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真或者放弃较真

　　在城市中选择居所，或者说分配住房，其实就是把人群分类的过程。分类的标准，第一是经济实力；第二是政治实力；第三是文化归属。每个人都在认真地较对自己在城市社会中的意象座标，先是定向，然后定位。在城市中发生第二次、第三次、第N次定位，意味着人在城市中社会座标的变换转移。

　　想必大多数人都体验过人生定位过程中的无奈与偶然，就像“找啊找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一样，找不到很正常、找到了算是万幸。生存定位之不易在于，一方面是生存的现实，一方面是心理的现实，两者甚难协调。尤其是，当中国人由马马虎虎、不计较、不认真的状态，经过市场经济的“网格化”之后，如何在社会的网格座标——意味着他所拥有的天地中——生存，就成为特别值得认真的事儿。“共产党是最讲认真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似乎也是很认真的。北京有个律师，搞出了房地产购房合同的204条，就是这么一个关于认真或者较真的事。

　　由于房地产合同事涉空间与审美，而能够落到数量上的，只能是空间，审美只不过是观感或者说使用过程中的主观效果，因而，通过较真而获得审美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了审美而放弃空间的计较，似也不可能。204条，就只好解释为：为了对求真的爱而宁可死。

　　但且慢，北京已经有房地产商申言：可以做到这204条的要求。考虑到北京有6000多家地产商，而实际只有500多处楼盘在动工，我宁可相信这位地产商是一位耍嘴皮炒地皮的人。

　　深圳的房地产发展过程，也是一个逐步完善法律条例的规范化过程，以目前的规范化程度而言，肯定深圳是居于北京之前的，然而，深圳地产商也还没有人能接受204条的规约，深圳的消费者也还没有到如此较真的地步。看来，以居住的分层、分类来看，最较真的人都跑到北京去了。珠三角地区的人崇尚做了再说，做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很多不如人意的事情，用不着先说出数百条能做或不能做的理由再去做。

　　在房地产界，甚至在整个商界，我是不主张过分较真的，这倒不是为了纵容我们这个民族的不较真的德性，我觉得，较真的可爱劲儿，应该集中体现在科学家和宗教家的行为、思想中，而作为政治家或商人或普通消费大众，不必那么较真。

　　我上过北京那位较真律师的个人网站，深深体会到网站中流布着一股宗教味儿。在深圳的房地产官司中，消费者群落中，最能提出富于宗教味的问题的人，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靠自己的一双手挣来了还算清白的钱，并在中等价位的楼盘中安居下来的人。这类人往往富于理想，并精明能干，还算安份守法，应该是社会中值得尊敬的一个群落。然而，正是这一个可堪尊重的群落，对于空间定位过程中发生的差错是尤其敏感，并愿意不遗余力地寻求完善的说法——近乎完美的答案。然而，一旦出现了纠纷，完美的答案就注定不可能存在。

　　我们面临的困惑，不在于理性、精明的消费者为什么能那么容易地找到纠纷之病灶，而在于社会缺乏解决问题的权威。只有权威的合理仲裁，能够在较低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使冲突双方得以完成良好的定位：服从一位权威，哪怕空间物质上作出让步和妥协，也能在社会及个人心理认同上获得满足。而在没有社会权威的情况下，即使诉诸法律，也不过是冲突双方聊胜于无的金钱与智力交相投入的无效游戏。对于觉得受了不公平对待的一方来说：法律判决前要游行，法律判决后也要游行。

　　而目前，“游行”是在中国唤起不在场的权威变为出场的有效工具，实际上，因为真正的权威永远不在场，所以游行就成了权威。换句话说，在中国，较真的人，往往最终变成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在城市中积累金钱和智慧，同时在将游移不定的状态镌刻到一个定位状态过程中，也就面临一个无政府主义命题的诱惑：较真或者放弃较真。

　　选择较真的理由是很多的：公正、公平、正义、良知、勇敢、抗争、自由、个性、权利等等，然而放弃较真的理由也同样光明正大：随意、自由、审美、视界开阔、追求未来幸福、不必庸人自扰。我个人的主张是：适当的较真、无限的审美、有限并富于权威的政府与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