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崔波

　　去年我在山东“一品国际摄影节”上见到了莫毅，准确地说不是莫毅本人，而是他自拍的一组叫做《Moyi》的作品。照片中的莫毅人很清瘦胡须却特浓，就像一个粗犷的西北汉子混迹于大都市的街道中。整个作品给我一种自言自语或顾影自怜的感觉。

　　后来与莫毅在电话中聊天得知他是一个西藏生西藏长的天津人。与莫毅聊天是件很恰意的事情，他总是用他的经历讲述他对摄影，甚至是艺术的态度，莫毅是真诚的，在他的作品《街道的表情》中，都市人的面貌被莫毅以自己的视觉方式进行了演绎。在这次演绎中，莫毅体会到艺术创作过程与人生体验过程同一的愉悦与快感，对莫毅来说，摄影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而是一种表达问题、提出和展示问题的方法。《狗眼的照相》作为标题曾引起一些人不满，《狗眼的照相》不是实验性的创作它的动力不是来自冲破以往视觉经验，寻找新的影像为目的，而是莫毅对城市文明的关注和思考的一种方式。

　　莫毅很善良，每次与他聊天，他常常会心存感激地告诉我一大堆他要感谢的人和事。

　　莫毅也很穷，他为了自己的拍摄风格放弃了日本一企业对他的资助，至今没有任何经济来源。

　　莫毅很孤独，也耐得住寂寞，但不功利，居住在现代都市的莫毅少与人往来，只做自己喜欢的事。

　　莫毅很矛盾，他常常会说不清地与自己较劲，也和社会较劲，较劲的原因就源于他的摄影。

　　访谈

　　笔录/崔波

　　《新周刊》：从事摄影之前，你做什么？

　　莫毅：踢足球，我踢了10年职业足球，放弃的原因是当时人们对足球的热情远不如现在高，要是在现在的环境中，我不会从事摄影，也许我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球员。

　　《新周刊》：有人说你曾经得过一场怪病，能谈谈你的病吗？你的病与摄影有关吗？

　　莫毅：的确，从1994年到1997年，我一直精神衰弱，现在我知道是长时间精神压抑的结果，当时做了许多检查，医生就是找不出病根来，最后说我的后脑部长出了瘤来，医生说即使做手术拿掉不定期会长出来，把我吓坏了。后来遇到了一个游医，与他在山中呆了一段后好了。其实是我离开了城市，心情便慢慢好起来了。我的病与《狗眼的照相》关系不大。大家都知道天津的街道是弯的，视线打不开，所以很压抑，我一直想反叛城市。我是心病，心劳而致功能紊乱。

　　《新周刊》：你这种对城市的反叛，正好与你的《狗眼的照相》不谋而合了。

　　莫毅：也许吧，《狗眼的照相》不是为了打破一种模式，而是情感的需要。如果不是情感与态度的驱动，我不会找到这种不正常却又极符合我情感的真实方法。照片出来后也有许多人认为我亵渎了摄影艺术的神圣，我认为这种方式单纯寻求特殊角，获得怪异影像的产生有赖于我对摄影工具与技术的了解和掌握，它很恰当地表明了我对城市生活的不知所措。

　　《新周刊》：为什么《狗眼的照相》角度低，是蹲着把相机放在地下吗？

　　莫毅：很多人都问我为何蹲得这么低，其实很简单，我是将相机装上马达，用光圈优先的模式，固定在独角架上倒着提。我用一个汽球快门线捏在手中控制快门，广角镜头加上超焦距，就可以获得我需要的足够的景深。其实对工具和材料的认识必须有非常好的想象力，才能做到的。

　　《新周刊》：你对传统的摄影认识很深，20多年相机差不多成了唯一的工具，你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摄影中去，我很想知道你的物质生活和家庭生活如何。

　　莫毅：我对物质生活要求很少。家也很乱很小，连摆放电脑的位置都没有，我不拒绝电脑，一直没地方放，再者没钱买。我曾经有过美满的幸福时光，但很快婚姻失败了，为此我整整41天没吃饭。我现在心情平和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