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住宅运动在中国推动了两年多，关于居住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意义，也被阐述并在繁衍着。然而，一个基础性的概念，却一直未被触及：我们的文化所能容忍并期待的居住自由。

　　先想象一下这样的情境：开着一辆簇新的奔驰车，行驶于泥泞的乡间小路，还必须到冒着浓烟的乡镇企业旁的加油站里灌注掺了水的汽油。你可能会为落后的乡村终于有了工业而欣喜，甚至奔驰车能开到乡下，本身也是"发展就是硬道理"的一部分道理，但却离自由的汽车文明还差了很大一截。对于中国现阶段的住宅生产而言，这个比喻可能还不一定恰当，因为建造住宅，还有点类似于国内组装奔驰车，它既不是中国的品牌，也达不到原装奔驰的质量。

　　文化，在三个层次上渴望进入居住的核心概念：第一个层次是自由，第二个层次是环境，第三个层次才是风格。完整的居住自由，不只是经济上的，即人们日常所指的自由选择商品房这回事。因为社会分化产生的贫富差异，不但夸张地鼓励了"经济自由"下的身份表征，并且这种身份象征还更为夸张地写在各种类型住宅的表面。在"自由迁徒"过程中，"孟母三迁"这种中华教育文化的传统美德范例，实际上意味着对贫困阶层居住之不自由的正面肯定。择校而居成为年轻而富有的置业者们相当重视的问题，这既是我们本身固有文化观念的体现，也是我们在追求普通公民之居住自由过程中所要扬弃的概念。当然，学校教育的普及，还只是居住自由所要获得的前提中的一部分，包括表达的自由等公共领域自由的实现是更基本的前提。即使在居住与教育这个问题上，我并不持一种道德主义的立场。我有必要阐明这么一种观点：一个人为教育普及而奋斗是高尚的，他仅仅为自己的儿子能上好学校而奋斗，也是同样高尚的；一个房地产商为自己开发的楼盘卖个好价而认真配置良好声誉的学校，是高尚的，而他为了使自己开发楼盘的利润最大化而努力规避建学校或其它设施，则是卑鄙的。

　　在这个意义上，居住的自由之玉成，还在于良好的意愿，以及如杜威所言：特定文化中存在的自由的数量与种类将取决于该文化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教育体制、艺术、道德、家教与家庭生活。民主的建设与自由的实现，是在我们共同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缓慢地、一天一天地采纳并有效地推广与所追求的目的相一致的方法。

　　在房地产业发展目标中，就是要明确这么一个基本方面：使居住的自由成为惠及每个公民的现实。杜甫诗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他的目标，也许是把房子分派给天下寒士，因而为当代经济人所不齿。我们要做的，是要把房子卖给需要房子的人，并且要卖给他一种自由的生活：他买了好房子，同时还买到了完整的公益服务。因为为了所谓公益的事业，每个公民也是纳了税的，公益的，归根到底也是市场的。只是因为市场不够完善，才有所谓私有产权与公有产权的判若云泥的命运。

　　文化更新与居住自由，在以上讨论的意义上，才能建立起深刻而永恒的联系。

　　在环境问题上，我们本身的文化对筑居一直存在深刻的误区。梁思成先生的儿子、民间绿色委员会的倡导者梁从诫先生对此已有历史性的分析，在此我也不想多加引述。中国木构建筑体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之效率，远远大于石构建筑体系。近年来，中国的乡村植被得以稍稍恢复，要归于两个伟大的变革：一是西方建筑体系包括其建造技术和审美观的传入，一是伟大的猪们不再吃熟食而改吃生饲料。在生态环境观念上，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并没有发挥什么好作用：树木越来越小也越来越少，而人口越来越多且消费欲望越来越大。

　　居住应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具体的策略有千条万条，但有两句话是我不得不说的：一是住宅区环境要布置得景色优美，更应该注意环境保护的设施齐全，但不要鼓励房地产商选择风景优美之地建设住宅小区；政府和房地产商应该在这些年搅坏了生态环境的地段进行校正性复苏的生态环境的开发建设，整治伤疤，而不是再创伤口；二是新的城市或城市新区不要选择各地所剩无几的风景名胜区，不要上所谓"山水城市"理论的当，让山水归山水之神，让城市归我们的欲望罢。

　　关于第三层次的文化如何融入居住建筑风格问题，贤者识其大，我这种不晓者则识其小：风格问题，是可有亦可无的问题，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