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录/李国庆

　　“那是一个秋天，风儿还是那么缠绵，我看见妈妈的脸，就在那温暖花开相伴的地方……”在2000年中央电视台“3·15”直播特别节目中，韩红现场演唱的歌曲《天亮了》曾湿润了无数人的双眼。更能打动人心的是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由于贵州麻岭游览区发生了一起缆车坠毁事件，23个游人只有一个两岁的孩子潘子浩幸免遇难。他的生还是因为他父亲在缆车坠地的一瞬间把他举到自己的双肩上。《天亮了》就是韩红因为这样的父爱感动而在20分钟内创作的歌曲。

　　“花季少女贾国宇的梦想在卡式炉的爆炸中残裂了”，“河南农民在假果树苗的坑害中妻离子散、家败人亡”，“劣质铡草机吞噬了数不清农民兄弟赖以致富的手”，“一次轻率的手术夺去了一位女大学生的生命”……

　　一桩桩、一件件含血的案例催人泪下，发人警醒。“3·15”晚会多的是这类真实、残酷、感动、呐喊、疾呼的调查与访问，这也是观众们迄今为止仍内心最期待的节目，他们钟爱记者明查暗访、拍摄自维权一线现场、真正讲述老百姓自己心事的报道。

　　尽管许多镜头角度偏斜，甚至图像模糊不清，颇像杜可风一般的摇晃风格——但这种缘自于暗访现场的真实感更加令人感动，并从中猜想出暗访记者当时所面临的险境。

　　尹文：夜访地下工厂

　　简历：《经济半小时》执行主编。参加过1997年、1998年、2001年“3·15”晚会。1999年上海“财富论坛”、2000年和2001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总导演。

　　经典语词：“3·15”晚会是我们经济部的春节晚会，对于这台晚会，我们总是会全力以赴。因为打假维权不仅仅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也与我们自己休戚相关。前几天主持人王小丫就中了“大奖”，买到一瓶假药，吃下去一点效果都没有。

　　前年“3·15”的时候，台里安排暗访华北地区一个最大的假汽车配件市场，派了十几拨人去摸底一个多月，但后来因为消息走漏，市场关闭使大家扑了空。去年我们又想起来这档事，任务交到我手里。

　　这个市场在河北，华北地区超过40%的假汽车配件从这里流出，来采访过的各路记者非常多。当地人对暗访设备并不陌生，而且警惕性特别高，一听到外地人讲话就特别紧张，毕竟这个市场连带地搞活了附近农民的造假产业。

　　我们住到大约离市场一个小时车程的任丘石油管道局的招待所，不敢住在很大的宾馆，摄像机等大设备都用衣服裹起来，因为据说在很多地方有条规定，发现了央视的记者要立刻报告当地有关部门。

　　由于买这种汽配的都是小商小贩，外表都不怎么干净，我们在去市场之前一个星期没刮胡子，两天前就不敢洗澡，将几年前不要的衣服穿上，基本上像一个比较地道的农民。

　　第一次去市场踩点时，偷拍设备没敢带，因为当地人对偷拍设备已经很熟悉。我们对出租车司机说，听说附近的汽配市场很大，想去看看。司机听我们像北方口音，就说，你们是记者吧，上次我拉了一个《工人日报》的记者去采访，被他们发现了照相机都被砸了。

　　假汽配是当地做了十多年的产业，属于一条龙作业，有人做翻新件，有人做假公章、假合格证，还有人帮着托运，给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发货。由于经常被曝光，这些集市改成鬼市，早上3点至6点开始上摊子，每隔两三天开一次集，几千个小摊位，都是打模刷漆的翻新件。第一次去，我什么也没带，也没有买。就是在市场闲逛、聊天，扮普通消费者借以消除他们的戒心。

　　回来后我又去了一次，真的买了一些假汽车配件，谎称自己到任丘出差送油，顺便捎点便宜的配件回去。过了三天，我又过去，说上次买的配件还不错，这次多买些有“品牌”的回去。所谓的“品牌”，就是假冒的一汽、二汽等正规厂家的配件。这里是整个村庄联营，好多人都在家里做气泵等配件，每家分别刻上个王字、李字或者其它，卖完后可以凭此小记号实行“三包”。他们将我带到一个小房间，里面要什么配件都有，还有各种伪造的商标，这些翻新件的利润也不高，每件一两元左右，但当地人做了十几年，不知卖了多少出去，也不知有多少生命受到伤害，因为刹车片、离合器都是汽车的重要配件，稍不慎就会车毁人亡。

　　我们的镜头不止需要市场镜头，还需要配之以造假现场的素材。但他们怎么也不愿意将我们带到造假的作坊。据我们调查，当地的村庄都在提供一条龙“造假”服务，所有的零配件放到一起就可以组装成一部新车。由于接近“3·15”，他们都是白天息活，晚上挑灯夜战。于是我们在晚上又租了一部车，直奔村庄，对工人们就说是老板介绍我来的，工人因此放松了警惕，我们顺利地拍下了一手素材。

　　三天后我们又去集市，买了个大刹车片。然后就拨个电话到当地县政府，说我们是“3·15”节目组的，半个小时后到市场来采访。我们本来是想拍他们通过高音喇叭通知市场收摊子的情况，但是喇叭并没有响。但5分钟后市场上平时看不到的工商人员都来了，他们与摊点的老板嘀咕着什么。我迎着一个穿制服的人走过去，问这个刹车片能买吧，他看了两眼，说没问题。

　　到了村口，我看到有工商部门的人在等我们，这时有个认识的商贩来了，对我说不要买了，“3·15”的来了。当时我还带着录音笔，假装没听到，又高声问：“什么？‘3·15’的来了？”回台里我倒带时发现他曾与工商人员交谈过。

　　节目播出后，河北省政府及工商总局非常重视，派人监督、执法。当地政府下决心扒掉这个造假市场，剪断了高压线，从源头上进行整治。

　　石世仑：川江飞船

　　简历：《经济半小时》执行主编。10年的记者经历，观察了各色人等的生活，总算是浓缩了人生精华。参与创作1997年、1998年、2000年、2001年中央电视台“3·15”晚会；参与创作《1999“6·5”世界环境日直播》，获1999年中国政府新闻奖。

　　经典语词：我希望把手中的话筒，变成一把冰冷的解剖刀，不带情绪，剖出社会最真实的百态。如果单单把记者这个职业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比较容易，如果想做个尽职尽责的记者，难！

　　去年“3·15”的主题是“生命安全”。2000年全国发生了很多起重大安全事故，像洛阳大火、重庆沉船等，一死就几百人。我做完“洛阳大火”，播出后又发生了很多起船只超载而沉没的安全事故。当时我们想，各级部门一直都很重视，各类文件也早已经传达，但为什么还是屡次出现事故？

　　于是决定暗访川江。川江就是长江的四川段、重庆段。嘉凌江的水上运输很发达，当时正是全国整顿水上安全最严格的时候，朱总理都有严格的批示。

　　我们先去港口进行暗访，买了一件破军大衣，打扮得跟坐船的农民几乎一模一样，农民们因为要起早赶集，背着菜、鸡、鸭、鱼等到相对集中的城镇卖，因此时间都是凌晨两三点，而按照我们的工作习惯，通常这个时候都在睡觉。

　　船边都坐着人，船中间放着筐，船舷基本已与水面相平。而船行到中间河段时便像公共汽车一样抢快，相互抢客，河道本身就很狭窄，一路走了三个多小时，一直保持超载状态，令人觉得非常危险——实际上当时我有点害怕，因为我不会游泳。

　　在城市里我们的生命、健康有基本的保障，但农村所谓的弱势群体，离生命的基本保障都差很远，我们头上顶着记者的名字，如果仅仅为了完成一个节目，工作就不会太投入。那次采访我们跑了七八个码头，按常规一两个就行了。

　　后来我们跟当地政府联系，他们的管理部门看了样带说，你们真正走到了生活的最前沿。这次暗访对他们的触动很大，因为他们也没有这么投入地察访过。

　　王亚丹：血祸

　　简历：《经济半小时》编导。从小到大，从南到北，工、农、商、学、兵五味俱全。1996年进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以做维权和经济领域事件调查类节目为主。参加系列片《世纪的呼唤》拍摄，获全国电视新闻一等奖。参加系列片《千秋万代话资源》拍摄，获中国经济节目一等奖。连续参加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中央电视台“3·15”晚会，拍摄制作了《传销禁令》、《劣质杂草机》、《我要回家》等节目。

　　经典语词：一直偏重做维权节目，所以早下了决心，不能愧对百姓。1996年安徽一女工为其父的医疗纠纷来到北京上访，当时正值炎夏，由于没钱，她从城东走到城西，走了整整4个小时，在办公室我倒了一杯水给她，她拿着水杯哭着说：投诉2年，第一次有人让她喝口水。这话一直在我心里久藏，每想起这些，就感觉到记者背负的责任。

　　去年我们根据某平面媒体上关于艾滋病村的一个报道，去河南上蔡县文楼村采访。

　　其实早在1997年“3·15”，我们就“做过”一例可能是当时中国最小的艾滋病患者，4岁半，也是河南的。小孩过年放炮，从楼上摔下来，输血后患上了艾滋病。

　　去年2月份，我去了上蔡的文楼村，与第一次接触艾滋病人的感觉不同。那次我看到孩子非常可怜，但到了文楼村觉得非常压抑，油然生出一种恐惧感，大片的农田里堆着坟墓，家家户户都贴着悼念亲人的纸，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死人，有的一家有的几个。

　　在文楼村我见了一个3岁小女孩，她妈妈生她姐姐时疯狂卖血，在卖血的路边厕所里生了姐姐，妈妈、姐姐先后因为艾滋病而死亡。小女孩也是艾滋病，由爷爷奶奶带着，不会说不会笑，没有表情。在这个村子里，刚开始时我按照暗访的感觉，向路边的人打听路，问谁家有艾滋病人，一下子就被他们打断了。他们一看是央视的记者，围了很多人一点都不避讳，说“我是他是，周围人都是”，这么多人有十多二十个，我问谁不是，他们说没有。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有一个女的，先一天采访他丈夫，她在做饭，我拍片的空间问她有没有查出自己也得了病，她说“我也是”。我问她有没有什么症状，她说没有，挺好。我又问她，艾滋病要死人的，你怕不怕。她嘻皮笑脸就躲一边去了。第二天她就开始发高烧，卧床不起，从前院走到后院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又问她现在怕不怕死，她说怕，老人太老，孩子又小，没人照顾。

　　文楼村的艾滋病几乎都是由于卖血而引发的。我问他们卖一次血给多少钱，他们说每次300~500CC，50块钱。按规定，采血必须间隔2个月以上，但他们却是一天一抽、一天两抽，最后导致了艾滋病泛滥。

　　从艾滋病村回来后，我又到南方某城市中心血站采访，发现那里每天有很多人排队献血，经过暗访后才发现不是无偿献血，每抽一次给380块钱。有很多民工刚到广州找不到活，便靠卖血为生不愿回家，我在那里拍了一个女孩，她有湖南、江西的身份证。我在那里呆了三天，她卖了两次血。

　　回来后将河南文楼和南方某城市中心血站两件事联系起来，越想越觉得沉重。在文楼村一伸胳膊50元，与南方某城市380元没有什么区别，一个民工一个月也就挣五六百元，卖两次血760元，卖三次就过得很舒服——正是这些血祸造成了艾滋病的泛滥。所幸的是，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下，文楼村的病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