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过，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可是，当初他老人家打下江山后，并没有理会在京津唐之间建新都的建议，而是在中南海里演绎出了一个新社会、新空间。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推进最快的珠三角地区，农村变城市、村民变市民，首先就是从新村规划开始的。珠三角的农民筹划新村时，却采取了与毛泽东完全不同的思路：选新地、造新(高)楼。如今珠三角地区连绵的城市群，很大部分就是由农民的新村填充、粘合的。

　　选新地建新村，应该可以建出最新最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吧。可是，不然。珠三角地区违法建筑之多、违法占地之广，颇令人咋舌。而新村形态显示的想象力贫乏、审美水平低下、空间布局之鄙陋，昭示着中国近现代教育与文化发展的严重失败。在新村意识形态中除了发财之梦、风水之梦，农民的审美梦幻已消失得干干净净。古时之桃园梦，固然是由文人士大夫演绎出来的，而传统的乡村形态似乎还能呈现出容纳桃园梦的环境，而现代都市及市郊的环境，其混乱与破碎，真的只能容得下破碎的心灵与破碎的梦想？

　　另起炉灶建新村，既已成为现代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那么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化生产力是什么？推土机、混凝土、玻璃、马赛克，可能是运用于新村建设的突出生产力代表了。

　　大马力的推土机在旧村边的空地上碾过，将山体、水塘、树木均碾为平地，将蕴藏于土地的灵性碾没了，将村民想象力发酵的可怜一点酵母也碾没了，将岭南风光碾成了黄土高坡，黄土高坡上耸立起无梦的碉楼。在深圳某镇的一片新推土地上，香港某些武打片就选此作为情仇打斗片的漠北外景地。

　　现浇混凝土以极高的速度垒叠起四五层甚至更高的村民住宅楼，流水线生产的仿木家具填塞其间，使当代村民完全失去了像传统农民般抚摸、感觉起屋建房打家具的细节，因而也就相当程度上割裂了村民与手工操作的联系。荒涎派大师布莱希特曾经在戏剧中展现的“陌生化”，在当代中国的新村建设上大规模地，并且是戏剧性地呈现。在发达的美国和澳洲的乡村，至今农民们仍然喜欢手工操作，自己动手搭建住宅、打造家具。而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却对自己的私宅无动于衷：买一份廉价的图纸，雇外地民工把楼建起来，而且建得跟邻居们的楼一模一样，一个丑样。

　　密密匝匝的住宅构成的新村，仅仅满足于一户一栋或一户数栋的土地分配，而村民由旧村搬到新村时，才发现旧村的祠堂、庙宇、晒场、巷弄是那么的遥远。新宅大门装上了大铁门，玻璃窗钉上了防盗网，只是楼群里增加了商店和发廊。传统村民的发生于祠堂内和巷弄里的族内交往，被村民与外来工之间的外部交往所取代。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部交往取代内部交往，是现代化的可喜进步，但因为新村发展作为村民固定资产投资所必须的产权制度并未曾提供理性的保证，所以“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

　　笔锋至此，我倒觉得无梦的新村最大的原因还不在于近现代心理智教育的失败，而在于现有土地产权制度的桎梏。

　　新中国推行土地产权制度规定土地的所有权分两种：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土地也就分为国有土地和体土地。村民建新村，自然是在集体土地上。而集体土地的产权实际上处于一种准产权状态。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张开大嘴，要吞下的是国有土地，也就是说，集体土地随时可能、同时也必须被烤成“国有土地”的面包，才能被城市合法地吃下去。因而，村民拥有集体土地就像拥抱着一个斯巴达式的婴儿，随时可能被叫作“国家”的这个人抱走去充军。

　　对待一块本质上并不属于自己的土地，村民们来不及、也不太可能去做一个长久而美满的梦，新村规划就只好充当农民与国家争地争利的一个临时武器了。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临时武器还满管用。在讲求效率的时代，临时的往往就变成了永久的。深圳市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大肆兴建的新村规划，远远超出国家《土地法》规定的一户一栋私宅基地的指标，且发生了大量非法转让私宅基地的现象，如今看来也只好让城市政府变着法子使之合法化。这种现象恐怕也不只深圳独有，这才有共和国总理前不久和一帮经济学家一道提出的合理合法促进集体土地流转的问题。

　　现有新村意识形态的弊端，还在于它实际上成为一种城市流行病，在国有资产及其它社会资源的分配与占有方式上，谁能否认这种村民抢占、多占宅基地模式的大量存在呢？总体上，城市和乡村不都是一个“无梦的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