乎一直都有特别的兴趣，是不是就像一种论调：电影在今天已是走下坡路，老的电影才是好的？
舒琪：是的。在我看来老的电影更加单纯、集中，它们是极其纯粹的电影，这在今天几乎是很难做到的。现代人都太关心电影拍出来会怎样，电影反而不是最重要的，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我一向坚持：艺术本身就等同于它的目的，而早先的电影就是这样。
《新周刊》：你最推崇的导演也是一些老导演？
舒琪：是的，我最喜欢日本20世纪40年代的导演成濑已喜男，他的片子我看了很多遍，只觉得故事很自然、很好看，但怎么样也看不到导演，它们是完全没有导演痕迹的。
《新周刊》：你自己做导演是怎样的？从严浩、许鞍华到更年轻的马伟豪、陈果，从王家卫到伍宇森，你和香港几乎各个年龄、各种风格、各个路向的导演都有过合作，你又有怎样的感受？
舒琪：我只能说：作为导演我还有想说的话、想拍的东西，我还有勇气在某一个时间尽力把他们拍出来。至于与别人合作，这些年我已经尽量避免为别的导演当监制。对电影有各自理解的人是很难在一起工作的，冲突还是会多过交流。
《新周刊》：你对大陆的老电影研究颇多、你和大陆的第六代导演很早就有过合作、你跟大陆的电影界也一直关系密切，你如何看待国内电影的发展？
舒琪：历史证明：有才华的导演无论如何都会崭露头角，他们的才气是掩抑不住的。对于大陆导演来说，保持电影的纯洁、保持对电影的信任是很重要的问题。
《新周刊》：你所推崇的东西，无论是电影的纯粹感和重要性，还是年轻人的执著、大众传媒的严肃精神，在这个娱乐年代里，似乎都是跟时代分为太不一样的东西，对此你怎么看？
舒琪：(有一点无奈)我当然知道这个时代可能就不是这样子的，但我不会想太多，我只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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