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如风

　　2002年5月20日，南京大学百年校庆。一时间，冠盖云集，名流汇聚。说南京大学是中国人文堡垒之一，相信没有人异议。而其作风的内敛，更值得一片浮躁的国人学习：它以吉林大学1/3的规模，不声不响地连续7年在反映中国大学科研水平的SCI排行榜上高踞第一。据云，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台湾“中研院”院长李远哲参加某校的百年校庆时，曾经私下歪批对联一付：培养人才不如清华，科学研究不如南大。横批为：一塌糊涂。虽说李远哲也不是什么绝对的权威，但南京大学被作为参照系，也可以彰显其地位和实力。

　　“人文”何时“入市”？

　　然而，就跟南京人往往被说成是“大萝卜”一样，南京大学在学术界、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也太“敦厚”了些：校长身为全国人大常委、副部级干部，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当然也有人揶揄云：都像他这样，中国汽车工业还有什么希望？不过，这还是校长个人操守的问题，大学如何应对商业社会还是另一个意义上的事情。另有一件事，可就离谱了：南京大学是中国计算机软件高级人才的摇篮之一，拥有国家在这方面攻关的首席科学家，可是南大在全国同档次的高校里是最后一个拥有上市公司的，而且，以计算机软件为主要卖点的“苏富特”，如果在上海上市，即使是在被海归派弄得几乎完蛋的今天，开盘30块也是可以预期的，偏偏弄在香港创业板，如今的局面也只能说是比没上市好一点——每股1块港币都不到！

　　其实，全国的大学在市场经济的今天，都显得有那么些“害羞”——越是人文气氛浓厚的，似乎越在商业化的潮流面前手足无措。反而是一些不入流的、民办的，甚至“野鸡”的大学，在价值规律面前却如鱼得水般地快乐。

　　他们的快乐让那些著名的大学痛苦得呻吟。北京某著名大学今年4月开了次毕业生就业情况通气会，计算机、生化、外语等专业的学生一如既往地抢手，而往年的热门法学院本科生的就业率只有30%左右。很多大一些城市的区级法院现在都开始只要研究生了，而什么样的学校都敢办法学院、全国法学院学生几乎成几何级数倍增，是自居为名牌的该校毕业生突然发现自己并不珍稀的主要原因。该校法学院院长痛心疾首：这样下去，法学院还怎么收最好的学生？他痛苦的同时，全国各地的竞争者们却“乱云飞渡仍从容”——既然法学院学生不好分了，明年就叫法学院的老师改备网络广告学的课吧——反正他们从前也备过公共关系的课嘛！

　　法学由热而滥只是著名大学面临的困扰之一。他们的对手本来就是市场栽培出来的，有人要上大学，就有人办大学，中间的前提条件是国家准许，于是，他们就像是一间民营公司那样诞生了。而正规的、著名的、特人文的大学，大致可以比成是国营企业。某名校为新办一个广告专业(一个项目而已)向上级有关部门争取了8年，有人会觉得奇怪，其实，当你看到某地有个钢铁厂已经苟延残喘20年，而有关部门不仅不让它破产，还给它上市指标，就应该对该校的苦楚给予充分的理解。结果是这样的：深圳大学里的许多(说许多还是有保留的，因为那地方几乎是普遍)青年教师，甭管学历史、中文、地理、化学、地质，都在外面的“大学”里兼了许多稀奇古怪的课，商务英语、网络传播、社会保障、公共管理、WTO与中国……有人开玩笑：哪个学校开宇宙飞行课，他都敢上！拿国有性质的深圳大学当基地，而赚钱的触角伸向任何所有制的任何角落，深圳大学的青年教师算是给全国的同行们上了一课。

　　告别原始积累

　　也许深圳特殊的环境具有不可比性，但许多内地的著名大学在一轮又一轮的商业大潮面前即使被迫参与了，还在那么有文化地争议着，这就不免让人有些着急了。在著名大学中，北京大学在很多方面的操作其实已够商业了，早些年破墙开店，不少人(其中一些是生活优裕的既得利益者)异议，认为北大绝对应该做一块学术的净土，北大也被迫做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解释。其实，一个自比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的中国第一大学，办到要青年教师(说青年，也早过青春期了)住烧煤球炉、煤气包的筒子楼，夫妻“伦敦”都不方便的程度，赚钱改善生活、科研条件应该具有赤裸裸的合理性，还罗嗦个啥？过了8年，北大把当年破墙开的店拆毁，恢复校园的本来面貌，又有人喋喋不休，说这是北大回归人文的表现，其实，一个肩负推进国家学术进步重任的大学，没有了钱，不能让教授们有最起码的自尊，还谈什么人文？北大拆了那些鸡毛小店，不是说它从此告别商业，只能说明它在市场中已经确立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有北大方正的日进斗金，有“北大系”在中国资本市场上风云际会，谁还看重校园围墙变成的几个租子？！

　　话又说回来，即使是北京大学，也不能认为参与市场已经足够，不需要再谈挣钱的事。就说北京大学潜意识里的比较对象哈佛大学，20世纪80年代，学校募集的固定基金就有50亿美元——400多亿人民币呀，如今中国第一批被列进“若干所”的9所顶尖高校加起来的经费还不抵它一家。这还不算，美国的财政部长下了台，董事会请其到哈佛当校长，哈佛的教授们并不认为他的学养够格，但是，既然萨默斯宣称自己弄经费有办法，教授会也就勉强给他个面子。相比之下，中国的高校办点硕士班、博士班，挣两个小钱补贴日常开支是很小儿科的，一些道貌岸然的人士还指责他们钻进钱眼里，实在是太过分了。而与此同时，民办的、野鸡的、不入流的“大学”早过了原始积累的阶段，它们的教师光上上课，就让那些名牌大学的教授们无法论证自己事业的崇高。

　　培养学生还是生产产品？

　　中国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自己过分沉迷于“人文”，是其面临窘境的重要原因，尽管这当中有别的因素起作用。一所民办大学，如果现在想开个“WTO学系”，它会很轻松地实践自己的理想；而名牌大学会瞻前顾后，师资、设备、图书，无不需要长时间的讨论、准备，结果，等它们招生，人家的毕业生已经占据了显要的岗位。事实上，在各大城市，当地较好的民办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从来就不比正规大学、名牌大学差。比如在说南京，南京大学的毕业生给金陵职大毕业生当下级、秘书、下手、打工的比比皆是。有人分析说，各大城市职大、民办大学的学生主要是当地人，关系深厚，找工作有优势。这是真的，美国杜克大学的林南教授专门研究过中国人的关系网问题，认为从社会学角度可以把它归结为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但这不是原因的全部，职大、民办大学的学生所学多为热门专业，换言之，供不应求的专业，按照市场规律，他们有比较高的使用价值，因此，“价格”——社会给予的报酬就比较高。而且，因为并非出身名门，他们早早地就对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锻炼自己的能力，也就是说，作为产品，他们是价廉物美的。

　　“名牌大学的学生也不怎么样嘛！”这是某些民办大学毕业生的话，虽说气人，但社会给予的报酬中，本身就包括话语权，对，还是不对，一个落后于市场需求的人是没有评判权的。名牌大学、正规大学与其它大学在商业化潮流面前的反差及其后果已经耐人寻味，名牌大学内部的人还有其它气人的话。武汉大学这几年新办了几个院系，发展很快，拿老师们看重的职称来说，同样的年资，到新院系，博导都干上了，在老院系，副教授还要费点劲。于是，时常可以听到老院系的老师类似下面的损话：某某院，他们快哎，弄本老外的书，一边翻译，一边编，3个月下来，一本专著就编译好了，还畅销，我们没那个办法。一种自卑夹杂着自尊和愤激，把些个伤感也弄得十分人文。

　　另类商业化的校园模式

　　名牌大学在商业化潮流面前出现的困境在体制局限、大学人意识的局限和其它因素的作用下，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解决，好在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对大学来说，学生就算是人民群众吧)。东南大学的分部位于南京浦口，虽说国家级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就在边上，但不知什么原因，当地至今还只能算是低度开发地带。周围不要说繁华，就是人民群众基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也不能说全部满足。校园里当然是有超市和小卖部，但近乎垄断的地位意味着过高的价格。于是，有学生向这种垄断开战：彩色胶卷你卖25元一个，我就卖20元，当然没发票，可是要和女朋友合影的男生并不准备报销这份感情。校方当然也不允许，但谁会公开叫卖呢。这样的“灰色商业”眼下在全国各地的高校里都有，有的“教育工作者”企图找出经商学生的成绩与他们经商业绩的反比关系，以便作“反面教训”教育众生。他们很失望：一来两者几乎没有比例关系；二来，被学生们敬而远之的那些研究者们根本就别想从学生那里知道个究竟。

　　卖胶卷算是具有时代特色的经商活动吧，其实，大学里早就有经商的学生。成都一杂志载：彭先生家住豫北农村，上郑州大学那会儿，穷得叮当响，买牙膏的钱都不是随时都能拿出来的。他在学生会找了个差，有机会经常到学校食堂帮忙。诚实而卖力的他，很快就赢得了几个年轻师傅的同情和帮助：每天可以从食堂免费拿十个、八个大馒头。自己肯定吃不完，就送他几个，送你几个，同学要给菜票，彭先生总是拒绝，于是，同学的牙膏、肥皂、洗衣粉就可以随时使用了。十几年过后，彭先生管理着一家年产值千万元的公司，他说，“馒头商业”告诉了他，世界上不存在绝对无法做的生意。

　　彭先生的故事隐含着一般同学无法完成的成分，而姚先生的经商活动比较容易上手但又有“非法”的成分在里面：在上海某大学读书时，知道青春期的同学们有一点点骚动，于是借实习为名，跟家长要了1000块，用这些钱买了一大挎包的《射雕英雄传》、《金瓶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然后挨宿舍寻租，每本每天1元。在辅导员找谈话、被迫交出私货前，姚先生实现了个人资产的翻两番。如今经营一家广告公司的他坦呈：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教给他一个真理，做生意前，一定要准确把握市场。

　　学生在校园内做点小买卖与他们走出校园卖自己在本质上都是一回事，因为两者带给人们的启发是一样的：大学该怎么培养学生的市场商业意识，让他们在合法的条件下愉快创业，并为他们创造必要的条件呢？而学校又如何在培养学生的经商意识的过程中，把学生也做成一件好卖的商品推向市场呢？毕竟，作为学校这间公司产品的大学生，拿到市场没有竞争力，大学是要关门的。

　　其实，当大学的财力将严重制约它的前程，当人力资源已经被市场化，当就业率被列为大学实力的重要指标，当老板们希望大学生更快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当“呆得像个博士”具有粗俗的真实性，当一个人大学毕业后会因发现自己根本不适应市场经济而痛苦不已时，我不怪你学校又怪谁呢？

　　自清华、北大之后，全国各地的高校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在校学生自主创业的措施，也有创业大赛之类的秀场，这是中国大学生被指定“学工、学农、学军”几十年后，第一次被正式地引导“兼学别样”。但在一场席卷全国的IT泡沫清脆地爆裂后，真正拿得上台面的所剩不多了。虽说不能低估大学生们从中吸取的经验教训的潜在价值，但看来用运动式思维来解决中国大学生市场意识、商业意识缺乏的问题，是值得商榷的；这也充分暴露了咱们的大学这间老国企的积重难返，而大学自身这方面能力的薄弱，更暴露眼下学生创业引导、扶持机制的不足。就像没有新闻实战经验，就大谈平面媒体的市场导入；没有任何经商经历，就堂而皇之地当博导、开市场营销课；从来没跟老外谈判过，却招收实用商务英语研究生培训班；连海关基本操作规程都没不知道，就狂论中国海关面对WTO应有之思路等中国大学之怪现状一样，比尔·盖茨在自家车库中创办微软的奋斗历史、社会环境、资本运作、市场开拓、公司管理乏人研究，而只关心他在《福布斯》的排名升降、豪宅的自动化、维纳斯阴谋以及与美国政府的官司，这样“另类”的商业化兴趣，是否暴露了中国大学及其学生们的局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