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坤

　　52岁的刘右麟一副勤恳忠厚的样子，穿着谈吐毫不起眼，若被上海人见到，一定是被说做“台巴子”的了，采访前一天，他刚刚回到上海，6天跑38个城市。

　　“累，当然累。”2002年3月1日才刚刚就职上海中晶(MicroTek)科技有限公司的刘右麟其实上任时间才不足两个月，公司上下人还未认清，如今又规划着公司下一步经营的大调整，“什么环境里讲什么话，我追求的无非就是生活在世界中很快乐。”

　　非常之务实是旧同事、朋友对刘右麟众口一词的评价。来中晶之前他在大陆IT行业做了14年，算是第一批来大陆淘金的台湾客了，在大陆资历深厚，可却未沾上久居于此的那些台湾人不好的习气，比如好夸夸其谈与包二奶。

　　“做什么东西都在于一个坚持，对一个人对企业来说，坚持都很重要。做生意要实实在在，绝对不赞成走捷径。”身为军人子弟的刘右麟几乎从小被灌输了这样的人生信条。1987年，他陪父母回大陆探亲，北京、南京，全国上上下下走了一遍，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大市场，而这个大市场是他在岛内想都未想过的。

　　“第一感觉是惊叹，第二反应又有一点点害怕。”除了自己在国内所受的意识形态化的教育不时自动地跳出来提醒他注意风险之外，他还发现内地市场大虽然大，但不规范的地方实在太多。

　　“最初只敢接一些少量的订单，即使交货，也大多选在香港。”内地创业派的第一站他选在北京中关村，方式当然是Trading(贸易)，因为这是普天下华人最擅长的生意。“人治代替法治是最经常的事，机制不规范，经商的利益也得不到保护。”

　　刘右麟听说过不少台商在内地被坑蒙拐骗的事，所幸这些事从未发生在他头上。“害人之心从来不敢有，但自我保护能力还是得有的。”这种规规矩矩小心翼翼的经商思路如今也被他移植到了中晶公司的经营中去。

　　中晶公司1991年登陆中国，第二年就成为中国扫描仪销量最高的公司，此后8年一直连庄，“前任总经理一直做得不错，这样也会压力比较大。”刘右麟跳槽过来的原因是他试图将中晶公司的经营从单一的依靠扫描仪生产销售转型到“轻薄短小”的移动影音与存储设备，比如移动PC与数码相机，因为他越来越发现，扫描仪的市场空间太小了。

　　在中晶不长的施政生涯中他第一个大动作是精简了公司机构，将原来的采购部与维修部合并到了工厂下属的制造部，“这样做，使效率提高了，原来中晶已经有一套不错的制度，我现在做的只是边做边看，并且使有效制度尽量安定下来，尽量使之合理化，责任划分得很清楚，做到完全数字化的管理。”

　　与其他台湾企业家一样，刘右麟相信有效率的管理模式一定不是人管人，而是健全的财务制度管人的那种。此外，他极不鼓励加班，而且自己以身作则，绝对不加班，这可能是其他台湾老板所不具备或者不愿做的。

　　已过半百的刘右麟每年365天有300天呆在内地，但家仍在台湾，当然，他要在内地寻找一个可以让他固定下来的住所以及年龄都不成问题。“虽然年龄52岁，但心情却是25岁。”他笑，露出满口白牙齿和眼角鱼尾纹。

　　工作之外的刘右麟生活健康，不抽烟，不喝酒，生活起居如军人般有规律，喜欢的休闲也是健身方式是走路，惟一算得上爱好的就是吃了。“上海人不爱吃，要吃还是广州嘛。”讲到吃，刘右麟眉飞色舞，露出不多见的人间烟火的那一面。

　　访谈录

　　《新周刊》：你觉得你身上哪一点吸引了许董事长并最使他挖你过来提任转型时期的中晶总经理一职？

　　刘右麟：我来大陆之前已经在台湾的IT业任职，此后在大陆经商14年，一直没有脱离IT圈子，这个行业的运作方式与生存规则我很熟悉，他可能看中我这一点。另外我个人对经营自由品牌比较感兴趣，以前在Delta公司做，也是从零做起，一直做到最后我走时，每年年利润额五六个亿。这对于白手起家的公司，已经算不错，中晶公司母公司是全友，在台湾是上市企业，他也同样要对股东负责。中晶公司在大陆扫描仪市场的开拓已经接近极限，迫切需要转型，这是需要一个通晓行业内部规则的人过来。

　　《新周刊》：坊间有一种说法是，香港老板小气，台湾老板更小气，对此评论你怎么看？

　　刘右麟：我理解你所说的小气，但我想台企所做的实际上是一种更制度化的管理，不是人管人，而是财务制度管人，你做每件事都有一整套奖惩激励机制在制约，就此如买卖东西来讲，一瓶矿泉水，你标价3块，如果在那种国营的商场，卖动卖不动不要紧，但如果是个体的自负盈亏，3块卖不动那就降到2块半，定价多少完全遵循市场需求。一般来说，台湾企业比较像日本企业，不会有太多的人员流动。公司培养一个人不容易，哪能刚做几个月就走？但一般日本公司比较刻板，台湾公司就更人性化与制度化，这一点吸收了美国公司的长处。关于小气问题，我这样理解，只有小气的老板才能保证按时发薪水，只有按时发薪水的企业才是好企业，企业小气不是问题，要看他在哪方面小气。

　　《新周刊》：请你从一个过来人的角度，谈一下内地台湾两地经商环境与人员素质。

　　刘右麟：我1987年到北京，第一感觉就是见到所有人都很严肃，不要说开玩笑，话都很少讲，就是以前说的那种国营企业风气，没有对企业的归属感。我刚刚在内地做生意时，招聘了几个本地员工，对他们的培训几乎要从生活习惯教起，那时候招进来很多小女孩，不会用工厂里的抽水马桶，不懂得用卫生纸，用完之后不知冲水。但这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现在的年轻人素质两地都差不多，中晶在上海的公司99%以上都是本地员工了，他们现在都很出色。

　　《新周刊》：请你简单评价一下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中心城市在商业文化上的差异。

　　刘右麟：北京嘛，政治气氛浓一点，人高傲一点，当然也懒一点，而且不服管，意识形态气比较重，中国人嘛，不就是个脸面问题？只要给足他们面子，一切问题都好办。上海人很精明，但这话难免以偏概全，算得太细，有时难免会失去更大的东西。广东人是做生意的行家里手，灵敏，反应快，掌握市场比较好。

　　《新周刊》：如果三地人之间分别挑一个做下手与拍档时，你会怎样选？

　　刘右麟：下手，选上海人；拍档嘛，选广东人。

　　《新周刊》：一般而言你招聘人才的标准是怎样的？

　　刘右麟：更多地考察他的背景和成长环境，比如说，父母是医生或者教育系统的孩子相对来说比较平和一些；如果父母都是大城市机关干部，又是独生子女，倾向于不喜欢；学有所长当然很重要，但绝对没有名校崇拜，高傲的不合群的，不适合我们这里。

　　《新周刊》：中晶以扫描仪起家，在这个领域做的时间也比较长，但为什么在知名度上却不及Canon、HP等国外品牌？

　　刘右麟：在一些高端、特殊领域，中晶比不过这些对手，但在中低端中晶要领先他们，在开拓知名度方面，中晶今年会加强这方面预算，加大户外与市级地区级平面媒体的覆盖。这样的目的是让更多消费者认知中晶。

　　《新周刊》：如何评价国内的几个竞争对手如联想、方正等？

　　刘右麟：他们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更重要的他们手中有很多优势，而这些优势基本上先天具备，像联想基本上都算是政府操控企业，常年跟政府跟地方关系很好，这些优势外商怎么能够相比？但是WTO以后，情况应该会有改善，大家都慢慢站到同一个起跑点，重要是看每个人每间公司怎么做事。比如联想，做大以后它有战略的调整，虽然已经在扁平化方面做得不错了，但Dell就做得更好，同样东西，Dell就能便宜500—1000块。

　　《新周刊》：一路做下来，觉得自己算个成功人士吗？

　　刘右麟：所谓成功不成功，我还从来未想过这个问题。我今年52岁，常感觉自己象25岁，多和年轻人打交道，自己心态都年轻。现在还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我经常对下属讲的一句话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敲到最后一秒钟。我所理解的成功，不在于公司有多少数字与利润，或者你的工作得到了老板认可，当你离去时，下属与同事不希望你离去，依依不舍，这就是对你最大的认定。

　　《新周刊》：对自己目前的状态满意吗？有没有不满意的时候？

　　刘右麟：人总是没有满足的时候，时代轮子一直驱逐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