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向东

　　当信力建第一次被推到教育这个行当的时候，他正处在别无选择的境遇之中。

　　那是1989年，信力建本以为水到渠成的出国通途被签证官一笔勾销，事先辞掉的银行职务却已是覆水难收，随后，几次经商的尝试也均以失败告终。未料想，一个民办学校的校长受他捐助，感恩图报便邀请他去经营一个英语培训班，等这个班开始上课了，信力建还没从中学时代的侦察兵理想、大学时代的总理梦过渡到校长这个身份上来——那个班第一期学员一共才8人。

　　1991年，出了国的信力建自行中断学业回国。那一年的日志上，信力建有这样三个记号：一株树，一个儿子，一所学校。

　　十年时光荏苒，这三个个体以不同的方式展现了各自的生命力：信力建亲手栽下的那株小树长到了四层楼高，儿子已经懂得和他讨论中国的教育问题，而那所学校，变成了有26个教育实体、总资产近5亿的信孚教育集团。

　　“我1956年出生在广州，父母都是辽宁人，医生。那个年代出生的人经历过的事情我差不多都赶上过。上学时候老想着当侦察员，真当兵了却成了卫生员，“文革”期间被派到农村锻炼，1978年上了大学，那时候我已经22岁了，本来想着读经济，可不巧中山大学的经济专业被调到了暨南大学，我就读了中文。大学时想的是毕业后去机关，走仕途，但分配时却被分到了一家修配厂，那时，我迫切要改变自己的处境，所以不断地换单位，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跳，结果都不尽如人意。1991年拿到留学签证去了英国，可我发现留学并不一定是条好的出路，于是我很快就回来了。”

　　信力建用带着明显广州口音的普通话平静地说着自己的履历，他把自己开始做培训班之前的种种充满错位感的尝试都归结为“失败”两个字，而他这一连串的“失败”其实可能是失意的经历，却练就了他十足的“广式实用主义”的行事风格。“我每个阶段都在做其它的尝试，哪个能做通我就做哪个，怎么能做通就怎么做。你可以说我是个机会主义者。”

　　生于广州并在这个中国历来商业气息最浓的城市成长和受教育的信力健，骨子里却有着一种非常理想化的从政治国的念头。说起当年立志要当总理，在图书馆狂啃治国平天下的大部头的年月，信力建并不觉得那是在装腔作势或是年少轻狂，相反，他仍然在遗憾：现在只能以教育报国了。中国传统教育差不多可以看作是仕途的前奏，这或许可以解释信力建早年的入仕愿望和办学理想的内在联系。“信孚”的口号是：“坚信教育完善人生，深孚民族振兴期望”，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解释说，“孚”字就会意来说，是一个人在祭祀典礼上向神奉献贡品。

　　看来，北方血统和50年代无疑给他打上了理想主义和使命感的烙印。“中国那么多流动人口，学校那么高的淘汰率，没有民办教育，那些需要受教育的孩子怎么办啊？”他敲着桌子。在信孚集团名下的幼儿园、中学、中专和大专校园里，全部是这样的孩子。

　　民办学校的校长不好当，其权利、归属、利益等等问题，早在信力建骑着自行车在广州满城跑、找落榜生资料、贴广告的时候就已经在上到“人大”下到民众中，争论不休。一说起今年会有大的突破，信力建有点激动：“理所应当，势在必然嘛。招生权不给我们，发放学历证的权利不给我们，可我们是在为整个民族做贡献啊，我最大的期望是信孚最后能拥有常春藤大学。”

　　远大理想先放一边，民办教育这碗饭不那么容易吃。深谙“广式实用主义”哲学的“机会主义者”在这个根据现行政策里无法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业，首先面临的是生存的问题。新东方的办法是不在基础设施上投入，成本再高也是以租为主，信力建的办法却是再开一个志信投资公司和一个管理公司，分离了学校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用职业经理人管理学校，更是他的一大发明，从信孚集团走出去的管理者，不少成了“职业校长”。信力建完成了一个难度系数不低于8.5的漂亮的入水动作。

　　和纯粹的经商相比，信孚取得的成功更值得人尊敬：夹缝中生存已属不易，何况长大。好在教育行业所需要的献身精神，和中国民办学校不尴不尬的状况，其中看似难以调和的冲突似乎恰恰为信力建的理想主义和商业意识彼此兼容的特征所整合并化解。或者，我们可以“事后诸葛亮”地说，信力建的成功，那是注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