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令狐磊

　　记得看电影《红色恋人》的最大乐趣是看香港娱乐代表人物张国荣如何把自己的“天皇”角色塑造成一个充满激情的革命者，当他戎装彩带在城门外大跳扭秧歌欢迎解放军的时候，熟知张国荣的观众都大笑不已。张国荣无疑是顶级演员，他可以为角色牺牲掉自己的一切包袱，唯一保持的是作为一个演员的娱乐精神。由此可以说，张国荣在演员内本来就是一个杰出的“革命者”，而他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典型而已，更多的我们，大抵都在革命的激情和时尚的风情中左右。

　　激情时尚中的几个范本

　　自从我们的土地成为革命的热土后，革命时尚便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生活。以下提供的几个是在生活中的革命时尚范本。

　　旗袍　旗袍属于激情还是风情？我们知道革命者江姐一袭旗袍，表明中国传统女性美与革命行为也可一脉相承——但是便有人质疑，“演共产党的烈士，穿旗袍上场，能像个样子吗？”——这是否是《江姐》当年落选为“八大样板戏”的原因已经无法考究。

　　实际上，由于是“旗人之袍”，辛亥革命后，旗袍便一直伴随着革命进行着适应时代风尚的变革。去除体现社会地位的装饰和不便于出行、工作长袍外罩马甲的穿着方式后，新式旗袍成为城市中国女性展现中国传统美的最佳中式服饰。曾经有些反映地下党人的电视剧这样塑造那些“小资产阶级女革命者”的：瞒着资产阶级的丈夫，穿上印花旗袍、化妆、穿高跟鞋，然后趁黑跑到外面去贴革命传单。

　　“张曼玉版”把旗袍的魅力演绎得如此“花样年华”，可以初步预见的是，随着《江姐》的公映，“江姐版”旗袍(标准是：一袭蓝旗袍配以红背心，搭配白围巾)亦会带动另一阵旗袍热潮。

　　旗袍或者是时尚或者是风尘的符号，也或者是革命的符号。正如极端反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格瓦拉目前成为人们谋利的工具、手段一样(第一批在欧洲卖出的格瓦拉画像每张就卖5美元)，透露着现实时代的无奈。

　　不辣不革命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吃的自由》一书中，说到辣椒时这样描述：“辣椒实在是妙。几条入口，就会舌头发麻，张嘴丝丝吸气。再吃几条后，浑身大汗淋漓，血脉通畅意气飞扬。”一篇《不吃辣椒不革命》则这样描述辣椒如何引导革命：“因为生活太平淡而厌世的人，有了辣椒的刺激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也会绽开笑脸……辣椒勇猛暴烈而不会反抗，是最理想的征服对象。一向自卑的人，其它方面皆不如人，有了辣过人家的优势，就足以自慰了。”

　　其实自从辣椒开始传入中国后，辣椒便从未离开过革命。

　　毛泽东说，“不吃辣子不革命来。”辣椒传入中国400多年，真正在民间饮食中流行则是嘉庆以来的200多年时间，主食地区的湖南、四川则不断辣出日后为国人敬仰的一代代革命风云人物。

　　辣椒至少在以下几个特征上迎合了人们对革命的联想：一是红色，二是味道刺激，三是伟大毛主席也吃它。

　　辣是潮流，麦当劳的“麦辣鸡腿汉堡”和“麦辣鸡翅”是两款专为中国顾客推出的辣味食物，这表明他们对国人的口味研究得颇为透彻。“来自美国的家乡鸡”的肯德基也在新推一款叫“摇摇乐鸡米花”的食物，配料是“川香麻辣粉”。当你发现传统的口味清淡城市广州城中的四川菜馆、重庆火锅店、湘菜馆越开越多，一家湘菜馆甚至把它的厅堂挂上列侬的画像，修整得像个摇滚酒吧般，辣与革命都快要在时尚中起舞。能预见的是，下一个湘菜馆挂上格瓦拉的画像，然后店名字就叫做“格外辣”，准火。

　　切·格瓦拉　如果从装饰效果绝对来看的话，头戴贝雷帽双眼深邃充满激情的格瓦拉画像绝对是一个挂在哪儿哪儿就蓬壁生辉的最佳装饰品。为他拍下这幅经典照片的古巴摄影师格尔达后来回忆说，当时负责的任务其实是在一个演讲集会上为卡斯特罗拍照，一个偶然的机会摄影师留意到坐在旁边的格瓦拉双眼专注地望着远方，眼神刚毅而自信。格尔达激动地举起照相机，把格瓦拉的经典形象定格。

　　但格尔达做梦也没想到这张无意中拍摄的照片会被广泛复制、印刷、加工、流传到世界各地，更成为包括欧洲在内的各地时尚青年的墙头照、服饰照。

　　2000年4月，导演张广天把切·格瓦拉变成舞台剧《切·格瓦拉》，称其“批判现实的尖锐锋芒、鲜明的平民立场、极端的革命风格和先锋的表现手法”，不同于当时同名的其它剧，乃此“格瓦拉”非彼“格瓦拉”。该剧在北京连演37场，场场爆满，在各地巡回演出60多场后，由于存在争议，媒体与社会反响强烈，被称为“文化思想界的红色风暴。”

　　作为话剧形态的《切·格瓦拉》或许不必花费我们太多的精力去探讨其正与误，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当代追捧格瓦拉的时尚青年更多地在误解了格瓦拉。他们把格瓦拉在古巴试图推行“废除货币”、“强逼义务劳动”、“懒散惩罚”等理想政策的可笑事实给轻易稀释掉了，剩下的格瓦拉：激情、青春、英俊、乌托邦、为理想而献身。

　　在给流行风吹得左摇右晃的时尚年青人寻找到了一幅可以挂在墙上的切·格瓦拉，然后跟女孩子说，你崇拜格瓦拉，没准那女孩就对你一脸崇拜。

　　崔健　一个“反革命”的革命经典，红与绿是他的符号色。1986年夏天，身穿一套旧军便服，斜背一把破吉他，裤腿一只长一只短的崔健在北京唱出《一无所有》，日后这首歌成为中国摇滚歌曲的经典之作。崔健绝对是中国摇滚乐的先行者。1988年美国《新闻周刊》以《北京新浪潮——中国最狂热的摇滚歌手》为题报道了崔健，文中说“崔健的歌充满迷惘和困惑，并且以反讽自嘲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气氛很快就感染了全中国的青年人。”对那些仍然沉浸在邓丽君式的奶油音乐中的年青人来说，崔健率性直接的摇滚乐无疑是革命性的，正如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

　　崔健接踵而来的专辑名字，从“红旗下的蛋”到“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再到“无能的力量”，每一张专辑主题都被认为“映射了我们这个时代每一时期、每一文化潮流下的一批批年轻人火热的心。”崔健在诉诸音乐的追求中，其实一直试图寻求满腔热血的革命热情。

　　所以，乐评人认为，崔健在摇滚中发现了自由、激情、放任和宣泄，而这一点的永恒价值在于，20世纪80年代，他是反体制的，90年代，他是反商业的。2000年，崔健的反叛激情在“无能的力量”中转世再生，一个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为蓝本的Flash短片由“闪客”(Flash创作者)老蒋在网上发布，这个Flash版的崔健同时也促成了Flash语言下的网络革命：Flash成为当下网络激情的重要发源地。

　　革命时尚人的特质

　　如同现在的时尚潮流可以不断给人分门别类一样，我们不妨把酷爱辣椒，把格瓦拉穿在胸前，挂在墙上，看《切·格瓦拉》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充满“理想激情”的这群人称作“革命时尚人”。

　　“革命时尚人”的特质呈现除却上述几个范本外，如果更广阔地来看，我们曾经费尽多年心血的长城其实也可作为革命特质的符号。一篇《长城与革命》的文章给我们归纳了两者之间的共同点：1.心血来潮的产物，2.被赋予崇高的意义，3.阻隔作用(阵营归属，长城内外)，4.破坏与重建，5.现实和虚构，6.所谓集体智慧的象征。

　　是的，如此具备革命气质的长城，现在也是时尚观光的杰出符号。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既然可以说是长城之特点，似乎也该是当下“革命时尚人”之气质。

　　处于现实生活中的他们没有格瓦拉的革命战场，对很多热爱宜家、哈根达斯、无印良品的他们来说，这种物质生活其实又无法离弃。骨子里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恐怕他们自己也无法自我剖析。他们渴望自己的生活充满激情，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高尚者，同时与别的人群泾渭分明，意图打破传统的框框建立自己的一套，在现实的时尚风情中孜孜寻求虚构的高峰体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体验是一种“记忆”，而由于他们实际上缺乏直接的革命体验，故其“记忆”都是“集体影响的”、神圣而浪漫的记忆体验。

　　广州地铁烈士陵园站是一个可以给你提供这种“记忆体验”的地点。地面建筑是为纪念1927年共产党人领导的广州起义中牺牲的烈士而兴建的烈士陵园，在地下的地铁烈士陵园站的月台、天花设计以红色为基调延续这种风格，到了地铁“流行前线”出口，麦当劳与日本旋转寿司的味道交集而至，游戏厅街舞音乐也激荡而出，各式街头用品时尚饰物琳琅满目，这儿是穿着前卫的潮流青少年的阵营。而在烈士陵园正门门口的英雄广场，也聚集了不少极限运动爱好者在玩滑板和BMX。如果在战时，“流行前线”还可以摇身一变成为防空工程。没有年轻人认为这附近是陵园，多不好玩；也没有“老革命”嫌这些年轻人干嘛在这儿闹。是的，革命与潮流可以如此亲密贴近——因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商业社会。

　　网络上评论时事的论坛，则成为另外一种“记忆体验”的虚拟空间。人民网强国论坛、新浪网论坛、中青论坛等，每每因为一些引起国人愤慨的事件成为网民泄愤的空间。“9·11”期间，由于中国年青网民(青年人是中国网民的主流)在论坛上的兴奋表现(不少网民把“9·11”和美国轰炸我驻南大使馆事件和撞机事件联系起来)，中国人也被当时急透了的美国媒体观察家认为是“幸灾乐祸”的一群人。目前仍然没有一部翔实的术著来探讨中国年青网民在时事类论坛中表现出来的心理，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群人仍然保持着警惕和愤怒的特质。

　　曾经有学者忧心，越来越受到西方文化和日韩潮流影响，中国青年需不需要保持自己的愤怒？没有叛逆精神的一代，可会是未来的社稷栋梁？毛泽东、格瓦拉、周星驰、李小龙、麦当娜、滨崎步、F4都可以接受的这一代，他们的文化时尚可塑性似乎比老一辈的“草根”一代都要强，问题是我们该如何辩证革命的激情与时尚的风情的关系。

　　革命与时尚的辩证

　　《切·格瓦拉》开始火爆的时候，有社会观察家便表态：时尚最讲究标新立异，有麦当娜纸醉金迷“物质女郎”的风情，就会有格瓦拉式“后革命摇滚”的激情。有人还找到例证，说到国外去，凡是有卖梦露的地方，就能买到格瓦拉，凡是身穿麦当娜形象服饰的西方年轻人，没准第二天就换上一件格瓦拉的服装。

　　而中国人该寻找时尚的因子？我们缺乏可口可乐的商业传统、缺乏麦当娜布兰妮的娱乐精神、缺乏路易威登的时尚号召品牌，在整个娱乐时尚工业尚未搭建的困局下，我们惟有在记忆中寻找流行的力量。

　　毛主席是激情记忆一种，于是在全国各地都可以天天见毛主席，北京秀水街上印有主席语录的文化衫广受中外游客的欢迎；雷锋是激情记忆一种，一曲《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借路Flash亦正义亦荒诞寄托着人们对雷锋的回忆；江姐也是激情记忆一种，歌剧京剧舞台剧各种艺术形式的重新塑造，人们对巾帼英雄形象仍然充满热情。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必担心记忆的丢失，只担心它会不会迷失——在商业社会中，革命的激情会不会作为一种资源，变成人们的一种消费？或者，如果革命的激情成为时尚的一种，它会不会丢失？或是不是迷失的一种？

　　流行文化的力量依然庞大，日韩流扑过来的时候，每个青年人都想跑去把黑发染成红黄蓝紫；F4、TWINS正红火，不少年青人便衍生出4个男生、2个女生结伴成小团体的校园怪现象；周杰伦式腔调的R&B音乐成主流时，我们发现身边的人唱歌好像咬字都不准了，更奇怪的是，汉语咬得不准反而平添半分味道。就流行文化的角度看来，不得不承认，革命激情的时尚其实只是当中的一条支流而已。

　　另一个情况是，如同环保成为时尚一样，激进环保分子(或用新词：恐怖环保分子)正成为另一种极端。1982年时，为了抗议核武器，曾出现3万名妇女围绕Greenham Common发射基地形成包围圈的情况。而现在国际绿色组织已经颇有声势，电视新闻画面上经常看到他们和警察的冲突或者是一叶孤舟地去阻挠装载了核废料的巨轮。他们的和平示威甚至能阻挠NMD试验推迟2分钟。

　　在《流星花园》被广电局封杀的时候，网上出现一篇《从〈流星花园〉看杉菜的革命情结》颇为生动地给出了一份“文革”语言式的“杉菜”人格解剖。文中说，“这部电视连续剧讲述了出生贫下中农的女子杉菜是如何与资本家的阔公子作反反复复以少胜多的斗争的。杉菜同学怀着人定胜天的革命真理来到了这个学院，凭着一腔热血与高尚的革命情操力图力挽狂澜。”这种貌似严肃的解剖是网络的戏说。这篇被广为转帖的帖子也表明了网络的态度：一切的正经都可以是正而不经，从另外一个侧面上，也给了我们一个对革命的激情与时尚的全新观察角度。

　　鲁迅先生说，“革命不是教人死，而是教人生的。”先生的意思是说，革命为的是人生更美好，这道出了激情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