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坤

　　就世界范围看，中国人都是最不能歌善舞的一群。现代中国人聚在一起往往无事可做，除了吃便是大声说话。所以中餐馆没有不生意兴隆的，也没有不嘈杂如集贸市场的。就中国范围看，汉族显然也是最没有音乐舞蹈天分的一个民族了。当然会有人提到春节晚会，那也许是中国普通百姓仅有的音乐舞蹈盛宴，但问题是，那能叫音乐吗？那能叫舞蹈吗？

　　但是在几千年前至少五百年前的中国人不是这样的。1584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曾经这样描述过当时的中国：“他们(中国人)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的书籍，记载弹琴的姿势与季节的举行，整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作乐的处所。”除了很爱好吃喝仍然被中国人继承下来外，其他特征描述我们都不敢辨认，似乎是另一种民族。

　　也真是奇怪，就经验来看，那些能歌善舞的民族或曰国家如中国的苗族、侗族，国外的意大利西班牙南美非洲大部分国家，往往有以下特征。首先是穷，连罗马这样的大都市也养着数量如此之多让人瞠目结舌的小偷；其次好享乐，看看马拉多纳肥壮的身躯与层出不穷的私生女就知道了；再次，运动神经发达，塞内加尔在世界杯掀翻世界冠军法国队一点都不奇怪；最后，服饰色彩斑斓，惟恐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似的，所有穿的戴的一古脑儿笼在身上，有一种衣不惊人誓不休的劲头。

　　就历史经验看，古巴比伦人和古罗马人都因为骄奢淫逸亡了国，葡萄牙和西班牙一度也是世界霸主，但因为好挥霍和放荡很快败掉了，这显然符合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一贯逻辑，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严谨的理性和勤俭的习惯制约，是很难也不配“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经济虽然发展了，却活得越来越悲哀的缘故。即使像了日本人，牺牲了性生活的时间(根据全球性调查，日本人平均性生活频率全球最低)去创造GDP，又能怎样呢？

　　那片柏拉图以来的烟云

　　根据史家考证，世界上第一个发现十二平均律的其实是中国人朱载育，他还是明代宗室的一位皇子。不过他在史上的声名并不好听，因为耽于声色。音乐人被叫做“伶人”或者“戏子”，是不配入九流的。中国人讲一个人尤其君王生活腐败，一定有“声色犬马”这个词，佳声犹在美色之前，可见其罪之深。所以孔夫子在编纂《诗经》时，毅然决然地把所谓“淫亵之音”删去了。今天的父母20年前为邓丽君和《加里森敢死队》被禁而伤心哭泣的青年人如今为他们的下一代着想，禁掉了《流星花园》和粗口乐队“哈狗帮”。

　　在中国古代的礼乐系统里，音乐的最高趣味是“和平雅正”，被视为教化工具的一种。今天的主旋律音乐仍然不脱此窠臼。相对节奏而言，中国人更欣赏的是旋律。除掉一以贯之的趣味外，优美的旋律演奏时会带来一种迷醉类似于催眠的功能，摇篮曲的旋律总是最优美的，而这正是统治者乐于对他的臣民施加的。而节奏却让人清醒振奋，随之起舞，而这多少总有些危险。

　　所以西洋音乐，尤其是舞曲音乐一传入中国，便被视为“促音繁节，殊失和平”或者“桑间陌上郑卫之音”，迅速和国内反动势力扯上了干系。对西洋文化很好奇的康熙皇帝第一次听西洋音乐就厉声说：“paleao！paleao！”(根据法国传教士伯西和的记载，“paleao！paleao！”应该是“罢了！罢了！”的音译)这种反弹在几百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再次发生，先是邓丽君和李谷一的气声唱腔“靡靡之音”，偷听的人是要被劳教的，然后是迪斯科，所有会跳迪斯科的人一定都是社会的渣滓败类，妄图用跳舞来麻痹人民斗志，撬社会主义主义墙脚。然后是摇滚，央视曾经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禁止摇滚和长发男子进入，可能在他们看来，蓄长发的即使不是摇滚歌手，也绝不是善类。最后便是Rave party，大大小小各地的Rave party，处处可见干警便衣如临大敌的紧张模样。何其相似乃尔？！

　　对音乐的误解来自各个方面，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仍然是危害最严重的。这直接导致了中国音乐界如今的半死不活。事实上，当1989年现代音乐会上的崔健扯掉蒙在眼上的一块红布时，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回归了。尽管崔健仍然采用的是一种鲜明的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方式。而这种符号化的行为，在今天看来相当的幼稚与有趣。

　　30年前的样板戏明星在今天生活中还是一副样板戏做派，炫耀逝去的荣光，拍照时双目圆睁，让人想起吊睛白额猛虎。更感叹进化之难，事实上人的思想被禁锢并不算可怕，更可怕的是被禁锢之后有了自虐倾向，这还不够，还有把更多人拉进笼子里获得群体上的心理安全感，让人不寒而栗。

　　哲学家利奥塔在《话语，图象》曾经就说：“那片自柏拉图以来就以灰色面纱般的言说掩盖了感性的东西的阴云，感性的东西一直被视作是非真实的存在，他们很少被认真对待过，或是被纳入到真理之中，因为在人们看来，他们乃是和错误，怀疑，修辞学家，画家，雇佣兵，放荡不羁者以及物质主义者之中。”这种对感性的误解或者偏见其实更多存在于东方，这种基于理性基础上感官的缺席导致神经触知系统的麻木，大脑的被蒙蔽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工具可能是宗教，科学或者意识形态。

　　舞动你的人生

　　如果说17世纪哥伦布的一次冒险式旅行被视为欧洲工业革命的开端，那么我宁愿相信持续至今的信息革命始自于埃尔维斯普莱斯利的扭胯运动。Rock and Roll解放了新教伦理桎梏下的身体，进而是大脑。今天BBS上疾风骤雨式的板砖也不过是摇滚精神在网路上的延伸。

　　尼采说过，人越是音乐家，就越是哲学家。音乐家往往是时代风潮变迁最敏感的神经末梢，就像人们可以从Beatles和Bob Dylon看到反战和平民精神回归一样，20世纪70年代的glam Rock更多用耀眼装束挑战性别一成不变的归属感，上世纪80年代的U2凸显了宗教意义，即使脱离意识形态，音乐也难以一成不变。

　　崔健等第一代摇滚人最早接触的西方流行音乐是John Denver的《country road takes me home》，已经老迈的John Denver于20世纪80年代中来到中国，受到了显然连他都意想不到的热烈欢迎，这是一种迟到20年的礼遇，与其说是回归，不如说是一种补课。此后中国流行乐界用20年时间走完欧美50年时间才能走完路程，heavy metal、grunge、Brit-Pop、Punk、电子音乐等音乐形式此起彼伏，昨日的反叛英雄飞速地在今日变老，新陈代谢是惟一不变的主旋律。

　　刘索拉曾经感慨地说，在中国推广爵士乐太难，中国人天性里缺乏即兴性的东西。可能被人指挥惯了，这同样类似中国足球队，它从来没有打疯过的时候，能发挥个七八成已经是极限了，看看上至足协官员，下到球员教练那副苦大仇深的脸就知道了，这辈子别指望他们爆个塞内加尔那样的冷门。但束缚与盲从却可能是任何音乐发展的命门。京剧昆曲已经被束之神坛了，每次想到一招一式步伐眼神都严格规定就会觉得窒息，照这样下去，京剧不死都难。

　　Rave唤醒的不止是耳朵，更包括身体。更重要的是，它是受众“有权参与”的一种象征性表达。其它表达方式也包括网络。音乐因为舞蹈的介入而复活。旧的表演形式下，演奏者与受众是绝对的二元对立。舞台是聚光灯中心，关于古典音乐会听众须知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要随便乱鼓掌，以免扰乱演奏者情绪。或者至多就是录制电视节目时听导演安排乖乖地鼓掌。演奏者与其说是和听众交流，不如说是在神游。Rave虽然仍然是以打碟DJ为中心，但比耳膜更重要的显然是身体的摆动。

　　20世纪50年代，《巴黎时尚》杂志编辑洪诺尔·波斯特有次不小心在一家巴黎迪斯科夜总会门前跌了一跤，其丑陋的动作一下被舞迷们模仿成一种舞姿--这是迪斯科的最早来源。它没有固定舞步，尽情挥洒，迅速地得到追捧。到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大约有40%的音乐家抛弃传统音乐，转而追逐迪斯科热。相对于节奏固定、舞步繁杂的tango，它无疑方便得多了。现在，布宜诺斯埃利斯的青年人也不大会跳tango了，传统的弗拉明戈舞也只有在马德里的偏僻小巷子里才能找到。人类进化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少限制的过程。

　　因为真正实现了互动，Rave曾经被视为对身体的民主，这同样可以延伸为一种政治。Disco在80年代中国被当时的长辈人说成“扭屁股”，而屁股是不能随便乱扭的。身体即使属于你，但在公开场合的适当运动也要经过上级领导的层层批示。十几年后九运会女足赛场上的裸奔现象，足协还曾经专门开会研究，最后不了了之。在欧洲，最人气的Rave基地是在柏林和伦敦--两个被视为欧洲最保守拘谨的国家的首都；在亚洲，Rave的最早登陆地在新加坡，甚至早过香港，有人预言，未来中国内地最有可能成为亚洲性的跳舞基地，这显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所能决定的。

　　美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说：“一个具体的快感，一个肉体的潜在的具体的享受--如果要继续存在，如果要真正具有政治性，如果要避免自鸣得意的享乐主义--它有权采取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并且能够成为整个社会关系转变的一种形象。”而这种转变，正无时无刻地发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