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是

　　由文艺批评家吴亮创办的上海顶层画廊，去年一年间，因为几场不俗的Party而声名大噪，其策划人赵丹虹不仅自己动手做衣服(一年间做了男女肚兜、皮草肚兜数件)，而且还亲身演绎身体彩绘，结果被《ELLE》杂志评为“Party Queen”。

　　没有人能清楚地告诉你这到底是一个什么角色，但如果你简单地将其理解为旧时代的沙龙名媛或交际花一类概念，肯定会使你的判断出现偏差，因为即使在今天的上海这样一个弥漫着上个世纪30年代奢靡气息和崇尚优雅西式生活习性的大都市，许多正在或已经活跃于社会上各类秀场中的人物，其角色类型仍然处于一种模糊与暧昧状态。

　　还是得回到一个女人的角度来看赵丹虹。

　　她总是笑着出现，让人备感轻松；她很时髦，但绝对不是那种随大流儿的时髦；她看似简单，但说起话来却能旁征博引地让人刮目相看。吴亮说她是“无脑儿”，认识她的圈中人则称她“阿庆嫂”，她却说自己是“装傻”。

　　曾经有人说，Party Animal之类的人要么是出于寂寞，要么是疯狂的心态，再要么就是心有叵测，那么赵丹虹办Party又是出于什么心态呢？据她自己说不过是灵机一动，给媒体发送E-mail：我要办Party啦！于是，时间一到，作为主持、兼职裁缝和模特的赵丹虹在场子里滴溜打转，不停地煽动来宾，甚至导致男士抢穿肚兜，媒体真是太喜欢她了。

　　然而这些Party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有Rave音乐、酒水和招待的那种派对，它们看起来都是“事件”性质的，有观念、有行为、有记录的事件。你可以说它们包含着反商业、反传统、反媚俗的思想，也可以说它们是另类的、边缘的自娱自乐，这时赵丹虹会告诉你：一切只是为了好玩，不好玩再商业也无趣，不好玩再另类也无聊。

　　可以这样来理解这话的潜台词：在上海如此庞大而又错综复杂的“身份社会”中，圈子的归属与品味的彼此认同比商业更具价值。“好玩”的背后是一种对某种“虚幻生活”价值的坚定维护，而历来，这种使命都是落在那些游走于体制外的出类拔萃、趣味不俗、聪明优雅而又善于折腾的女人身上。

　　其实正是这种社会诉求激活了这一类女人的心态：她们能赚钱但觉得赚钱没有意义；她们结婚但又不愿意被套牢；她们不停地换工作理想却是做职场女强人；她们非常喜欢玩儿，相信想要的东西会随着快乐而来……这样的女人经历丰富，但不轻易伤感，她们也容易出名，但不会是所谓的明星，因为她们清楚成名的代价。

　　所以，这种聪明的女人要有“装傻”的意识和本事，才会既让自己快乐又让别人喜欢。这一点，赵丹虹做得就很成功。

　　面对面

　　《新周刊》：你是如何进入这个圈子的？为什么要进入？

　　赵丹虹：我进这个圈子其实就是吴亮让我做，我就做了。内心深处我不愿意承认有这么个圈子。如果你们认为这是一个“圈子”，那么我也不会认同的。因为有一个圈子，就会把自己圈起来，可以做这个，不会做那个。我认为是没有圈子之说的，世界大同！多好玩啊！

　　《新周刊》：在这个圈子里你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两者相比，你更看中哪一点？

　　赵丹虹：我觉得没有失去什么！就是得到快乐。这种快乐可以把我以前的经验都用进去。

　　《新周刊》：为什么朋友们称你“阿庆嫂”？

　　赵丹虹：用吴亮的话来说，就是善于见风使舵！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因为我做过老师、记者、老板，所以知道该如何双向沟通。

　　《新周刊》：旧时有“交际花”，现在有魅力、智慧、财富、善于与人打交道的“都市名媛”，《ELLE》说你是“Party Queen”，你是如何理解这三种人物的？你觉得自己是“都市名媛”吗？

　　赵丹虹：我觉得“交际花”原来其实是贬低了那些能歌善舞、会打交道的、旧上海的女人。因为那时是一个男权社会，把“交际花”认为是陪他们玩儿的。“都市名媛”和“交际花”有什么区别啊？就是换一个词儿而已，显得更有点文化味。还有“Party Queen”这种名称我觉得都不重要。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讲法，好听一点，上海这里，喜欢把“人”定性，用的词语越惊人越好，能被别人记住，就像广告语一样，所有的事情都有这个倾向。他们说我是Party Queen那么就Party Queen吧，开玩笑的，我听过就忘记了。如果我介意的话，那么说明我不成熟。

　　《新周刊》：作为名人中的名人、名人的好朋友，你是怎样看待“名女人”的？

　　赵丹虹：女人不应该把自己看作“名人”，应该把自己看作是会享受生活的一种人，不管是不是名流，只不过成为大众的一个谈资，我不会把这个“称号”当真的。你真的认为自己有名了吗？有名又能怎么样呢？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好处！出门什么的，如果把自己当作名人来看，自己的真情会难以表露，这很不舒服，人活着应该真诚一点。我觉得我是一个真正的家庭妇女，说穿了，我是“不小心”掉进一个媒体圈子，然后就认识了那么多人，接着互相发掘、逗来逗去，我现在觉得我做活动都是为了媒体。

　　《新周刊》：喜欢你现在的社会角色吗？

　　赵丹虹：我是社会的一分子，没有社会我什么也做不出来，同时社会也需要我啊。我就是给它做点事情、闹点事情出来，否则有人会觉得太没劲了！社会就是给了我这个舞台，我才能表演。比如我原来是一个教师，也有很多想法，但是做不出来。现在，我有了画廊，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做。那天吴亮说起记者和媒体，他说关键是媒体的力量，媒体在导向人们的生活。但其实媒体导向的生活是和现实有脱节的，有时它只是制造了一个“虚幻的生活”。我就是在为人们制造一个“虚幻的生活”，我办的Party给人的感觉就是：浪漫这个晚上，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好了，结束了！有的女孩子问我，哪些媒体报道了Party，要搜集。我说，你们最好把它忘掉，它只能存在于你的梦幻当中，就像灰姑娘参加王子的舞会一样，浪漫一个晚上后就没有后续了。有后续就差劲了，美丽的事不可重复。

　　《新周刊》：这个角色给你带来了什么收益？名气与财富你更看中哪一个？

　　赵丹虹：哪个都不看重，我所做的活动都是会赔钱的，自己贴钱进去。名气嘛，是画廊的，不是我个人的，只是自己老了的时候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回忆，多一个故事罢了。

　　《新周刊》：会继续你现在的角色吗？为什么？如果不继续，你的下一个角色是什么？

　　赵丹虹：会继续啊。我和吴亮也说，如果画廊不开了，你还可以回去当艺术家，我呢？我回到哪里去啊？那我宁愿给老外看孩子。我喜欢小孩子。没有工作就当个保姆，做个家教，各种文化是交融在生活里的，养花养草养宠物都不如养小孩好玩。

　　《新周刊》：听说你很强调感情要“有爱”，在情感上你很率性吗？这与你现在所从事的职业有关吗？

　　赵丹虹：我是爱爱情本身的人，不是爱一个人。结束一段婚姻，是因为一个男人不变，可是我不停地在变，那就该撤退。难道，一结婚就非要坚持20年吗？我认为爱情没有了就要再重新去找。这应该是和我的个性有关，我不是率性，而是随缘，能重新开始就重新开始，该走哪步就走哪步。

　　《新周刊》：当感情与职业冲突时，你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哪一个？为什么这么选择？

　　赵丹虹：职业。因为职业是自己的，而且这里有一个原则问题，我现在是公众人物的话，我就要对别人负责。比如我和一个人相约了，但是临时有事，我还可以改约；但是如果约会超过三个人的，那么我的原则就是无论如何都是要守约的，因为牵涉的人多了，我要对自己和他们负责。

　　《新周刊》：你说自己是个有责任感的人，这种责任感是对个人的还是对社会的？还是两者都有？你会为责任感放弃现在拥有的名气、财富吗？

　　赵丹虹：应该说是对社会的。对个人的，我想，我应该不是责任感很强，比如我两个小孩都不是我自己带的。我的社会角色，是一个妈妈，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的职业，因为我要把快乐带给更多的人。我想如果没有责任，也就没有我的职业了，两者是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