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崔波

　　王彤到过很多城市，并在地图上描摹过它们的影子，同时也用相机留下了行动的轨迹，但至今也不能令人满意。他曾在一年之中无数次独自一人背着相机到山里游荡，并暗自窃喜总算逃离了恼人的城市，他把这样的举动称之为到自然中去“吸氧”。坐在返城的汽车上，他忽然会对城市萌生一丝模糊的感激之情，这份感激究竟是什么？一时还真说不清楚。看到城市的轮廓隐约地出现，家就快到了？他感到眼泪都快挤出来了，何况今日城市的扩张愈演愈烈，而土地却不能再生，环境污染也不能一天根治，对人性的硬化路面式的处理更是后患无穷。昔日城市的主角是机器，今日城市的主角是汽车，明天的主角是谁？人已被手段所工具化，被概念、信息所抽象化，感性的、乌托邦的城市在构建和实施中一挫再挫。

　　即使如此，他也不可能自动放弃在城市中生存的权利，如同他不能可能放弃思考和表达的权利，因为城中还有他所眷恋的东西。

　　也许有人说，用“无期”来形容都市生活太夸张了，他也希望我是在夸张，但他毕竟为自己找到了在城市生活的借口，并赢得了一些喘息的时间，他用这个时间来眺望、记录他在城市生活的遭遇或我们一代人的城市生活经历。其实，他真的要感谢在城市中遥遥无期的生活，并以后撤式的方法感激它提供给我的一切，虽然他不相信“时间就是现在”。但我可以偷换它的概念，以过去、未来的名义，让它们在他的心中暂时融为一体，继续着以胶片、数码记录他肉体及内心的活动过程，一直。

　　访谈录

　　笔录：崔波

　　《新周刊》：当我看到你的《自行车·中国人》、《文革遗迹》和《露宿》三组专题时，感觉你好像是有计划这么拍的，现在你认为这三组专题已经做到哪一步了？

　　王彤：对，是有计划地做，但每一次拍摄的出发点都有所不同。《自行车·中国人》是1993年开始拍摄的一个单元，那一年夏天很热，而且当时对摄影一如天气般地狂热(这不是发烧，我从未认为我有过摄影发烧友阶段。因为只有人的身体有了毛病人才会发烧，我的大脑、身体没什么毛病)。由于天气的酷热人也懒得动，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拍照。有一天实在闲得无聊，拿出很长时间没用过的Nikon相机，从冰箱里掏出过期很久的胶卷，戴上随身听，骑上自行车，像一只无头苍蝇般满街瞎窜。伴随着刺激的音乐将相机马达调至最快，在街上疯狂追逐拍摄那些有事儿、没事儿、有聊、无聊和我一样骑着自行车的人们。那天，我体验到自拍照以来第一次出现的真正的快感，等照片放大后，我再次感受到了同样的快感，于是，我决定延续这种快感。就这样我一拍就是5年，直到最后我厌倦了这种“玩法"。

　　1976年毛主席逝世那一年，我在吉林通化钢铁厂子弟小学上四年级，当时毛主席吊唁仪式设在厂职工俱乐部，我们排着长队缓缓步入俱乐部内。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发现她紧紧地咬着自己的下嘴唇已是满脸泪水。此时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放声哭了出来。我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后来我到乡下散心、拍照，无意识地晃到一面将要倒塌的残墙前，发现那上面有一张手工绘制的大幅毛主席画像，我一下回想起童年那一幕，我在画像前站了很久。我决定将它拍下来，为我同时也为经历过那一时代的人们留驻一点心灵的真实，也为我们的后人了解那个时代及那个时代生活的人们留存丁点线索。《文革遗迹》就这样开始了，当时是1994年。在之后5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不停地拍摄，因为我知道现代社会的发展速度飞快，所谓发展就是在摧毁过去的基础上构筑未来，我当时有一种与时间赛跑的感觉。5年以后我已无法再拍下去了，不是说我不想再拍，而是“未来”已构筑得差不多了。

　　《露宿》中绝大部分照片出自1997夏天一个半月时间内，晨练时顺便拍摄了12个乐凯400黑白胶卷。当时，我为了给一家杂志拍照片，凌晨三点半打车去拍摄点，在汽车大灯的照射下我发现路两旁有许多露宿的人们。其实我家刚从东北迁至河南时，在没有安装空调之前我也这样睡过觉，但后来在有冷气的房间内睡得很舒服，也就没想过是不是还有人在外边露宿。不过既然看到了，决不会不拍，就这样有了《露宿》。

　　《新周刊》：照片可以独自在黑暗中冲洗放大，如果不想给人看，就可以一直留在黑暗中，我听说你最近在拍一些比较前卫的作品,从《自行车·中国人》、《文革遗迹》和《露宿》再到前卫，相机是你表现的工具,你也会尝试其它的工具吗?

　　王彤：我从未考虑过我的东西是不是前卫，但我非常有兴趣有热情关注当代“新艺术”，同时我也愿意加入到“新艺术”中去。但是否是前卫还得根据当下国内、国际大的艺术背景下做出判断，我无法也不想为自己下定义，只管做好自己的事就行。比如我2000年在上海展出的一组照片便是从《新闻联播》开始到电视结束出现蓝屏，用相机很随意，不定时地拍一些画面把它连起来。其实从开始拿起相机的第一天起，我便感到了摄影的局限性，很多想法无法仅仅通过照片的形式传达出来。如今已进入多媒体时代，许多人使用装置、行为、Video、电影、数码影像来表述自己的想法，当然我也不例外。

　　《新周刊》：现在许多城市都在盲目地扩张、混乱，找不到和谐，在你的作品中你如何组织这种杂乱，或至少使用读图人会读懂一些你的照片？

　　王彤：城市的混乱且荒唐、荒诞、荒谬，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具体到某个表面现象上，只不过我们无法在所谓“正式”场合表达出来罢了。我本人作为混乱当中的一分子，我无须组织什么，我的照片当中已经体现了这种混乱。都说如今已进入了读图时代，但又有多少人能真正读得懂图片？这其中也包括我本人。

　　《新周刊》：平顶山我去过，我也知道平顶山有许多很棒的摄影师，他们中有许多以拍矿而成功的人，你为什么身在矿区却没有拍矿区呢？

　　王彤：我也拍过一些矿区的照片，很少且很零乱，我找不到切入点。我拍的话也不会只拍平顶山一个点，因为如果是为某一媒体作图片故事还有一定意义，但作为个人单元我会考虑在全国范围内拍摄一些国有的、私营的、大的、小的矿区，然后再做一个调查报告，这样才有意义。但就我目前的经济水平、个人能力根本不可能做得到，所以我只能放弃。

　　《新周刊》：有人说你的都市故事可能会将观众往还没有到来的某个年代推进几步，让人有一种身不由己的超前感受。

　　王彤：我说不大清楚，但那却是我个人的真实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