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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冯博
2002年4月，国际期刊联盟大会在汉城举行，会议刚刚结束，国际期刊出版联盟的会长唐纳德·库莫菲尔德就随中国期刊协会常务副会长张伯海先生回到了北京。
见到这位传奇人物是国内很多期刊界人士的愿望，终于在一个春雨绵绵的上午，唐纳德与国内二十多家期刊的总编见面。一家IT杂志的社长说，没想到唐纳德先生这么平易近人，唐纳德笑了，他指着对面的张伯海说，我与张先生一样，都是闲不住的老人。
闲不住的唐纳德·库莫菲尔德之所以神秘，源于他的三种身份--早年从政，退出政坛后开始经商，从经商开始，涉足传媒，成为国际传媒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与二十多家期刊的总编们座谈后，唐纳德先生在十分紧凑的行程中安排了去《新周刊》北京办事处参观与座谈，时间很紧，来不及调车，唐纳德坐在了一辆富康出租车的前座上，北京的这场春雨下得很急很密，望着窗外的春雨，唐纳德若有所思。雨中所有的车都放缓了速度，谁也不会想到，这么一辆普通的出租车上，坐着一位顶级的大人物，他现在的身份，是国际期刊出版联盟的主席，他过去的身份，是纽约市的副市长！
在现代城《新周刊》北京办事处的办公室里，唐纳德饶有兴趣地翻看起以往的《新周刊》，办公室里挂着很多新周丽人的照片，唐纳德似乎未看一眼，却一下子发现了获得"奥齐奖"的《新周刊》"2000年大盘点"的封面，唐纳德说，能获这个大奖非常的不容易。
翻阅了一会儿杂志，唐纳德先生便落座兴致勃勃地与《新周刊》执行总编封新城开始了交谈。
唐纳德：我想问你许多问题，这本刊物什么样的人在读？
封新城：我们的读者是年轻人，25-35岁，主要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这样的中心城市白领阶层的意见领袖。中国这些年发展得非常快，《新周刊》关注的是社会发展趋势，充分表达了这群人的价值观。应该说在中国这一类的刊物中，我们是最早在形态上做了很大的探索的。您这次专程从汉城到中国来，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唐纳德：这次汉城会议非常成功，现在国际期刊出版联盟已经有41个成员国了，八年以前，中国也加入了这个机构，这次参加汉城会议的中国媒体就超过了一百多家，应该说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样我们就有了跟中国媒体更直接接触的想法，实地来这里，在北京，一方面了解他们的需求，看看他们需要什么，我们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了解中国传媒发展状况的好机会。这是一个双方面的交流。
封新城：主席先生在这之前对中国期刊以及中国传媒有什么了解？
唐纳德：我有很多朋友很了解中国，有很多人在与中国相关的出版、传媒中工作，有很多人在香港，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在香港30年了，他每年与我见很多次面。从很多渠道我得到了很多很感性的理解。我这次到中国来，是想给中国的期刊界提供一些帮助。这段时间以来我了解了很多东西，希望还能了解更多的东西。这个周末我会去香港，我也希望有机会能去广州，这样大家有个更直接交流的机会。我注意到了一个问题，发展中国家杂志在所有媒体中所占的份额是很小的，只有2.9%，因为杂志比较贵，一般人买不起，但中国不一样，中国发展得很快，现在人们很有钱，他们有条件选择自己喜欢的杂志。中国杂志发展的潜力很大。我相信《新周刊》是人们非常乐于选择的杂志。
封新城：您觉得中国目前的杂志有哪些问题是应该注意的？
唐纳德：中国的杂志发展得比较快，现在很多杂志的外在形式已经非常有吸引力了。但这些并不代表它的编辑力量会很强，中国的杂志可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保持一个非常稳定非常高质量的编辑水准，能以此吸引读者，这方面可能要加强。现在可能的一个相对比较难的问题是，不知道读者是谁，即使是通过邮局订阅，也可能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做杂志就是要了解读者、了解读者、了解读者，联络读者、联络读者、联络读者。另外很多中国的媒体不知道如何利用网站的作用，不知道如何利用网站推销杂志。比如说读者通过网站看到杂志，他可能就会对杂志本身更有兴趣。第三点是如何利用广告，媒体与广告客户的关系不单单是卖出版面，而是建立起与客户的关系。还有一点，杂志是为读者办的，不能受广告客户的影响而忽视了读者。这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还有一个经验是，在西方，会有第三方公证机构来公证杂志的发行量。上午还有人问过我，小的媒体怎么跟大的媒体竞争，有一个办法就是找合作伙伴，如果找到好的伙伴，不论是从资金方面还是管理方面都会受益。发展的道路有两种，一种是从自身开始发展，另一种是跨媒体的发展，走多媒体发展的道路。很多人非常乐于投资杂志，这是一个增长的行业，但如何把资金和目前的杂志结合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相信几年后中国的期刊界很快就会跟国际接轨。
封新城：您自己有没有做杂志的经验？
唐纳德：我大学的时代就跟人家一起尝试着做杂志，后来从政，退出后从事与媒体相关的工作。我自己不但有杂志、报纸、网站，还有电视台，这些媒体我都管理过、经营过。
封新城：您平常读得最多的是哪几本杂志？
唐纳德：《新闻周刊》、《经济学人》，还有《纽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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