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冬莉

　　在网络的各类搜索引擎中，国学与全球化、市场经济、后现代等词汇相比，只能算个冷僻的小词。无论在批判它的学者或是赞美它的知识分子眼里，国学都承载了数不尽的意义。从五四“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到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新儒学”的登场以及以“后现代”为标榜的新式“西学”的鼓噪，“国学”与“西学”大多数时候都陷在一场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纷争里，而其背后，则是百年中国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争的悠远回声。

　　2002年，武汉大学成立的第一届国学班比两年前遍地开花的传播学吸引了更多媒体及公众的注意力。国学班里的学生好像上世纪初外语系的假洋鬼子。同个人相比，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他们存在的时代意义。今年4月，数十名少不更事的丫头小子们在北京初创的国学馆上了他们有生以来也是近现代以来、同年龄的小孩中第一堂《四书五经》的课。伴着“人之初，性本善”的朗朗读书声的，是“妈妈，我要撒尿！”、“奶奶，咱们回家”的插曲此起彼伏。门外守候的家长们乐翻了天，这可远比一脸麻木地守在艺术班门口要有趣得多——无所谓，国学学好学坏又不影响前途。或许这是历史上中国人对学习没带那么多功利性目的极少数场景之一。

　　虽然已有北大20世纪90年代那个半途夭折的国学班的前车之鉴——到最后学英语的热情冲淡了继承传统学问的使命，但至少在武大国学班的开场上，两者都无一例外地热热闹闹。这一点，正说明了人们对于国学的态度。剩下的问题是：这个时代究竟需不需要国学？或者说国学还有意义吗？甚至是学好了国学就挽救了传统文化了？

　　这几个题目如果挂到诸多论坛里，很可能会被数以万计的回帖贴死。这样的论题最符合国人立场分明的论战传统。这对有着“中庸”为内容的国学本身及传统文化本身实在有点奇怪。

　　国学的经济意义

　　在对待国学的态度上，已故的浪漫骑士王小波是典型的反传统斗士，在《我看国学》及《智慧与国学》的文章中，国学被描述为阻碍科学进步和智慧生长的罪魁祸首，孔孟程朱、《四书五经》则成了一堆不忍目睹的垃圾。而近年以研究民主宪制及希腊城邦制为主的西南民族学院文学院的肖雪慧形容国学馆成立的感受时连用了两个荒谬。“我们的国学是一种功利性的，在这一点上，绝对无法同古希腊那种无私的求知欲想比较。”

　　批判归批判，近百年国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早习惯了随处可丢，又随手可拾。而其作为一个学科或一门学问的自身内涵却在各种对立、纷争的背后被淹灭。

　　到底批判者或赞成者谁更在乎它的存在？

　　华东师范大学的国学专家、中青年学者胡晓明对这种国学班不但认可而且更希望其能在祖国各地四处开花。而其实，像胡晓明这样的赞同者其数量和观点影响力同批判者相比绝对不相上下。但有一点应该表明的是，国学绝不应该完全等同于孔孟程朱，今天，哪怕是对古时旧货也应该有点创新态度。

　　的确，无论是批判者还是赞同者，在一点上是相通的：发展。不过不同的是，一方认为打破了它才能实现，另一方则认为继承它才有希望。不过可以令批判者们放心的是，国学及传统文化的弱势是眼下的既成事实，再热闹也不影响国家搞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胡晓明也承认，经济的发展、物质的进步对当下国学的重建有很大的关系。

　　这一点倒印证了五四运动时对国学持批判态度的一位先哲的论断。吴稚晖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箴洋八股化之理学》认为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正是科学和物质文明。在“附注”中，他对“国学”的批判是：“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旧中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茅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这种观点距今虽有近90年的时差，但今天对此有共鸣者，想必不在少数。

　　专家论坛

　　胡晓明：国学无法缝补传统文化的裂缝

　　《新周刊》：现代人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国学？

　　胡晓明：这个问题应该被分成两个问题，从两个层面来回答。第一，在所有时代，只要民族和国家存在都需要讲国学。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为了文化的主体性。我们应该了解自己的来源、性格、命运形成的背景。从这个角度讲，国学即是历史的，又是阐释的。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假如不讲国学会怎么样？我们会变成文化的殖民地，成为没有根的人。在全球化的今天，有一点是众多学者已经达成的共识：经济上的全球化欢迎，文化上的全球化则只能是悲剧。

　　另外一点是对现实的意义，国学的存在，可以实现对某些东西的回应。针对一种东西，比如说提倡自由主义，这时候就应该有一个回应。跟我们一直强调的“布帛菽粟”是一个意义。回应的对象主要有两个，一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左”的思想，可以从国学中找到相矛盾的地方；二是因为全球化带来的需要反思的东西。并不是说西方的就不需要我们用自己的国学来批判。如今西方的学者也认识到，西方因为太过强调个人，集体的东西比较少，像强调家庭的价值是东方，我们的国学精神中所强调的。面对转型的社会，这种回应更为重要。

　　《新周刊》：你讲的这个回应已经建立在国学的认可基础上了？

　　胡晓明：我是认可国学的。其实现在对于国学比上世纪80年代有了更多的认同，更多的人已经能够认同传统和现实之间有相通的地方。西方的亨廷顿把世界的文明分得很清楚，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并认为这些文明是必然要起冲突的。真正认知了我们的儒家文化后就会发现，儒教不是这样的。

　　《新周刊》：这样讲是否又把国学、传统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的范畴？

　　胡晓明：传统文化包括的内容是很广的，但核心价值是儒家、儒教文明。有一点很重要，我们不能用一种简单化的眼光看它。实际上，儒家有很多阶段，本身就是多元的。我们所受的“打倒孔家店”的认知是片面化的，这种老观念是被曾经的某种老观念所生产出来的。它的本质或者它更多的东西没有被认清。没弄清事实真相就进行批判是没有意义的。

　　《新周刊》：很多批判国学或者说传统文化的观点认为它俨然成了书斋里的供品，对中国社会的衰变一筹莫展。而西方的传统文化，比如说希腊城邦制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营养。同人家的东西相比，我们对国学地位的推崇，是很荒谬的。

　　胡晓明：这是很多学者的观点，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更盛。比如顾准他就非常推崇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这些古希腊的人文精神。首先我们应该承认，儒家当然有束缚人的地方，而且要批判，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反传统的路子走了很多年，现在更多的是反思。近代从康有为以来走的都是很激进的路子，最终的结果是把精神家园的东西给毁了。中国人的逻辑是大破坏然后大建设，现在看，这只会离当初的设想越来越远。

　　《新周刊》：你如何看待在大学校园开办国学班或者民间对学龄前儿童开设国学馆的方式进行国学教育？

　　胡晓明：国学教育是一种长期的基础普及，不是一下子的工作。但是，这样的东西还是应该存在的。比如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艺术班，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些国学班呢？前提是这些学生或者小孩子自愿学，不是被逼的。同其它东西相比，国学处于弱势，在社会大的转型前，不去经营很可能最终就会被抛弃。

　　《新周刊》：但是经营了是否就不会被抛弃也是一个未知数。比如，曾经为了教育小学生出过《三字经》，但随之而起的是地下的满校园流传的“课桌文化”，什么老师校长上吊之类的东西。表面上看，《三字经》出版了多少多少万册，但实际吸收了多少，不知道。

　　胡晓明：这个不要紧。因为会在潜意识深处留下一种痕迹，这是一种默会的知识。同理解相比，接触更为重要。认识到文化的母体，是亲切的。小孩子不会想意义，好奇、好玩对他们比较重要。

　　《新周刊》：这就要求我们要首先抛弃传统中对于学习的一种功利性的认知。但在整个社会包括传统都有这样学习功利心的时候，如何要求一些个体超脱呢？

　　胡晓明：我想大学里国学班的学生是基于一种自愿的兴趣爱好加入的。跟其它学科比起来，想研究国学的人毕竟是少数。而且如今很多的学生也像西方一样，上大学不是为了谋生，是为自己。西方的很多学生学习汉学，像什么甲骨文之类的很难的文字，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学这些东西才能突显出自己与众不同的聪明才智。这些多是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衣食无忧的学生。

　　《新周刊》：还是回到了老问题上——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谈到国学的振兴。

　　胡晓明：对，传统文化的发展同经济确实有关。

　　《新周刊》：我们在谈论很多问题的时候都喜欢向文化上推，文化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及意义是不是被夸大了？

　　胡晓明：不对。应该说现代化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对文化还不够重视。亨廷顿在《文化的重要性》中提到，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不是万能的，也需要文化人来做，应该有个反命题。西方知名的经济学家诺思前一段时间来上海也讲到，看西方当前的制度或市场经济的现实应该看到更多的是其背后的东西。西方人经过了多少年才取得了如今的社会共识？而我们只是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用，只重结果，过程却没看见。在这样的时候，国学在其中是可以起作用的。

　　《新周刊》：那么依靠国学教育能否把割断的传统文化缝补起来？

　　胡晓明：不能！这种教育是点滴的，而且是种弱势，人数很少，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并不大。而且国学只是人文教育很小的一部分。

　　(胡晓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秘书长，研究方向是中国文学思想及近代诗学和学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