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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说，年轻人，不要去卡拉OK！
带着说教意味的话，表情总是严肃的，现时的年轻人是越来越不喜欢严肃了。这句话因之失去了应有的分量。说这话的时候，摇滚乐进行得兴兴头头，卡拉OK也热热闹闹。数年之后，一批接一批的年轻人不断地壮大着卡拉OK者的队伍，而摇滚梦还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黄金岁月，声息渐弱。
OK众生象
今年，日本的公司继续推出了更尖端的卡拉OK机，在全球推广，音质更清晰，播放更方便。如果产品的火热不足以证明它的现实性，那么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标志性的样板城市做一个小调查，看看周末还能不能订到房，或者数数城市里有多少这样的场所，你就会知道这个从日本来的已经30多岁的老玩童有着多么旺盛的生命力。土的不嫌其土，雅的又乐其够土，根本上，作为娱乐，卡拉OK满足了中国人缺乏想象力和创造性，又极度渴望发泄与表现的潜在欲望，发展成KTV以后更渗入了社交与应酬的双料功能，所以，总是在一部分旧的卡拉OK out-date以后，又不断地有新的卡拉在going on and on。
周末，就挑周末吧，所有的好节目都会在周末热演。每一个城市挑一家，众人皆知的吧。北京的麦乐迪、上海的钱柜、广州的Golf club。时间呢，就晚上9点，夜生活刚刚拉开序幕。就在这一刻，用镜头记下的是这样一些场景：一群群的人，或穿着入时，或打扮随意；或青春逼人，或年界不惑，表情里暗含兴奋地流转在大堂里取号、排队。单从外表看，每一个小群落的人员构成都会推翻先前的想象。人群丰富的程度绝不亚于打麻将的，两者的不同在于麻将桌上常是老多少少，这里是少多老少。麻将是四人组，这里是众人群。这也是去卡拉与去酒吧的不同，见过一个人买醉的，少见一个人放歌的。
卡拉OK使普通人不管是夜莺嗓还是公鸭喉都过了一把歌星瘾，深藏不露的性情在话筒的争抢中不经意地坦露开来，失去了专业表演的威压，倾听的和演唱的在互换中实现了自我选择及共同的参与乐趣。从《南泥湾》到《一无所有》，从《甜蜜蜜》到《纤夫的爱》，从《心太软》到《双截棍》，在对有着时代记忆的歌曲的温习中，一代人，甚至两三代人进行了难得的集体回忆，这对于标榜个人又强调集体，崇尚怀旧又不断追新的都市人来说实在妙不可言。
台湾媒体总结KTV动物的个性发现，唱歌最能观品性，超自恋的人常常变成麦克风狂；有点自闭的是人见人爱的“分母”；贪小便宜的唱完歌什么都“A”回家……KTV是照妖镜，现出原形。关键，短暂的原形在深夜里像做了一场梦，白天重新开始平凡日子。
卡拉OK的变色游戏
如今的卡拉OK似乎是一个贬意词，1996年以后，随着酒吧、D厅等更丰富的娱乐方式的介入，卡拉OK失去了原来一统天下的地位，娱乐场所的门牌上已经少见这四个字了。但卡拉OK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它不断地变换着经营模式，以KTV、CLUB、酒店包间、量贩式KTV的面目一而再再而三地咸鱼翻生，以往单纯的唱歌之地衍生出了餐饮娱乐商务交际等多条龙服务。
卡拉在日语里是空洞、虚无的意思，OK指无人伴奏的乐队。卡拉OK的最初形态只是供专业乐手在没有条件带伴奏乐队的巡回演出中使用的伴奏磁带。伴奏磁带在60年代的欧美就曾经尝试过，不过一直到现在，卡拉OK也没能在欧美风靡，契合了东方人和西方人的个性特点。
第一次被人意识到卡拉OK可以赚钱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在日本神户酒吧做伴奏乐手的井上大佑，在为朋友的录音机灌制伴奏乐曲时，意识到了这一点。当年的日本处在西方影响下的嬉皮风格里，年轻人对音乐的迷恋几近疯狂；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使得原本性情拘谨的日本人强烈地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和无趣。到酒吧等场所听歌手演唱成了闲时的主要消遣。撕裂嗓子的吼叫似乎只有在买醉的情况下才会不受控制地喊出来，歌唱是他人的表演，在日常生活中遭到遗忘。卡拉OK最辉煌的时候，据日本卡拉OK协会统计，在一亿多日本国民里，卡拉OK的消费者达到6000万以上，成了年销售额高达160亿美元的娱乐产业。
回到井上大佑为朋友灌伴奏音乐的那天，虽然他对机械一窃不通，但仍设想做一台可伴奏的机器：它带有两个麦克风和一个钱箱，不放进钱去，机器就不会播放伴奏音乐，麦克风也不起作用。他请懂机械的人按他的构思做成了一台“卡拉OK”(即“无人乐队”)机。最先做出的11台卡拉OK机摆上了酒吧柜台，演奏的曲目陆续灌制进去。不料，最初一周竟分文未赚。聪明的井上大佑请女服务员做“托”演唱，再唱一曲就邀客人同唱。开头推托的客人唱过后感觉心情舒畅，翌日早早进店来练唱，练熟了就先出去，过一会装作刚来的样子，找出练熟的歌狠命做一把秀。这下带动了其他客人，麦克风从晚上6：30到凌晨1：30都没停歇。
这股OK风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吹进台湾，被正式译为卡拉OK。香港、内地包括东南亚基本上延承了台湾的风格，以KTV的形式为主。一开始，台湾完全仿效日本的开放式空间设计，但是效果并不好。台湾商人将原有的包厢式小视听中心与之结合起来，即可以欣赏画面，又能引吭高歌；互不干涉，跳舞的跳舞，表演的表演。在每一次流行的驱动中，商业的力量都是无穷的。很难说到底是大众在创造生活还是商人们为大众粉饰了生活再拿出来贩卖。失去商业的刺激，没有一代又一代高端产品的出现，很难想象，卡拉OK能走到今天。
卡拉OK的城乡链
20世纪90年代，卡拉OK最风行的时候，王小波写了《卡拉OK与驴鸣镇》。他住在一座隔音很坏的楼里，住户中不少人买了卡拉OK机器，从早唱到晚，不堪其扰的王小波用“驴鸣”来讽刺这些一无所长又自表其情的歌手们。当时，广州、深圳、上海家庭卡拉OK的销售额每月高达20万元人民币。白天不管何种功用的店铺，晚上搬出机子，在街边随便摆个摊，偶尔话筒坏了，转个身，三五朋友家中寻个新的，几个唱的，一群围观的，构成了当年中国市民生活的典型记忆。那时候，生意最红火的餐馆必定有音响设备最好的包间。
一直到现在，家庭卡拉OK机被束之高阁，城市里的卡拉OK厅发展到量贩式，泳装美女的画面成了正版的MTV，在一般小城市的街头还保留着卡拉OK原始的形态。花两块钱唱一嗓子是大老爷们每天的娱乐项目之一，被城市淘汰的有着硕大舞池进行转台轮唱的歌厅是经济稍好且见过城里人生活的新秀们的据点。看美女也只能来这样的地方。那些不知所谓摆出各种姿态的泳装美女完成了大多数人对另一种生活的想象。都市的，高档的，时髦的，在无力对等不得不以最简化方式实现模仿的大众眼里，幸福来自现实的感受。真正的幸福是关于非己的城市生活的憧憬。县城的憧憬都市的，都市的憧憬国际化的。“模仿”串成了中国卡拉OK的城乡链。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想象。
卡拉是否还OK
在中国，卡拉OK成就过不少明星。1991年和1992年，中宣部分两批制作了《中华大家唱》，共1000首歌曲。那时候我国的卡拉OK场所已突破万家，每天在歌厅“恋歌”的达12万人次。家里唱、单位组织，省市全国的比赛，卡拉OK的大小赛事不断，在1996年以前，很多流行歌手都是通过参加卡拉OK比赛的途径走上银幕的。一直到今天，在很多国有企业，获奖的职工还能从自己的荣誉里得到关于奖励和升迁的种种好处。能唱，在社交场合总占着点优势，很多时候卡拉OK里的社会功能并不亚于酒桌。
著名乐评人金兆均说，作为娱乐，卡拉OK完全满足了中国人缺乏创造性的民族特点，作为一种社会功能也实现了都市人的交际需要，但就音乐本身而言，它是极端低劣的。“在比赛中，唱得越像唱得越真的歌手自我表现和创造能力会越差，一般到第二轮就会遭到淘汰。所以，从1996年以后，想靠卡拉OK当歌星已经很少了。”这话对众多模仿秀节目却总是新人乏善可陈的音乐界倒是一个印证。同少数民族相比，汉民族甚至少有自己的民歌流传。也许从这个意义上讲，还是听听老崔的——年轻人，不要卡拉OK！
至于不那么太年轻的，哎，还是想干嘛干嘛吧。毕竟，即使是在城里，娱乐方式也不过是掰着手指头就能数出来的少量几个。
7城市卡拉OK调查
每一个卡拉OK迷都有自己的故事，同一家连锁的KTV店到了不同的城市因为沾染了当地的气息呈现出了不同的气质。
林一伟，男，31岁，国企部门主任，北京
发烧级别：★★★★
城市OK观：真正的能够当一个集体活动组织的，也就是去卡拉OK，越土越市民。
前几天看《新周刊》才知道，原来北京的年轻人把唱卡拉作为四大土之一，我倒没觉得。现在不是说越土越有市场吗？！我们单位的年轻人每次都很高兴去，抢话筒的也是他们。北京是文化活动比较多的，有话剧啊，演出啊，展览啊，但是真正的能够当一个集体活动组织的，也就是去卡拉OK。
我自己在国企，国企里年龄层次差别很大，年轻人唱流行的，年老的唱革命的。怀旧与现代，很有意思。娱乐，沟通感情都有吧，关键是大家愿意唱，把在办公室里表现不出来的在话筒中吼出来了。我们有一些老同志，平时在单位很严肃，唱起歌来，叫一个得意。北京说一个人有个性，叫“格”，我们说，大家都去“格一把”，就是去唱卡拉OK了。有人唱得也难听，最后总是一起唱，也分不出谁唱的。北京比较有名的现在就是麦乐迪、钱柜几家，非常专业，楼下有超市，自己买水买吃的。有时候外地来朋友，我也把他们带去。
我们的口水歌：
《南泥湾》
《常回家看看》(陈红)
《我只在乎你》(邓丽君)
《绿叶对根的情意》(毛阿敏)
《心雨》(杨玉莹、毛宁)
林剑，男，25岁，自由职业者，上海
发烧级别：★★★★
城市OK观：玩什么呢？玩人啊，就是找一个可以聚在一起的地方。
以前上海的卡拉OK很疯狂，家家户户都有那种2轨的VIDEO，在家里唱。现在一般小型的都没有了，都是钱柜、好乐迪这样的KTV。音响设备好，吃喝玩乐一条龙。消费方式不同，服务也不同。钱柜可能白领去得比较多，好乐迪便宜一点，学生去得多一些。上海就是这样的，什么都有，但什么都不成气候。很多人觉得这年头去唱卡拉OK很土，喜欢去泡吧，跳舞，或者去运动，也就这些。我自己写欧美流行音乐的乐评，但这不防碍我去唱卡拉OK，特别是我们一般都唱那种最二五的歌，最老最土的。上海没有哪一家的歌比较全，钱柜算是比较快的。我们常四处找，找放很奇怪的歌的地方，然后去唱。基本上每周都会去，就是几个哥们。其实上海的女孩更偏向卡拉OK，说不清楚，但是总能看到很多女孩。
其实在城市里，能玩什么呢？就是聚在一起的人好玩。我们一般很晚才出去，因为非黄金时段有折打。上海的KTV到了夜里2点全部结束，不可以进场，但可以继续待在里面唱歌。我们通常从晚上12点唱到第二天早上6点半。唱困或唱累的情况不可能出现，我只会越唱越精神。从里面走出来，平时我们不可能起那么早，人唱痛快了，那时候很爽。
我们的口水歌：
《歌唱二小放牛郎》
《打靶归来》
《广岛之恋》(张洪亮、莫文蔚)
《二楞子》
《双截棍》(周杰伦)
新友，男，28岁，私企老板，广州
发烧级别：★★★★★
城市OK观：小的交际场，大家各取所需，想发泄的发泄想放纵的放纵。
这些年在广州每一次都觉得卡拉OK要out-date了，但隔几天，它翻翻新，又火了。广州人把所有的娱乐都叫做“蒲”，是个动词。我每周至少要去一次KTV，这是固定的，也是最少的。对卡拉OK功能的运用，我可能是最全的。一是陪客户，不为唱歌，小姐帮我们把歌放着，喝酒，打牌。在广州，DJ被叫烂了，因为KTV里的服务生也叫DJ。9点多去，12点多就差不多了。一般我们会去加洲红、大毫城、金色年华，也没什么地方好去。广州跟香港挨得近，一般唱流行的粤语歌。我的朋友杂，什么都唱。香港也有一家加洲红，但跟广州不是一回事。
不过，我喜欢和哥们去Golf club，那是广州的广告人、时尚界的人士经常去的地方，经常有明星光顾，很多美女。一夜情也会有。我们喜欢在透明的房间里，先喝酒，喝得差不多了，开始唱。一个个去的时候穿得很斯文，唱起来毫无顾忌。而且动作很丑。有时候一周累了，不想出去了，但禁不住叫。想想不出去在家里也很闷，对不起自己。歌唱久了，都有最拿手的，也想有个机会表现一下。真的唱歌北方好像比南方要纯粹。
我们的口水歌：
迪克牛仔的歌
陈升的歌
《人间》(王菲)
《笨小孩》(刘德华)
《浪花一朵朵》(阿牛、任贤奇等)
海岚，女，24岁，报社记者，成都
发烧级别：★★★★★
城市OK观：麻将永远是主流，OK也不会落伍。不为练歌，只为胡闹。
我们说去OK，特别好的哥们用成都话说“去嚎”。一群人在包房里疯啊狂啊。我们从来不正儿八经地唱歌，把歌改得乱七八糟，也不练歌，大家都胡闹。我们很晚才会去，因为KTV做促销，有的地方虽然不打折，但可以买断，很便宜。唱到凌晨4点的时候最困，迷迷糊糊地听人唱，有时候还能睡一觉，睡醒了接着唱。
成都卡拉OK的档次差别比较大，像好乐迪是连锁的，有100多个包间，都是电脑放碟。也有一般的转台的唱法，就是一个大厅，大家一起轮流点。我做学生的时候都是在路边唱的。成都的歌城存在很多年了，从一开始到现在，隔2年会翻新一次。泳装美女也少了，都用正版的MTV。
卡拉OK一直很多人喜欢，但比起麻将还不行。成都人一到周末喜欢去郊外，现在吃桃，在一大片桃花下，远远看着非常漂亮，近了以后，一桌桌的全在打麻将。就是在KTV里，老板也会放麻将牌。
我们的口水歌：
《射雕英雄传》
《沧海一声笑》
《洗澡歌》(范晓宣)
《赤裸裸》(郑均)
《回到拉萨》(郑均)
陈飞，女，38岁，职员，武汉
发烧级别：★★★★★
城市OK观：是一种比麻将高雅的市民文化，即是乐趣，也能为事业带来帮助。
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都非常喜欢唱卡拉OK，一般我们说去哪哪，像武汉比较高档的是金色池塘、国宾大酒店。以前老武汉人一般到民众乐园，可以看楚剧；现在经过改装，里面有一个卡拉OK超市，你自己去挑碟，自己放，很多市民去。消费低的在江边。到了夏天的晚上，非常壮观。唱歌大排档，就是大排档，因为很便宜。认识的，不认识的，非常热闹，不过不太卫生。我们都觉得卡拉OK是一种比麻将高雅的市民文化。
我属于唱的频率比较高的，有时候一周要去二三次。一是自己喜欢，我唱得也好，朋友出去或是单位来人都会叫我。我可以说是半专业的，唱美声和民歌，也有表演的性质。如果是跟朋友出去，话筒肯定是要抢的，大家都想唱。单位有接待总会找我，我唱得好。应该说，唱卡拉OK给我的事业带来很大了的帮助。我们公司常举办卡拉OK比赛，拿奖对提升啊，奖金啊，都会有帮助。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乐趣。
我们的口水歌：
《好日子》(宋祖英)
《什么也不说》(郁均剑)
《走进新时代》(张也)
《常回家看看》(陈红)
《知心爱人》(傅迪生、任静)
小果，女，25岁，杂志编辑，深圳
发烧级别：★★★
城市OK观：每次都要去，但每次都玩不好。像一种城市病，回家越晚越玩心里越空。
我们的群体在深圳不算是太喜欢专门去娱乐的。但是对于卡拉这个事，我们还真是很有特点的那种，至少代表了一群人。现在已经不能用流行不流行来形容娱乐了。要说流行，吃饭是最流行的。打高尔夫？那深圳打羽毛球都很流行。
KTV一点都不少，还是很多人去，但是像我们这样很晚回的不多，很多次店家都在等着我们走，我们大概一个月大规模地去一次，5到7个人。去的是中档的，比如，红蕃区、龙胜吧、加洲红。价位具体说不清，每次都是一千六七，大家AA，都能承受。装修倒是都还不错。每次九、十点钟开始，最早的都是凌晨2点以后才回家。不过，每次都要去，但每次都玩不好。像一种城市病，回家越晚越玩心里越空。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我唱得不多，但是我很喜欢听。每一次，有些歌我一定会让他们唱。大家是又尽兴又迷惘，谁都会想到自己的生活。我体会到大家都一样，只是各人表达方式不同。
我们的口水歌：
《红》张国荣
《偷情》张国荣
《挪威的森林》(伍佰)
《一个人在途上》(答明一派)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合唱)
兰芬，女，29岁，报社记者，台北
发烧级别：★★
城市OK观：很多人都先在家里苦练再上场去秀，KTV的排行榜能反映歌手红的程度。
如今台湾都叫KTV。这种东西在台湾约是我高中时开始流行的，说起来也是十多年前的事啦。最早是从日本流行的卡拉OK传过来的，经台湾商人改良，出现了以包厢为主的KTV。这很符合中国人的特点，要发泄又不想太张扬。很多年台湾人一直都非常热衷这个。好一点的都是连锁店，国语说量贩式。
台湾艺人很多，包括他们的歌的受欢迎程度还要看KTV的排行，KTV的排行榜能反映歌手红的程度。很多艺人也喜欢去KTV，也唱老歌，特别是台语歌，很多人唱。不过邓丽君的歌可能没有大陆红。现在大家选择聊天或者交际的地点也会定在KTV，不受干扰。
KTV早期规化管理得不好，很快变成色情场所，也经常出现火灾，台湾发生过几次非常严重的KTV火灾，每次都因装潢使用易燃物而烧死许多人。大家唱的都是当时最流行的歌，很多人都先在家里苦练一番再上场去秀的。不过上回我去北京，也去唱了一回，北京KTV之豪华管理良好真是令我大开眼界，北京朋友们之会唱歌，一旁的我真是目瞪口呆。
我们的口水歌
《爱在西元前》等(最红的就是周杰伦)
《爱从零开始》等(孙燕姿的歌也很红啦！)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游鸿明)
《启程》(范玮琪)
《世间情》(台语)(郭桂彬、黄乙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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