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开书店的时候，时不时去店里转转，有好几个孩子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一个是张东旭，他后来出了一本《我是天使我不骗你》，还在书店外面喷了一幅大涂鸦，让管市容的老来问是怎么回事。另一个是伊丽娜，后来成了女子朋克乐队的贝司手，她画了一幅巨型朋克摇滚钢笔画挂在书店门口，看到的人都啧啧称奇，可是有一天大中午愣叫人给偷走了。还有一个就是大张伟，他和他的“花儿”乐队几年前就成了孩子们的代言人，很受学生爱戴的样子。

　　这孩子总是很羞搭搭的，可是一上台声音却很大。这回他们出了一张专辑，叫《草莓声明》。这孩子也很诚实，说自己没看过这本书，别人告诉我，他和他的小伙伴是从拙著里读到了这本书的只言片语。用《蜡笔小新》里的画面，我顿时“流汗中”。

　　《草莓声明：大学革命者札记》像29层楼上看见的那缕云一样，好像是远得不能再远了，他们说，所有那些曾经的激进，在今天都显得可笑了，也许。那时候，写下这本书的丘嫩只有19岁，他用自己的眼睛和笔看到了1960年代学生的晃荡、动荡和激荡，那时候，少数象牙塔里的革命者相信他们可以面对大众的反对而重制国家，其实，他们心里没什么长远计划和目标，只有少年的粗野好战和空洞理想。

　　大张伟说他相信自己会喜欢这本书，也许。至少，不管世界如何变幻，年轻人永远会用别人难以理解的方式面对世界。丘嫩曾经意识到，对年轻的反抗者而言，他愿意做任何可以让他感觉自己真的在做点什么的事。进一步，如果他将自己确认为激进的一员，那他就想别人也这样认识他。当别人不以他期望的方式对他做出反应，他会认为那是一种屈辱。在浮躁的今天，这也依然是一剂高效广谱的良药。所以，像他们在歌里唱的那样，“花儿”可能真的会把自己上了中央电视台视作无奈的事。

　　可是，30年前的《草莓声明》毕竟往前想得更多、冲得更多，尽管多年过去，我还是记得其中有些话，比如说：甘地没甘地可读，梭罗也没梭罗可读，可他们总会有得出自己结论的那一天，我也一样。又比如：金钱在意识形态上是最纯洁的，它平等地污染每个人因此也不可能被任何人所污染。这些话好像不太可能被今天19岁的小孩说出，不知道是历史的幸运还是不幸。因为事到如今，我们听到连“伯奇协会”这样的老牌极右组织都已经学会说，丘嫩这样的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主流体制可以通过编程，让他认为自己的行为真的是在反抗主流体制。

　　自然，这些说法都太复杂和无情了些，不管怎么说，新老《草莓声明》都已经让人知道，每个人参与抗议或歌唱都是出于不同的理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背景、故事与立场，一个人的故事只是其中一个，尽管其中代表了好些人的想法，但个人的想法还是占得更多。其实世界上许多人都更愿意支持某个东西而不是出去找个东西来与之抗争。从这个角度上讲，“花儿”比时下火得不行的另外四朵花(Flowers 4，就是F4啦)还是要来得有种有意思得多，尽管他们的《草莓声明》只唱了要冲出果园而不是占领大学行政楼然后反思。

　　唉，有时候文化这劳什子就是这样，一个词的变化，味就怪了去了，就像所谓“草莓斑(strawberry mark)”其实是红色胎记，“披头四”那永远的“草莓地”(strawberry fields)无非是说针头扎出的那片红斑，当然，不是打青霉素打出来的那种。而“草莓声明”，总算同老长不大的小资们的“青青校树”之类从一开始就不搭界，再偏，也总还是能留下点血性，供想象，或者只是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