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冬莉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80%以上的高校设立了企业奖学金，有近30所国家重点高校设立了有外资参与的奖学金。在清华大学近100种奖学金中，外资公司的占一半，且数额巨大；北京大学的400多万奖学金中，外资公司占300多万元。从学业奖学金到创新科技大赛奖，以至体育运动奖，社会活动奖等，一些在校大学生甚至天天都能感受到企业的赞助，吃穿住用学，无所不包。

　　另外，随便在北大、清华、复旦、浙大、上海交大等知名学府走一圈，就会发现凡是最新最好的楼，大都被冠以××名号。一般是企业的名称，也有个人的名字。学校里的学生对上打着企业名字的课程或研究已是屡见不鲜。

　　大学和企业的关系：借蛋孵鸡，还是借鸡生蛋

　　今年年初，中山大学的凯思奖学金因创下历史最高——每人奖励4万元人民币，在各大校园及教育界引起了不小的波动。在学校组织的颁奖仪式上，凯思公司的领导除了按惯例介绍了公司，表扬了学生，并许诺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今在中大念社会学研究生的刘旗是在媒体报道才知道凯思奖学金的。

　　刘旗表示这不奇怪，如今大学校园内各类企业奖学金名目繁多，各种冠名及科研合作五花八门，学校又大，希望学生记住每一个企业的名字，不现实。“不过，学校包括我们做学生的，当然是希望企业投的钱越多越好。”他开玩笑地说了一句：“中国教育穷，地球人都知道啊。”

　　实际上，在中国数百所大学里，中山大学的日子算是好过的。教务处负责学生工作的王老师表示非常欢迎企业与学校进行各种合作，“别的不说，最低一点，企业投钱可以保障我们的学生不会因贫困退学。企业跟学校合作，提高了社会声望，也吸引我们的人才，双赢。”

　　其实，同诸如学科共建、科研项目合作、委培、技术支持等方式。企业投钱给学校用以冠名奖学金的形式已经不新鲜了。

　　以IBM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IBM在中国高等教育的投入超过1亿，它的IBM大学合作部主要负责中国高校合作项目，在所合作的30多所大学中，有23所高校设有自己的IBM技术中心。与大学的合作项目主要包括：学科建设、师资培训、认证考试、SUR联合研究项目、IBM技术书籍出版、IBM奖学金、奖教金、奖研金、校园活动等。

　　当年，IBM在进入中国没多久就开始了它的中国高等教育计划，其用意正如IBM高层来中国时不断重申的——中国将是IBM最大的全球市场之一，我们努力做的工作是希望将人才本地化。

　　在大学内部，与企业类似大学合作部这样的机构打交道的一般是教育基金会。高校教育基金会在国外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在我国，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推进，高校同社会打交道的层面加深，高校教育基金会从1994年清华大学第一家开始，直到现在，基本上所有的高校都设立了相关的机构。教育基金会和大学合作部的关系用华南理工大学负责基金会工作的张老师的话来形容，“合同订得清清楚楚，企业付出什么，学校给予什么；学校提供什么，企业得到什么。关系很简单，一般原则互惠互利。”张老师说一般原则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在企业对学校的投入中并不排除一些老总乐善好施，不计利益的行为。

　　另外，在与大学的合作中，除了企业，经济开发区作为新的合作对象随着一系列大手笔的校园合作计划开始引起注目。以南开大学泰达学院为例，泰达学院是近期南开大学同泰达经济开发区共同筹办的大学分院，位于经济开发区内。南开大学的想法是以开发区为依托，真正实现产学研一体化，经济开发区的意图则是借助南开大学的研究、人才优势，将基础和储备打得更牢。业内人士形容这种关系时说，一个要借鸡生蛋，一个想借蛋孵鸡。记者将这个比喻转告给华南理工大学基金会的张老师，他笑着说：“这种形容倒是贴切，但是蛋和鸡的先后问题还是悬念呀？！”

　　让合作进行到底

　　在我国，高等教育从新中国成立到1988年一直都是“免费的午餐”。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一方面增加了政府的负担，另一方面也阻碍了社会参与高校的发展。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高等教育改革前，除了一些老总、个人或社会的捐助，企业与高校合作市场化办学机制还是我们在同国外交流时听来的新词。特别是因为实行定向分配，企业对于自己主动选择人才的概念也不是很明晰。事实上，即使在现在，中国的企业同外国的企业相比，参与国内校园合作的普及率仍显过低。

　　自改革开放近20年的每一年人大会议上，“增加教育经费投入”的议案，年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却往往下一年还要再写。另外，有数据显示，目前一名大学生要完成4年学业，学费加日常生活费、住宿费、书费、杂费以及不断增加的各种培训费，平均需要支付4万多元。而去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为5425元，农村人均收入为2162元。

　　从国家的角度，12亿人口的一个国家，有2亿多人要接受义务教育，几千万人的中等教育与职业教育，500多万人的高等教育。还有近亿人的扫盲工作，近千万教职员工的待遇……

　　国家需要在教育上的投入，如果按西方国家的人均标准，则至少得将我国50%以上的国民收入投进去。教育经费不足是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高校要自力更生，而且要各显神通。

　　其实，探讨大学和企业谁对谁更有帮助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问题。企业投资高等教育的用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一是吸引人才；二是扩大影响；三是科研合作。主要的还是人，如今等到招聘会的时候才开始在校园宣传企业的做法，想吸引到最好的人才已经不可能了。美国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每年都有一个全球发展计划，邀请全球著名大学的学生赴美国公司总部进行学习和交流。近年，清华大学、上海交大、浙江大学、西安交大、哈工大都有学生参加，名额非常有限，当然是优中择优。参加该计划的学生不但包吃包住包往返机票，而且组织各种学习和培训。世上没有免费的晚餐，通过这种笼络，公司早把这些尚未毕业的人才收入囊中。

　　2001年，因为“黑哨事件”而名声大噪的中国吉利集团老总李书福在提及足球的时候亦不忘为自己的吉利大学摇旗呐喊。今年年初，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李书福快言快语，直道自己办大学的目的。他说：“主要是人才，技术也是人研究出来的。”他总结吉利的人才战略，“三分靠引进，七分靠培养”；“人才要靠吸引，靠的是企业的魅力”，“企业的魅力更大的在于它创造的社会价值”。李书福的几句话简单地将企业投资高校的原因说了个明白。还有一点，李书福坚信，大学是可以赚钱的。“不过这需要很多年的投入。”目前，吉利大学的一期投入是2亿元，这2亿元的概念是，2001年，吉利集团的利润共计1个多亿。

　　其实，关于人才，企业老板都只说了一半，企业要的不仅仅是人才，关键的是高级人才。所以，这就好理解为何全国数百家高校，企业选中的不过那么数十家。在这数十家高校中，企业与企业间的竞争同社会上一样，不过从大社会转到大学堂。据说当初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命名有个插曲，众多的企业及基金会看中了北大这块金字招牌，希望取得冠名权，最后挣红了眼，校方不得以喊出“价高者得”。最终台湾光华教育基金会拔了头筹。

　　其实，只要学校还在办，企业还在做，各种合作或插曲就会不断地继续下去。

　　出了问题谁说了算？

　　那么，高校是不是有了钱就解决了问题？企业是不是投了钱就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出现了问题谁说了算？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教育部门为缓解教育经费的不足。推行过委培、代培、自费等制度，结果出现了“分数不够钱来凑”的问题。推入市场的高校，起决定作用的甚至不是市场，仅是某个企业老总或捐款人的一句话。用业内人士开玩笑的话来说，学校现在敢得罪企业老总吗？碰到感情化的人，他的一句话可能会影响一个学科一年的计划。

　　那么，中国出不了哈佛和牛津的原因仅仅是经费问题吗？

　　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嘉诚先期投入数亿，以每年斥资1亿的频率和广东政府共建汕头大学。曾经汕大也被寄于过中国经济特区内的第一个“小哈佛”的愿望。这里的学生少有贫困一说，但若干年过去了，汕大还只是李先生的一块金字招牌。

　　在记者采访相关企业时了解到，一些较有名气的国内企业没有选择同高校合作吸引人才的方式。这里除了意识，企业定位，还有一个原因在于高校内部对资金动作的不规范。具体的有在媒体上曝光的回扣问题，分成问题等。“不追名校，好人才也能招得到。”这是波导人力资源部的部长苑江江的态度。而且她对在高校设立奖学、冠名这样的做法实际产生的影响也表示怀疑，她说：“现在的学生是很现实的，而且，那么多的企业，想有影响，必须拼投资。这对于波导，并不明智。”

　　正在读社会学研究生的刘旗虽然对企业与高校的各种合作持赞成态度，但有一点一直令他担忧的是，企业在校园的大规模存在，市场竞争的社会现实，导致很多学生为奖学金而奖学金。让学生在校园内感受竞争，却没告诉他们道德底线是什么，所以，毁约、眼高手低、忠诚度差已成了中国学生的典型问题。发达国家的市场运作

　　在西方发达国家,高校和企业的合作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一开始由贵族、教友的捐赠到如今的多种渠道、多种形式，社会所得远远大于政府的投入。以哈佛大学为例，哈佛的学生是真正的“不因贫困而辍学”。除了每年从政府那儿获得的10亿美元的经费外，全世界各种社会捐助高达100多亿。

　　无论是公立大学或是私立大学，它们不仅仅是学府，同时也是企业，办学的同时经营各类投资股票生意。大学校长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筹集资金，各学院院长的主要职责也包括筹集资金，这是考核院长成绩的重要指标。在大学每年的年度报告中，首先陈述的是学院的财政收入，其次才是教学和科研。大学教师特别在高新技术领域，往往身兼两职，一会是大学教授，一会是一家新启动公司的CEO。

　　美国大学该把自己的优势和高效归功于市场经济机制。美国的税收政策也有利于促进企业的捐款。有政策规定，向学校捐款可以冲消税收。在近年来美国大学接受的高达近170亿美元的各类捐款中，学校校友捐款占27%，企业捐款占28%，基金会占27%，宗教等其它方面的捐款占18%。

　　看得到的前车之鉴

　　市场化的运作，也不意味着西方大学的目的和企业的利益没有相冲突的地方。2001年度，牛津大学拒收了15年来一直向母校牛津大学三一学院捐款的银行家菲利普·基维尔的儿子，基维尔一怒之下表示不再向牛津提供经济捐助，此举在英国引起轩然大波。据称其捐款数额高达10万英镑。

　　其实，在以前，牛津大学下属的一些学院为重要捐助人的子女留下几个录取名额也是常有的，尽管在英国这样做违法。但因为2000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劳拉事件”，牛津开始收紧特权。劳拉是一名各方面表现都优秀的学生，但因为名额被占没有被录取，激起了民愤，财政大臣戈登·布朗称其为“绝对丑闻”。

　　支持牛津此次行为的人认为，学术就是学术，别跟金钱搭上关系。但另一个现实是，近些年，相当多的英国高等学府经费紧张。据英国《卫报》报道，1999—2000年英国44%的高等院校出现赤字。英国政府已拟定一项10年规划，逐步缩减对牛津、剑桥两所名校的政府补贴，这使经费情况已不乐观的牛津校方在筹款问题上面临着极大压力。高等教育竞争性大，如果哪所大学在市场竞争这个节骨眼上稍不留神，就会被学术对手击败。

　　随着人才竞争日益激烈，高校的研究计划也越发的昂贵，这使得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入侵”校园。美国大多数的药剂公司和整个学术部门签定了合同，实质上是一种学术垄断。据美国教育委员会主席Stanley O.Ikenberry研究发现，特别是在医学教育方面，过去10年，医学教育的质量和性质、决策者们的战略性选择更多的是被市场所左右，而不是从医学教育发展的长远目标出发。

　　商业力量过分“入侵”高等教育的一个最张扬的例子是体育运动。在橄榄球和男子篮球方面，市场力量操纵了一切--从电视收入到鞋子的合同，到NIKE的捐助，再到软包装饮料的特许进入，大学联赛和职业联赛之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

　　是成为赢利性的实体，还是依赖现有的公司结构和文化；是坚持学术至上，还是同企业、同市场做某种妥协……这一系列两难问题是大学必须面对的挑战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