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萧三郎

　　与1980年代相比，读书类杂志惟一的也是最重大的变化就是，《读书》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终结，现在的文化读书杂志没有领袖。在被各方受众认定《读书》转向后，湖南长沙的《书屋》与海南的《天涯》成为了文化杂志的标杆。而被商业主义接管的新《书城》能不能承继旧《书城》，这还是一个问题。沈昌文支持下的《万象》显然流落为一份怀旧的旧上海时尚杂志。其它的比如《随笔》、《博览群书》、《东方》、《二十一世纪》等读书刊物还必将在商业和文化、清流和杂议、专业和学术、启蒙和问题的众多纠葛中寻找自己的真正定位。杂志史家言：我们已进入“后《读书》时代”。

　　一位老文人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对于现在还活着的读书杂志，我们祝福它；对于已然出局的读书杂志，我们怀念它；对于苦苦支撑的读书杂志，我们声援它。启蒙转型之后，后《读书》时代的文化品位和阅读姿态随着商业主义的入侵和文化多元的大环境跌宕起伏，杂志诉求点和兴趣点始终在怀旧、小资、问题、学术等各种领域左冲右突，摇摆不定。

　　启蒙的转型

　　1979年4月，《读书》石破天惊地打着“读书无禁区”的旗号创刊。《读书》是眼下惟一可以在大街小巷的报摊上很方便买到的读书类杂志，甚至比买菜还方便。某期《南方周末》横跨二版刊出的《读书》杂志老主编沈昌文的《读书二十年》，算是为这份中国最权威精英杂志所做的最大的赞礼和最后的葬礼。

　　1994年，上海的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被争执到了《读书》，这是新《读书》转向的前奏。1995年，韩少功当选海南作协主席，着力将一本文学杂志《天涯》改造成一本人文杂志的新《天涯》。1996年，学人汪晖接管《读书》。这几件事情之间暗合了启蒙的变迁和杂志价值的流变。加上《读书》的办刊方向以及“长江《读书》奖”等问题，《读书》的转向更是被认为是中国思想学术界变化的重要标志。其后，读书杂志进入了“一南一北”《读书》和《天涯》相互呼应的阶段。

　　80年代的《读书》堪称是中国读书类杂志的范例，在优秀主编沈昌文等人领导下，《读书》是学院知识分子和高三学生同样热情接受的读物。他们把无限的好奇心和启蒙责任加诸杂志中，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梦想。而在汪晖之后的《读书》已经被认为纯粹是一本论文结集和技术读物，其间的乏味、空洞和规范让人望而生畏。

　　文化的多元

　　沈昌文确实是一个旗帜性的人物，就像现在的《万象》被认为是读书人文杂志最后的旗帜一样。《万象》以对旧上海风花雪月和1930年代的回顾、怀旧、抒情和喋喋不休而著名，它们无休止地在传达自己的独特品位和独特姿态。《万象》放弃了新闻性的话题和锋利的切入点，在靠近另一种乏味、软弱和旧闻记事中狂飙突进，寻找目标。

　　读书类杂志在北京的三联韬奋书店原本最全面，现在只剩下《书屋》等几种常常出现在排行榜，或者是在北京的文人之间口耳相传。长沙根本就不是文化中心、《书屋》也没有闻名天下的主编，该杂志甚至是没有什么好的历史渊源，《书屋》的快速崛起和获得话语霸权也是人文杂志史的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紧紧地抓住了中国知识界所关注的全球化、市场化、大众文化、后殖民问题、腐败问题、民族主义、农民问题、女权主义等问题，并不遗余力地刊发人文学者、经济学家包括何清涟等人的文章，《书屋》一跃而成为了读书杂志的自由中坚。

　　这在某种程度上对要制造中国自己的《纽约客》和《大西洋月刊》的“贩卖者”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经验。经验告诉我们：办刊物最重要的是刊物本身，而不是技术层面的更新、商业层面的包装或国外流程的引进。只有在文化多元的基础上，寻找到杂志的最锐利的诉求点，才能让一份杂志站稳，而不是其它别的要素。商业的侵袭

　　说到商业主义，就不能不提到《书城》，这份原本在商业大道上夭折的杂志，这份在商业大道上又复活了的杂志，这份号称直奔《纽约客》的杂志。早期的《书城》由一位雅好藏书的学者主持，大谈买书、淘书、藏书、读书。以16开本坚持了数年，虽然封面一度也以时髦女郎为招牌。自1998年始，破天荒地改为8开报纸型杂志。它在1990年代后期作为中国最具有活力的人文读书杂志，将煽情和滥情推到了极致，而成为了城市精神的代表。但是由于过于低廉的编辑费用它最终夭折，又是商业让它在2001年重新开始新“生命”，并且有了一个“洋榜样”——美国人文清流杂志的重镇《纽约客》。新《书城》涵盖时尚、文学、电影、音乐、艺术、思想、学术，它以批评为由将这些文化碎片穿越起来。新《书城》能否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新《书城》能否继承旧《书城》而成为一种精致文化的代表？这些都必须等待时间的验证，毕竟它刚刚开始不到一年时间，我们所有的正误论断都为时尚早。

　　商业主义的侵袭在1990年代后期也给很多读书杂志的终结吹响了丧钟。《书林》停刊了，《夜读》停刊了，《书缘》停刊了，《大视野》停刊了。最值得一提的是《大视野》，这份由一帮中国最优雅的文学青年编辑的杂志，最后在粗鄙的投资人手中覆灭的故事。期间的经历可以作为中国期刊界的阅读趣味和编辑理想争斗的一个最佳脚注而被记忆进入历史。

　　跟中国传媒业界所遭遇的现实问题、人文背景、艰苦困境一样，读书杂志还必须在商业操作和编辑理想中找寻好自己的定位，还必须在国外先进榜样和国内落后现实的差距中寻找心灵距离，还必须在优秀主编和粗鄙的投资者之间制造阅读期待和理性共谋。10年太早，这样的探索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中国即将融入全球化的世界，也必将催生一代新人，他们需要自己的时尚杂志，就像《VOGUE》一样；他们需要自己的新闻杂志，就像《TIME》一样；同样他们也需要自己的读书杂志。而在当下，我们的阅读范围不外是《读书》、《书城》、《书屋》、《博览群书》、《万象》、《东方》、《天涯》、《开放时代》、《战略与管理》、《今日东方》、《东方文化》等等。文艺性的姿态、学术性的探究、问题意识的切入、政治和思想的交锋、专业背景和人文追求、现实关怀和派系斗争，多少的投资人、出版人、文学家、经济学家、新闻记者、学院派知识分子、知道分子、自由知识分子和新锐的首席执行官们都在为此而努力。历史正处在“断裂”阶段——旧的文化已经死去，它的卓越代表就是《读书》；而新的文化尚没有诞生，谁能在文化上胜利、商业上成功和话语上紧紧抓住社会变迁的重心，谁就将成为“后《读书》时代”的文化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