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未来

　　样板戏的年代，是一个革命信仰和革命激情空前合一的年代，当杨子荣紧握的拳头同手臂的角度与身体的距离在每一次都能成固定值出现；当舞台上的英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当男女老幼动辄“奶奶，你听我说！”时，我们对上个世纪的想象只能停留在当代人的认识论里呼天喊地。几亿人对几部戏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来来回回的反刍，让今天的所谓“资讯爆棚人”们想起来就觉得不可理解和不寒而栗，但无论如何当日的那种单纯、虔诚、无可言喻的狂热还是让许多人都不无依恋地怀想起那个久远的年代，怀念那种凝聚为集体信念而分外强大、美好、天真、同一的情感——而这样的怀旧从另一角度来说，也都无一例外地指向当下情境里信仰的缺失。

　　当我们最终承认这是一个真正的信仰空前稀缺的时代，我们又能如何？

　　海德格尔曾经说过：没有信仰的时代就是世界之夜。这世界之夜已经漫长到进入夜半，夜到夜半就是时代的贫困，痛苦、死亡、爱的本质都已晦暗不明——在历经了重重绝望和幻灭之后，在体认了所有的荒谬和存在主义的冷漠之后，也许我们只有再度回到一种全新的确认：只要人还活着、只要人类作为整体的生命还在延续，信仰就必须存在！而当尼采宣布了上帝的死亡，当科学理性不能给我们任何更多的依持，每一个人就只能重新体认：个人选择信仰的自由和可能。

　　用乌托邦的理想去检验信仰和激情是不切实际的。卡尔·波普也说过乌托邦主义者即使怀着最美好的愿望在世上建立天国，也只能造出一个人间地狱来——一个只有人才会为其同类准备的地狱。或许，乌托邦也是一种信仰，我们要做的其实只是看清一个事实，一个用平面镜而非放大镜看到的有关这个时代的激情和信仰的事实。

　　信仰和激情

　　“永远都是25岁！”从25岁开始，这句话就成了谭咏麟的招牌。很难说这是一种“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的应用还是自欺欺人的心理安慰。总之，从他25岁开始，就一直有一批忠实的FANS为他的25岁摇旗呐喊。“锵锵三人行”里的嘉宾在试图剖析追星族们的心理的时候，善解人意地表示，“这些人认为自己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他们在追星的时候更有激情”。

　　其实，几乎每一个富于激情的人：在年少的时候都会追星，朝思暮想，不离不弃；在年轻的时候都会渴望抛开一切外物不管不顾地狂恋，海誓山盟，生死相许；在热血沸腾的时候渴望为什么而献身，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在日趋老成的时候则隐隐期待着出现什么意外彻底打破现有秩序……而这些在漫长的有涯生命里，在琐碎的平淡生活里只是简短的刺激以作调剂的时候，甚至当以上的一切一切都不再能填补激情的巨大空洞，对信仰的寻求就会自然成为最高形式的激情。

　　近代以来，从弗洛伊德的力必多学说到萨德、福柯对非理性的推崇，无疑都是在试图释放某种自然、强烈的动物激情。如果说，激情原本就是盲目的感情，信仰和激情的合一则是以无条件的虔诚置换了纯然无思无虑而有的盲目。

　　真正的激情从来不是夸耀式的虚荣和自我陶醉，而毋宁是默默地、以全身心来体认地、对某一生活信念的恒久执迷。

　　信仰和欲望

　　“人们听到肉体的声音，我会说欲望的声音，总之是内心的狂热，听到肉体能叫得这么响，或者能使周围的一切鸦雀无声，过着完整的生活，夜里、白天都这样。如果你没有体验过绝对服从身体的欲望的必要性，你在生活里就什么也体验不到。”——杜拉斯关于欲望那赤裸裸的体认和描述无疑具有某种难以言喻的蛊惑力，然而这样的杜拉斯无非是和所有其他的纵欲者一样，早早地便被绝望击中，继而便只能靠刺激欲求的毒素和欲望无限膨胀时的眩晕带来丝丝缕缕确凿生活的质感——如果说每一个纵欲者的背后都有不能言说的隐痛，那么一个纵欲者也从来都不是在对欲望更彻底的宣泄中得到解脱，真正的救赎从来都是、也只能是信念对欲望最恰如其分的的导引和节制。

　　不得不承认的是，跟信仰比起来，欲望更容易激发起一个方便主义者的心灵。我们处在一个巨大的方便主义的熔炉里，对一切事物的解释，一个因为所以就可以解释。你为什么会爱？因为我必须爱！爱的前提就是结果，这样的解释只因为“方便”！而欲望也就在这一系列的方便主义里随手可拾。关于人类灭亡的消息已经有了不下十个版本，每一个版本的出现不过加速放宽了我们放纵或偷欢的底线。

　　眼下已成了“个人主义”和“唯情论”一统天下、登峰造极，个人欲望再度得到无限制的张扬，仿佛一个立论已然成立“人，只要满足自己就够了”——但人们终究是不能彼此隔离的，人和世界的广袤联系也毕竟不是可以轻易割断的，一种“个人主义者的寒冷”就直接呈现为：深层生命经验的缺失和彻头彻尾的虚无——个人信念的生成也由此显示出不容忽视的迫切。

　　信仰和市场

　　前两年当互联网在一夜之间席卷而来，诸多.com公司风起云涌的时候，一个很有名的提法就是：互联网不仅预示着新的市场，我们更应该把互联网变成一种全新的市场信仰——和一切信仰所固有的迷狂一样，升腾为“新经济信仰”的IT行业果然以前所未有的煽动力让纳斯达克指数持续地狂飙突进。这还不是全部，随之而来的是身不由已的将自己纳入市场化或换一个词说是企业化甚至集团化国际化的圈圈。我们不自觉地说着相同的语言，遵守着一样的规则，憧憬着类似的前景。激情是一切市场化初期的代名词，而硅谷也俨然成了世界精英的样板房。

　　然而，真正的信仰是无条件的，真实的市场却是必然逃不离其基本规则的。当事先允诺的种种物质回报得不到如期兑现，所谓的“新经济信仰”立马就是土崩瓦解，一泻千里。

　　当然有人会说了：此信仰和彼信仰原本就是两回事儿——不过，自打詹姆士、杜威“善的本质就是满足需要”的实用主义哲学在美国大行其道，信仰和市场就已然界限模糊——一种成功的营销理念可以和任何一种最伟大的信念相提并论，两者最大的不同无非是：一个满足物质，一个满足心灵。一个伟大的推销员当然也毫不逊色于一个优秀的传教士，他们同样都要懂得如何兜售和贩卖。

　　信仰和做秀

　　就在张广天导演红色话剧的时候，他说了：这一回我们要狠狠地做秀！然后，一种纯粹的革命情怀就愈渐被冲淡成了红色时尚，在各大秀场零星贩卖。北京的小剧场长久地处在一片激情的荡涤里，那些在校园里久未发声的毛头孩子面色通红，肌肉紧张。虽然格瓦拉让众多小女生迷恋的是他那张满世界招贴的脸——这是一次明目张胆的贩卖，这当然也不是一个偶然，就像在所有其它的领域里一样“我秀故我在”已然成为席卷一切的风潮和做派.当信仰遭遇做秀，谁成全了谁却也无法追究：在现今的基督教国家，就是牧师布道的时候也不得不秀出种种噱头以吸引信众们越来越趋于分散的注意力。至于说面对普遍处于信仰迷失状态的大众，任何能将信仰、信念之类成功地包装上市的举动也都显出操作者对时代心理的敏感把握。

　　其实，“我秀故我在”究其根源就是一个地道的“存在主义”的表述，时时处处的做秀也就此注定应该成为：最具现实效应的存在主义的狂欢。如果说在这样的时代气氛里，做秀和信仰已然面目模糊，那么惟一的界限和分别也只能在信仰者的心里生成——他们将知行合一地坚守着“我在故我信”的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