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若葵

　　从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博士到北京小橡树幼儿培训中心主任，王甘角色的变化无疑让所有熟悉她的人大吃一惊。而更让人惊讶的是，她居然把这件事做成了。

　　如今，留学生回国创业者大有人在，但多集中在高科技、金融、证券投资等领域；像王甘这样从事人文科学研究，与IT、金融等含金量较高的专业不沾边的人，仿佛和“创业”无缘，他们大多呆在象牙塔里，专注于带研究生和搞学问，走既定的学者之路。但王甘是个例外，虽然与前者有海外资金支持、大规模创业相比，王甘显得有点小打小闹，但她并不在意自己的摊子有多大，只求稳扎稳打。朋友眼中她是个很有想法的女人，他们说和王甘在一起，总会被她的直率、务实感染，王甘的高财商在圈子里很有名，因为她在经营自己的同时，让更多的人受益，所谓互利互惠，比如办小橡树幼儿培训中心--国内第一家家庭式幼儿园。

　　王甘放弃名牌大学的教授职位，当起了孩子王，离开了常人眼中正常的学者之路。显然，王甘的选择令她耶鲁大学的导师颇感惋惜：你想想，在中国能有多少人拿到耶鲁的全额奖学金，不用打一天工完成学业的？在耶鲁的图书馆里，有个庭院式阅览室，那里有皮沙发、落地灯，每次考试前王甘都要在那儿看中文小说。一次她看完了路遥的一套小说，意识到她真的不属于那个环境。在以后几年的留学生活中，王甘和学者讨论、到纽约看剧、开车横穿美国……充分享受美国，但仍不能淡化这种感觉。因为从小就接触到社会的底层，王甘至今仍希望了解社会，当教授可能会很踏实，但这意味着铺就了一辈子的路，像这样一眼能看到底的事，她就没兴趣了。当然，王甘并没有放弃人类学研究，时常参加国际人类学学术交流。她承认，人类学研究对塑造她的生活态度和达观性情也是功不可没的。

　　在有些人看来，像王甘这样有海外背景、高学历、拥有较高层次人际交往的平台、不用为钱发愁的“中产”阶层人士，上升空间是相当大的，压力相对来说比较小。因为他们做事可以凭兴趣出发，而不必为生存费心思。但由于他们中有的人出国前有top心理，回来后还想保持这种状态，结果给了自己很大压力。王甘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她刚回国在深圳做研究时，就曾到保龄球馆打工，她的一位搞投资的同学曾说她：“你真给耶鲁丢人！”她倒无所谓，她觉得人受的教育越高，适应能力应该越强，能干的事应该越多。

　　身为人类学博士，生活中的王甘是个很爱玩的人。留学期间她自己开车横穿过许多国家，到过以色列、非洲、土耳奇等冷门的地方。每去一地前，她都会疯狂地搜集有关资料，知道哪些地方有特色小吃、民俗表演，甚至几点钟有早市……无论是住几百美元的饭店，还是住几美元的小旅馆，她都到当地的超市买东西、自己做饭，吃过世界各地的西红柿。她觉得只有进到当地的超市，看看里面的东西，才能真正感受当地人的生活。

　　面对面

　　《新周刊》：60年代出生的人，受其所受教育的影响，往往对自己的未来设想得比较多，回过头来看，你现在的幼儿教育和当初的研究方向显然有偏差，这是否与你对自己未来的期望更贴近？

　　王甘：如果我们仅生活在自己的视野里，关注的肯定是一点或有限的几个方面，而人类学更多的是给人们提供一种世界观、一种看问题的视角，它关注的是生存的多样性，以及对地域变化带来的差异和对其它文化的尊重。表面看来，幼儿教育与人类学研究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仔细想想，人的很多观念都是从小形成的，有的终生难改。把这种宽容的观念渗透到幼儿教育当中，从实践角度看，它和我的人类学研究其实更贴近。

　　《新周刊》：你的每一个阶段中都蕴含着挑战，尤其是在自己不太熟悉的幼教领域里开拓。在你的内心深处，是不是喜欢尝试新的东西？

　　王甘：是。在挑战面前，我总能感觉到自己在成长，对自己的grow很满意。所有新的事物我都想学，像计算机软件、数码相机、做VCD、做网页，我都尝试。

　　《新周刊》：美国是世界公认的孩子的天堂，你也很欣赏美国的早期教育，带着在美国出生的儿子回来，有没有遗憾？

　　王甘：肯定有，这是取舍问题。对我们这些出过国的人来说，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都会不自觉地比较，发现这里有而那里没有的东西，所以就更清楚自己要什么。我和我先生不希望儿子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我希望儿子能一年出一次国、下一次乡，亲自接触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人。

　　《新周刊》：放弃名牌大学教职，是否需要勇气？而且申办幼儿园之初并不顺利，有没有想过放弃？

　　王甘：我当初做决定时心态比较轻松，我一直认为办幼儿园和我的专业并不矛盾，至今我也没有放弃研究，前不久还到美国参加了一个人类学学术交流会。幼儿园给了我一个更深入看待人类学的角度，我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儿子等着上幼儿园，这件事一定得做下去。

　　《新周刊》：你选择幼儿教育，除了把国外的育儿精华介绍到国内，还有没有其它的想法？比如把人文关怀和人性化的内容融入到幼儿教育中。

　　王甘：这些很重要。比如有的人语言表达能力相当强，但与人交流起来仍有困难，这就是文化上的差异，因为他不会换位思考。这些年在和香港人、外国人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在人的管理上很科学，人与人、即便是上级与下级之间，也是平等的管理与协商，他们的管理是横向的，而国内对人的管理往往是纵向的，效果不理想。合作的精神和平等的意识，是应该从小培养的。

　　《新周刊》：众所周知办幼儿园不是个赚钱的买卖，但你的经济实力为你的事业发展提供了足够的保证。在绝大多数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能将自己的兴趣和职业结合在一起的今天，你是否觉得自己很幸运？你如何看待金钱和事业的关系？

　　王甘：确实很幸运，因为我的财力有一定的绝对值。但这不等于说有钱的人就一定能干成事。我和先生把保障看得很淡，我们没有买保险，没有打算给孩子留钱，没有买第二辆车，而住低价位房子的好处就是使我们的消费保持在中等水准。金钱和事业，都是能让自己获得满足感的东西，要办成一件事往往要有物质做基础，但过分强调金钱的作用，人会感到压力，从而限制了自己。活着最重要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不必为了面子委屈自己，我从不忌讳说自己坐地铁、公交车。

　　《新周刊》：你幼儿园的收费只能被一小部分高收入、有涉外背景的人群接受，圈子相对较小。那么，你当初为“中产”阶层服务的定位，是否出于和世界接轨的考虑？这对你未来自身的发展有没有限制？发展的空间有多大？

　　王甘：当时的高收费是出于迫不得已，因为起步的风险很大，只能租用高收入人群聚居的高档公寓。现在看来，这的确限制了幼儿园的发展。我们正在跟几家公司洽谈，准备接管一个大一点的幼儿园。这样费用就会降下来，实现我当初办园的初衷。我不想一下子把摊子铺得很大，但一定要做得精致。

　　《新周刊》：对像你一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来说，要把一件事做成，你认为该具备哪些素质？

　　王甘：我一直在用我的态度做事，所以最重要的是做事的态度，这是成功的基石。当然还须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做保障，但不是有了钱就能干事，物质与努力有关。

　　采访手记：

　　认识王甘的时候，她正在筹建“小橡树”，此后一直关注着她主办或参与的活动。在我的印象里，王甘是个很会干事的人：她为幼儿园做的恰到好处的宣传、网上造势、举办亲子活动、组织讲座……她那富有磁性的亲和力，把更多的人粘合在她的周围。

　　春天一个晴朗而风大的午后，我和王甘在北京亚运村“小橡树”的所在地有了这次畅谈。当我走进王甘的办公室时，她正坐在小矮凳上和一位老师谈事。我想，像她这样每天回几十封E-mail、接几十个电话、给孩子们上至少两个小时的课、外加处理很多事情的工作狂，那双长腿窝着，一定很不舒服吧？环顾整个房间，所有的坐椅一律很矮，这无疑是出于方便孩子们的考虑。

　　王甘的办公室是个不大的房间，既是她的办公地，也是“小橡树”的仓库--里面放着玩具、教具、孩子们的旱冰鞋，她的电脑台兼办公桌被挤在一角。王甘一身简单的装束--黑色条绒休闲裤和灰色棉毛衫，她自己说绝不会放弃打折服装，去买2000元的新款，她宁愿把省下来的钱从网上买书，这是她最大的购物乐趣。

　　尽管我们的谈话时常被电话铃声打断，但即便是在长达20多分钟的咨询之后，王甘的思路仍然保持着惊人的连贯，她在业务与接受采访中游刃有余地变换着角色。每接完一个电话，她都冲我歉意地笑笑，笑容里闪现的智慧让我不可小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