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坤

　　以现在的眼光看，王小慧至少有三个选择是对的：1979年，她选择了到上海同济大学读建筑，她的出生地天津对于像她这样有着细腻感觉的女人来说太粗糙了，然后是1987年去德国慕尼黑攻读博士学位，最后是1991年放弃了慕尼黑建筑学院的教职，做一名自由艺术家。在天津的童年生活，如今看来是一片灰暗的日子，政治显然给她带来过阴影--这也难怪，稍微敏感点的孩子，其童年总是不开心的。上海给了王小慧爱情，德国则让王小慧最终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在《我的视觉日记》中，王小慧曾说过“人总应学会放弃一些东西，难得的是放弃一些看去不应该放弃的，放弃了可惜的东西。”对于今天的她来说，即使不是摄影师，也很可能走上其它艺术之路，也许是电影、音乐或者绘画。比如她从来就最爱电影，因为电影比摄影更直接，容量更大。

　　王小慧对自己的艺术天分极其自信，这源于她的家庭环境和经历。王小慧的母亲是搞音乐的，据她自己说小时候住在音乐学院大院里，邻居家很多孩子都被打着、骂着学琴，她妈妈反对邻居的做法，说打不出一个贝多芬。王小慧13岁时就和邻居家的小朋友摸索着洗照片，上学时她们组织了宣传队，自己作曲、演出，愣是把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搬上了舞台。一定很漂亮的王小慧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她这方面的才情。王小慧考大学那年很多艺术院校不招生，所以她就选择了建筑学，因为她觉得建筑和艺术比较接近。上大学时她经常逃课，但常常考试还是最高分。

　　促使王小慧做职业摄影师这一决定的是她的丈夫俞霖，俞霖是她的大学同学，他们同时出国，在德国相依为命。“如果挣不到钱，我来养你。”当时俞霖这样对她说：1991年10月30日，是王小慧提出辞职并获批准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结果，第二天，车祸发生了，俞霖死了，王小慧也受了重伤：严重脑震荡、鼻骨粉碎、两条肋骨撞断、从脊椎到腰椎至尾骨都有严重挫伤。病床上的王小慧拍下自己的容貌，一张破碎的脸，事后评论家说“胀肿的脸与她周围的康复机械在显示她从死亡逃离的代价……从与自己的严酷的生命现实的对峙与对话中，她已经开始更深地了悟人生的真实含义”，评论家把它们称作是“摄影史上最真实的自拍作品”，无疑这是王小慧个人生活和摄影创作中的最重要创作之一。之后，王小慧说：生、死、爱是我艺术创作中最重要的三个主题。1993年12月，王小慧在日记本上写道：

　　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从与未来相联的意义上来看)

　　一个追求理想的人--做自己爱做和想做的事。

　　一个自由的人--不做名利的奴隶。

　　一个真实的人--真实地对待自己，真实地对待别人。

　　一个轻松的人--自自然然地生活与处事，随缘自在，随遇而安。

　　一个幸福的人--能够享受今天，享受你所拥有的而不抱怨你没有的。

　　很熟悉的语气与排比句式，小时候每个孩子在写“我的理想”的时候都写过吧。这些句子不可能是基于自我保护，她是根本没必要也没什么好保护的了，她大喜过，也大悲过，剩下的只是一双平静的眼睛。

　　王小慧档案：

　　近年活跃于欧洲和中国的摄影艺术家，同时从事文字写作和电影创作，编剧并导演《破碎的月亮》获德国巴伐利亚电影剧本奖、德国电影“影评人”奖和奥地利国际艺术摄影节特别奖。

　　1986年获上海同济大学建筑学硕士，后获卡尔·杜伊斯堡奖学金赴德国留学，自此旅居慕尼黑。1988年至1991年在慕尼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91年加入德国职业艺术家协会，此后作为自由艺术家先后在Braus、Fischer等著名出版社出版过18部个人摄影集和书籍，其中，2001年英文片摄影集“Close to the Eyes”和中文版《我的视觉日记——旅德生活十五年》最为著名。

　　王小慧曾在多个国家的美术馆、博物馆和画廊举办过十余次个人摄影展，作品数次获国际重要奖项，其摄影作品曾被大众汽车公司总部、Ritz-Carlton酒店、阿莱电影公司及一些著名私人收藏家所收藏。

　　面对面

　　《新周刊》：很多写你的文章第一段总是赞扬你的美丽，你认识到自己的美丽了吗？这种评价对于你来说重要吗？

　　王小慧：我认为比我美的女人有很多，虽然生为女人，经常听到这种赞扬总是让人高兴的，而且我相信这种赞扬每个女人都需要，但对于我肯定不是最重要，我希望别人看到我更多内在的东西，更多的侧面。这就像我对物质、对钱的态度，我不反对钱，美貌也是，但也未必是越多越好，恰到好处就行。美是有很多层次与类型的，我拍过六十多岁时的奥黛丽·赫本，脸上有许多皱纹，可你还是觉得她很美，有深度的、耐人寻味的美，有时间的痕迹在里面。其实女人外表的美是最脆弱的，稍纵即逝，就像我拍的花一样。所以我不赞成吃青春饭的态度。

　　《新周刊》：如果从外表上看，你是相当从容而淡定的人，很难想象你会有激情的时候。

　　王小慧：我的创作是有激情的，它和外在的亲和力并不冲突。比如我拍花时，几天几夜不休息，或是当我恋爱时，可能我会放下所有的工作，不假思索地千里迢迢去看他。

　　《新周刊》：你是一个生活和工作都很勤奋的人，长期处于这样一种张力之下，难道不会觉得疲倦吗？

　　王小慧：我不喜欢“勤奋”这个词。德国驻华大使薄德磊曾说我是一朵“带灵性的花”，我不认为一个艺术家仅靠勤奋、刻苦、汗水就能成功，创作上，天分至少占60%。我的压力不是外界给我的，更多是我自己设定的，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除摄影外，我还要做影像的作品、写书，我还要一个一个去完成。人活得长或短不重要，要看他留下些什么。

　　《新周刊》：这能否说是十几年前的那桩车祸给你的影响之一？

　　王小慧：是的。我亲眼见证了死亡，目睹生命的脆弱，更感觉到生命的紧迫。我几乎没有业余时间，很少参加Party一类的聚会，我觉得是浪费时间。有个瑞士漫画家把我的头像画成一只闹钟，这好像是我的生物钟。十年前我的努力还是多少带有名利心的，为了成功，成功是越多越好，车祸后我的心境已经完全改变，过程与结果对我同样重要，实现生命存在的意义才是最终目的。

　　《新周刊》：是在逃避过去吗？一段完美感情的失去，很多人常常失去了爱的能力。

　　王小慧：我想我已失去爱的能力，同时爱也不一定非要有两个人的空间，不一定非要附着于家庭，你的朋友，你的很多学生所有人都尊重你、喜欢你、欣赏你，这难道不是爱吗？我最崇尚一种博爱精神。

　　《新周刊》：你曾经说过，你是世上少有的幸福的人，你所理解的幸福是怎样一种状态？

　　王小慧：对于我来说，保持一种自由创作的状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随心所欲，随时有轻松的心态，但绝对不是享乐主义，人就会接近幸福。我把耕耘看得更重些，从耕耘中获得的满足与乐趣也更大，这并不是说收获对我来说不重要，只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我喜欢孩子，曾经很遗憾没有孩子，但很快发现自由地创作、随心所欲的状态能替代我不能做母亲的遗憾，艺术创作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命方式了。

　　《新周刊》：有人说过你像三毛吗？一个十几年前浪迹天涯的奇女子，有着与你类似的经历，看上去比你豪爽得多，最后却因为感情困扰自杀。有人说她幻想和现实不分，看你的书，似乎也有这方面的倾向？

　　王小慧：是的。可能有吧，但也是我不自觉流露出来的。我从小看小说、看电影，就喜欢那些传奇化的故事和人生，就像徐志摩说的：我最憎恶庸常的生活，从小我就不想要平庸。

　　采访手记

　　我想即使最挑剔的人，在面对王小慧时也能体会到扑面而来的无形压力--我并不是说她多么地强势或者智慧地控制了谈话的场面，其实自始至终她都很从容自如，笑容、语调无比平静而且有分寸。我知道面对一个完美或者貌似完美的东西，很多人情不自禁地接近，更多的人却望而生畏。对此，很多人解释成“优雅”。谁都知道，她曾经距离死亡如此之近，还有什么比死亡更难面对的呢？

　　我看她很多照片，包括即将出版的《花之灵》，一些静物，即使色泽鲜艳，也总让人感觉到冰冷。尤其是那张奥黛丽·赫本晚年的肖像，赫本仍然很美，但有一种年轻时不可能有的悲悯眼神，有一些骄傲有一些执拗但又很无奈地对着镜头，这是王小慧喜欢的一个人和一张照片，我知道她把她观照世人的态度带到照片中了。她拍摄的那些花也并不想表现花的自然美，而是表现一种生命过程，一种青春转瞬即逝、死亡不可抗拒的无奈与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