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冬莉

　　王浩一(化名)和他在朝阳公园里的小伙伴们刚刚吹完了小号，正在商量着一会儿去哪儿玩，好不容易骗父母说学校要求集训，怎能轻易浪费大好时光。他们是朝阳区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是学校迎接“六·一”儿童节节目组中的骨干。

　　商量到最后，有人提意去吃麻辣小龙虾，话音未落，引来一片稀嘘：“宜家买沙发；爱吃小龙虾；饭后去卡拉；购物上燕莎。”见旁边的记者一脸茫然，王浩一得意地抬抬头，“京城四大土你都不知道？！”

　　在记者眼里，他们是孩子，在他们眼里，记者是和父母、老师一样的大人，了无生趣，思想僵化。惟一的不同是嘲笑记者不会遭“报复”，而讥笑老师、父母则“大逆不道”。都是教育体系惹的祸？！

　　4月15日，《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是“亚洲的学校怎么了？”，14岁的日本孩子将自己同伴的脑袋割下来扔在自己学校的大门前，“这是一个报复，针对可恶的教育体系以及弄出这个体系的社会。”这句话更像是专家事后的总结陈辞，不过会把“可恶的”除去。西方的媒体对我们的关注在于：在香港地区，1/3的学龄儿童有过自杀倾向。另外，有关调查显示，曾经最让我们引以为豪的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好成绩也大有被西方国家赶超的趋势。面对东亚地区的学校教育方面所出的问题，我们总是倾向于这样一种结论：所有这些地区的成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点，盲目相信教育在发展一个国家经济时所占的重要地位，只教干巴巴的知识而不教怎样去学，更别说教你怎样生活。

　　这两点都是事实。但教育体系完善如美国，也阻止不了不断升级的校园枪击事件。当然，看到别人一身毛的同时，首先要承认自己是妖怪。至少，中国的问题，不管对孩子还是对大人，都有着自己的“特殊情况”，换句话说，叫“中国国情”。

　　当王浩一学着班主任在自己迟到后的口头语，说：“又有什么特殊情况”的时候，身边的几个小家伙绘声绘色地装着老师的样子，一昂头，一板脸。学完，他们笑成一团。“我们经常在私底下嘲笑大人，自己的父母也说，不过就是说说他们的可笑之处，不敢来真的。”这一点从小浩一不敢让记者署真名就能看出来。

　　看着他们几个有说有笑，记者不知道自己四年级的时候和他们有多大差别，很多感受都遗失了。只记得父母和老师也是很烦的一群。

　　“我特想知道大人们小时候什么样，你们的父母也总跟你们作对吗？”

　　这句话在很多大人的耳朵里会很不中听，但却道出了王浩一的心声。王浩一喜欢吹小号，可是从今年开始，吹小号不再是一件有乐趣的事。“本来六·一儿童节好不容易放假，偏偏要表演节目、听校长讲话。”埋怨归埋怨，哥儿几个还是对父母们因为集训的谎言将他们从家里“释放”出来感到高兴。

　　“都用上‘释放’这个词儿了？！”记者笑着问。

　　“都赶上坐牢了。”小家伙们对这件事颇有感触，七嘴八舌地嚷嚷。

　　“不让看动画片，周末要写字、练琴。”

　　“要不是吹小号在学校乐队里光荣，我妈都不让吹，她让我画画，她自己又整天听流行歌曲。”

　　“六·一节放假也不让休息，得补课……”

　　记者笑嘻嘻地听着他们嚷嚷，忽然想起自己当年虽然是个力争第一的好孩子，但当电视里《七巧板》节目开始的时候，如果父母总催着写作业或吃饭，“我恨你”这样的话在心里也是说过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的价值标准成了成人的。因为不管是谈话的当时或写作的此刻，他们在记者的眼中是“可爱的孩子”。而孩子的世界在自己不经意的时刻已经遗失了。教育体系问题的背后，忘了另一点——我们这些大人们自己懂得生活吗？一个失去童真的人的生活意义在哪里？再好的教育体系，也经不住这么糟糕的教育者的折腾。

　　在王浩一们的眼里，大人们常常做着极可笑的事情。曾经在北京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的“新校园民谣”——“校长跳楼，老师上吊”的内容，在王浩一看来不过是最平常的东西。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更为丰富也更为“惊世核俗”的语言体系，比“新校园民谣”刺激。记者一听，满腹心酸。他们笑着说的每一句都残忍地折射着成人的荒诞的世界。

　　“请客送礼不揪，考试作弊不丑。”

　　“小学是蛤蟆，工作成青蛙。蛤蟆变青蛙，大款个个抓。”

　　“老师总要我们爱护公物，不要乱扔果皮，他自己吸烟就扔地上。”在小胖眼里，大人是一群因为长大了，好像有了各种压力就变得虚伪的人。小胖是他的昵称。大家听他如此正经的说话，一把将他按到地上。

　　“你们自己编的顺口溜，同学都知道吗？老师知不知道？”

　　“我表哥在大学里也编好多这样的顺口溜，他可以写在课桌上。他个子大，老师不敢说他。我们写小纸条，传。老师让我们背《思想课本》、《新三字经》。太没意思！”小胖挣扎着从地上坐起来对记者说，“我现在最大的理想就是赶紧长大，我好想长大，自己做自己的主。”

　　记者在几个月前为写有关青少年问题的报道，曾在广州的很多中小学做过调查，记者想，如果谈话内容能让他们的父母和老师们听听，也许大人们就会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在孩子眼中是多么的自以为是。

　　而这些是占生活中绝大多数的尚未因为这个社会的毒瘤而变成少年犯、赌鬼、瘾君子的正常的孩子，如果监狱里的声音只是些特例，如果35%的青少年犯罪率只是数字，面对这些真实的声音，大人们有何话可说？

　　谁是谁的敌人？谁给谁带来快乐？

　　王丽是2001年离的婚，她对那个不再有任何感情的男人的要求是，“我要孩子。”王丽在深圳的政府部门工作，两个人抚养一个孩子的时候觉得很容易，现在一个人，难免有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令她担心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孩子的将来。

　　“她今年6岁，上幼儿园大班。我知道她有时候恨我，甚至把我当她的敌人。因为我老管着她。她喜欢她爸爸，因为每次他都带她去玩。字有没有写，诗有没有背，他只是象征性地问一句，不像我催着她。她经常对我说：‘妈妈不好，我要爸爸。’”王丽说到这儿，鼻子一酸。她有时会想，自己当初费力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是不是错了，自己是一个好母亲吗？王丽对女儿的将来并没有太高的要求，但是现实生活的压力让她一点也不敢放松对女儿的教育。“现在她小，长大就知道了。”其实，同望子成龙的母亲相比，王丽的那点为孩子的私心并不为过。只是她也只能无耐地承认：“有时候明知道她不快乐还是要逼她。她还那么小，但看着别的小孩学这学那，我又替她紧张。其实，想想，我们同代人都是粗糙地长大的，谁真的知道该如何教育孩子？”“有没有后悔过生她出来？”面对记者的问题，王丽苦笑。“这是一个回答不了的问题，有苦有乐，乐多于苦。孩子是最单纯的，仔细一想，只要我不逼她，她跟我玩啊，逗我呀，喋喋不休地说话，可好玩了，孩子带来的快乐是任何娱乐都无法代替的。”

　　将来的世界是一个竞争性很强的社会，似乎成了无可争辩的事实，所以大人们有义务为孩子的将来打好基础。而孩子们不谙世事，只能听大人的。谚语道：“树大自直。”梁实秋在《孩子》一文中自早就对此反驳过：一棵弯曲了的小树怎么能期望它长直呢？事实上，大多数父母的担忧不仅在于它直不直，更在于它是不是能比别人长得高。

　　胡尚杰是北京康城儿童心理诊所的辅导员，目前正在为几个患强迫症的孩子做心理辅导。他总结这类孩子的共性是内心敏感，“因为经常受到呵斥，所以特别紧张。通常的症状是上学总觉得忘带课本，上课总想上厕所。”有意思的是，胡尚杰的弟弟是位“丁客”族，不要小孩的原因是“与其让孩子长大了恨我，不如我干脆不生，自己都没谱呢！”已经做了父亲的胡尚杰对弟弟的选择表示尊重，他表示“至少他对要不要孩子这个生命本身仔细想过，这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

　　在和他的沟通中，他使用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尊重。他感慨地说：“我们这个最重礼教的民族从来没学会过怎样尊重生命。我们不会教孩子，因为我们的父母没有教会我们，甚至我们怎么尊重自己都不会。”

　　胡尚杰如今考虑最多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未来社会的竞争是不是成人造成的假象？是当下恶果的循环？我们拼命打掉孩子的纯真，然后告诉他们这个社会的险恶。“如果我们换一种方法，让孩子保持自然状态，将来的社会会不会更好？”不过连他自己都承认，这不过是个想法。没有人敢拿孩子的命运做赌注，而且是一个人同无数个人的比拼。如果胡尚杰真的采取自然状态，谁敢保证将来他的孩子不会因为父亲的教育忽略而从儿时的挚爱到大半生的埋怨甚至是悔恨？

　　虽然面对的总是些问题儿童，但胡尚杰仍然很高兴。“孩子不仅仅是传宗接代，不然不会那么多人想要孩子。长大了的人能从孩子身上看到自己曾有过的一切好品性，孩子可以让你忘记一切。更多的时候，大人不是一个付出者，是索取者，我们在肆无忌禅地从孩子身上吸取快乐和进行回忆。”大人们的自我毁灭？

　　记者朋友的姐姐是广州十四中学的老师，在没当老师之前，她打扮得很现代，爱说爱笑。当了老师以后，慢慢地，穿衣服只穿黑、灰、白等暗色系，庄重的，虽然也会和学生开开玩笑，大多数时候是一副时刻准备教育人的架式。无数的儿童问题专家、青少年犯罪问题研究者都不止一次地警告说，不要一味地陷入成人的世界里，要带着童心和孩子平等相处。无论是西方认为人性本恶，以法律裁定罪恶还是中国的“人之初，性本善”、“以德服人”都没能解决好孩子成长中的问题，而这导致的最终结果是成人社会更深层的失范及成人面对孩子的空腔空调。如同所有的孩子都知道的口号：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未来的希望。可惜绝大多数的孩子都只有像小胖一样渴望赶快长大的现在。未来是一个名词，是静态的，因为孩子从身边的大人的身上可以看到自己的将来。

　　教了一辈子书，老了还在带娃娃的田秀玉从湖南来到广州。她极力反对说“敌人”这个词。“这个词太毒，不能提。孩子总是要教的。野人没人管，就不是人了。可能我们的方法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孩子该教育的时候必须严教，否则他们会学得更坏，比反对老师、父母更坏。”

　　问题是，什么时候必须严教？

　　著名少年儿童研究专家孙云晓近来一直宣扬的内容是将六·一儿童节变成孩子的狂欢节。他认为，既然是孩子的节日，就应该真正还给孩子，而不是例行公事地让领导视察视察，放放假。而这，他自己也知道“有多么难？！”

　　未婚的毛姆对向他玄耀有孩子的幸福的人不屑地表示，孩子没有什么希奇，等于阴沟里的老鼠一样，到处都有，所以有孩子的人不必在他面前炫耀。

　　也许真像他所说的或者王丽所讲的，我们不过是粗糙长大的一群，谁能说将我们推向孩子反面的，跟童年包括现在对自己没有得到过的种种不满无关。我们将无数的幻像加注到孩子身上，推向未知的将来，完全不顾现在。

　　张爱玲早就说过，“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易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童年备受煎熬的张爱玲倒也成了一代名家，而谁家的孩子能成为她，该是父母备感幸福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