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如一：我是那种心态严肃的乐迷

　　生于八零年代的李如一就像所有那些一早便被父母寄予了厚望的孩子，从五岁的时候开始就一边苦练钢琴一边接收着古典音乐的系统训练，而他也回忆说：初中以前，他对这些都是充满了排斥和厌恶，倒是港台流行歌曲促成了某些改变，从同学的磁带里他迷上了这个，每天一放学也都会赶回家打开收音机追听流行音乐的排行榜，黎瑞恩的《一人有一个梦想》就是他当时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但这个时期很快过去了，或许是少年人高傲的心性吧，到高一、高二他又听回了古典音乐，而同学里是没有人听这些的……李如一也说：最初的自己是有几分“媚雅”的刻意，后来却真正地感了兴趣，听肖邦的《船歌》就带给他首次深切的感动。再追问的时候，李如一却坚持说这样的感受是不可以用言语来表达的，一来他并没有能力表述得恰如其分，或者说他从来也都认为那些属于音乐本身的微妙感受是不可能被表达的——“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二来这些体验对于他是个人生活中最私密的部分，他从来也都不想广而告之。这似乎还可以解释很多事：比方说，音乐专长最为突出的李如一却从来不喜欢写乐评，即使加入媒体工作，他也只写影评只做世界电影版；又比方说，即使是和最好的朋友，李如一也很少有“分享音乐经验”的需要，顶多只会刻出一张盘给对方然后说“听一下吧”……许多人都有过的那种把自认为好的音乐推广给大家的冲动，李如一从来没有过。

　　这一切似乎又跟李如一的音乐观有关，他从来都认为音乐不止是娱乐的东西，那里面有一些很神圣的感觉在……他不太喜欢人人都只透过自己的感受和经历去听、去分享，他觉得真正听音乐的境界不可能是非常感性化的，纵使不可避免地有自我感情投入，你也得尽量消解自我力求达到“乐无哀乐”，音乐是具有无可替代的超越性的，他迷恋这种超越性。他很认真地总结说：我可能是那种心态严肃的乐迷。

　　整个少年时代李如一都在这样“一个人闷头听音乐”的状态里，他没有同好，也不需要同好，只是高三时上网遇到了一批聊得来的人，对他像是打开了另一扇门——抱着学习、请教的态度他开始接触到了实验音乐。也是从小受过系统音乐训练的缘故，虽然李如一自命有“贪得无厌的耳朵”，听音乐也一直就听得杂而多，但他实际上还是把所有的音乐都有了一种划分，除了和古典音乐一脉相承的，其他的统统都被划属“流行音乐”。发现“实验音乐”，对他来说更像是一个惊喜，因为他从此感觉到了“属于这个时代的”音乐创作的可能。

　　继1998年他设立了全球首个关于加拿大钢琴家/作家Glenn Gould的中文讨论网站之后，2000年他又创立了名为“Addicted to Sound”的网上杂志，专门评论实验/前卫音乐，他也采访了国际知名实验音乐家大友良英。正如李如一所说：在实验音乐这块儿不可能只有纯粹的“乐迷”，他同样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苹果iBook手提电脑进行着纪实性音景(soundscape)的采录。

　　在李如一特别推崇的《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里提出了“音乐寓言时代”的观点，而在他看来实验音乐也正是通过对固有声音元素的剪切和拼贴重新帮助人们“恢复听觉”，也直指我们这个“听而不闻”的时代。你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对于自己正在做的这件事，李如一有着特别充沛的热情和自信。(文/未来)

　　阿生：做音乐的好好先生

　　采访结束时，阿生提了两个建议性的要求：一方面是最好不要提他们网站的名字，因为一直都很低调；另一方面又建议说我们应该用一张以他网站页面为背景的图片，因为他个人非常喜欢那个页面的色调。完了紧跟着来了一句：“这仅仅是我的建议，你们尽管按你们的意思做啊……”

　　阿生在乐迷圈里还有一个大名：edging，一般写文章时候用得多，他说如果在笔者的文章中直呼他的原名徐震生，估计很多认识他的人都不会想到是他。阿生今年25，正职是中学生物老师，5年前跟朋友办了一个音乐网站，偶尔会在酒吧、学校组织一些音乐推介活动，平时自己也写些乐评。

　　“杂音”是阿生网站的名字，也曾经是他办的一本音乐杂志的名字，最开始这还是阿生的音乐“组织”的名头。网页上打出来“杂音――非主流音乐”的口号，阿生的解释是他个人并不赞同用主流非主流来界定音乐，杂音的本义是推介给大家更多音乐选择。

　　网站是在互联网最火的时候起来的，先是免费网址，后来服务不好，又申请了一个收费的，一年几千块钱，阿生从工资里掏。现在会有一些商业上的计划，就是想通过这些活动把网站养起来，当然，能够赢利直到让阿生辞掉现在的正职全心做网站那就最好了。

　　也是因为有了这个网站，阿生和其他乐迷就有了不一样的地方，他形容自己会比较有责任感了，毕竟面对的是更大范围的人群。

　　阿生有一个带录音功能的Discman，两千多块钱，这是他惟一欣赏音乐的工具，录音功能是用来做一些活动的采访用的。他家里倒也有CD机，但那是放在客厅里大家听的。有意思的是，阿生会尽量买正版碟，因为购买量大，他一般直接从出版公司订货，每个月四五百块钱的买碟支出算是最底线的数字了。

　　在阿生看来，真正意义上的乐迷跟那些音响发烧友、追星族、乐队迷是有区别的，“他们只是对音乐本身感兴趣。”音乐能激发他们无穷的好奇心，各种类型各种风格都想听一听，一定要开一张单子列出最喜欢什么样的音乐，“你们一定会昏倒的――因为那简直太多了。”

　　而其实这个世界上不喜欢音乐的人是绝对少数的，往广了说，大部分人都是乐迷。似乎阿生他们跟普通乐迷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会听一些我们从来没听过的东西，而且不会把音乐当作背景或气氛来用。阿生说很多人都问过他是怎么听音乐的，而答案简单到两个字“欣赏”。欣赏音乐本身就是不排斥任何音乐。阿生对音乐产生好奇还是从港台流行歌曲开始的。那阵子听多了就发现每张专辑都是头两三首歌还不错，从第四、五首开始就没劲了，变化不大。从此之后，他开始在新鲜感的刺激下不停地发掘一些不一样的，各个类型的音乐来听。

　　对于音乐的评介，阿生全然摆出了一幅好好先生的的样子。他觉得不管什么音乐都有值得欣赏的地方，商业音乐、流行歌曲都肯定有可取之处，所谓垃圾音乐的说法在阿生看来是不成立的。他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什么音乐都要听一听。

　　首先是喜欢一种音乐、然后听出它好在哪儿，录音、旋律、节奏、歌手情感、创作者的想法……这个过程是一种享受和发现，但绝对不是研究；因此，阿生是通过听音乐感受到了它的气氛而不是用它来营造某种气氛――这一点是阿生认为最能界定乐迷的本质特征。(文/soso)

　　张秦：幻灭的乌托邦

　　如果你疯狂地沉迷在音乐里，那么你可能不想只做一个音乐的欣赏者，而会幻想着你和音乐发生多种关系：制造音乐或者还要去传播音乐。但是现在张秦似乎只有一种选择，他只想做一个狂热的乐迷，而在此之前，他所经历的正是这些身份：他的音乐事业开始于有声杂志《音乐天堂》；之后又操刀办了著名的音乐社区——高地音乐网；同时他自己尝试着做过一些音乐，但这个过程似乎是这样的：戴上耳机—幻想—幻想—看到希望—远了—又远了—不甘心—平静—打开音响。

　　国内做音乐的经历使他千万次失望，他麻木了许多。他深居简出，不去MIDI(北京每年在此举行地下音乐的盛会)，也不怎么看演出；他对国内的朋克已经没有感觉了——抄袭加模仿，朋克是被炒滥了的字眼；他不再关心国内的地下音乐，对先锋音乐这个字眼更是敬而远之；他不想再去考虑自己应该对国内的音乐担当起什么样的责任；他也没有闲情逸致去想象未来的人民在听什么……

　　这可能会引发关于张秦、中国音乐、理想和商业的讨论，但我并不认为张秦是消极的，其实只是一种选择的差别，因为他还是对音乐如此地狂热，虽然他的狂热更多的是内心的，但保留着一种最真实的气质；因为他说过：音乐给我带来的是情绪，并且我并未向它索取什么。

　　音乐在最初打动他，当然是旋律，那是在小时候；后来在读大学时，歌词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至高无上；现在，好像有点偏重节奏。古典乐+越剧——台湾流行——大陆原创——欧美流行——欧美摇滚，现在他喜欢听的是欧美的电子实验音乐。在不同的时候选择不同的音乐，这是他多年对音乐的自然进化，不光是音乐技术层次的进化，同时也是具有精神价值的，实验电子音乐就比摇滚乐更具有创新精神，而且它打破人们固有的听觉习惯，融入了采样等新的匪夷所思的音乐元素，这些都吸引着张秦的耳朵。“但是首先，这一切都要好听。”这是张秦说的。我想这又是一个反对打着先锋或者实验的幌子去做音乐的人，音乐给他的感动首先要是声音给他带来的感动，他不会刻意地用哲学或者革命的眼光去审视音乐，同时他“好听”的标准又是个性而包容的，这使他在保持自己的音乐风格的前提下，还会不断向前，所以，从“古典乐+越剧”到“欧美电子实验音乐”，这是一份干净而真实的乐迷的听觉经验。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一个相信音乐的人是不会没有理想的，虽然美中不足的是理想可能会发生转变。从前，他梦想开一个唱片公司，直到做了高地音乐网时，这个理想都没有放弃，他想着先做出一个品牌来，然后再寻找机会。但是慢慢地，他觉得中国不能给唱片公司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如今他的唱片店对他来说可能只是一个乌托邦了。他有了新的梦想：他想去欧洲，在海边有一座房子，当然，还有音乐。(文/宋稚怡)

　　邱大立：我更像一个打口小贩

　　和邱大立见面约在一家碟店里，而这似乎也是一个特别恰如其分的场景，毕竟，邱大立在这个圈子里一直就有着“打口之父”的美誉。和往常一样穿着背心、裤衩、斜挎一个大包的他很早就到了，还乐呵呵地说：真巧真巧，一个6年没见的朋友刚才又在这儿碰上了……

　　在一般人看来，邱大立的生活算是给音乐全面侵占：他做着一切和音乐有关的事——从进碟卖碟、奔走全国的音乐现场到写乐评办音乐杂志，也交了一大票玩音乐的朋友。每年他都几度搬家，但过不了多久他的新家又会成了所有朋友的中转站和联络所，连他这个主人也给挤得没有下脚的地儿……虽然很早就在这个圈子里出了名，虽然有过很多“走上正轨”的机会，可许多年过去了邱大立还依然过着租住屋里因陋就简的生活。问起这个的时候，邱大立说了：“我觉得我挺幸运的，一直就没有大的生计困难。类似于奇迹的事情屡次发生在我身上，就好像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还没有钱交房租，到晚上房租钱忽然就出现了。”再追问，他又说：“我可能跟很多人不同，他们以自己的生存为核心会有一些主动选择，我这个人比较被动，我不太愿意和制度化接轨，我更像一个打口小贩……”

　　邱大立是安徽人，从小受姐姐影响才迷上了音乐和外语，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内地喜欢上欧美音乐也的确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邱大立要听自己喜欢的音乐惟一的途径就是在电台里盲目地搜寻，上海台当年每周一个小时的“美国热门歌曲”就让他如获至宝。1994年邱大立南下广州，在一家碟店连续狂买了好多个月的碟之后，他忽然想到“只有自己卖碟才是听到最多东西最省钱的一个方法”。1996年开始，邱大立也就在广州外语学院第一次摆起了地摊。

　　做打口碟其实也是和资金、成本息息相关的一行买卖，邱大立也总结说：那些资金雄厚的老板往往可以直接拿到最好的货源，而像他这样的，就只有自己在一堆谁都不认识的“垃圾货”当中挑选了。只要卖碟，邱大立就是十块三张的价码，所以他似乎从来也没挣着什么钱。但他的自豪感也逐渐由此而来，如今的他能很自信地宣布：那些碟里没有什么我不认识的，也没有什么好碟会逃过我的眼睛。邱大立还说：这样子淘碟也属于一种“拯救”工作，看到那些好的音乐被埋没在垃圾里就会让他觉得特别残酷、特别不应该发生。

　　邱大立的另一大副业是写乐评，当越来越多人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选择听什么或者不听什么的时候，也只有邱大立保持着自己一贯的纯粹“音乐推广”的热情。他说他很苦恼于自己从来就不能只从“自我”角度出发，他更习惯于“从大多数人的角度”来假设，他也总想用音乐中的什么来感染人们，而在他看来那些凝结在音乐中的美好情感和深切悲悯是理当被大量复制的——相形之下，所有那些被现在的时髦音乐人刻意捏造的“远大高深”，也都显得那么得不偿失。不过，邱大里从不以“乐评人”自居，在他看来：乐评人很难比乐迷聪明多少，大家权力一样，仅仅只是发挥的场所不同。

　　问及这样的生活状态会不会一直继续下去，邱大立想了片刻，他说：他从来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他只是对很多人的“无事可做”感到奇怪，他也只准备对迫在眉睫的变故做出反应……他说“我可能生活在幻想中”。

　　邱大立还有一个吓人一跳的想法，那就是——干脆在某天隐居去，甚至就此跟音乐也完全隔绝。也许当音乐已经帮助他体验和抓住了生活的质感，他就已经可以仅仅凭借自己纯然地生活下去。当然，我们的采访就此打住，这也应该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文/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