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晶晶

　　姜昕这两年总算有点动静了，先是出了一本自传体小说《长发飞扬的日子》且在网上连载，后又推出了她作为职业歌手的第二张新专辑《五月》(第一张是1996年的《花开不败》)。显然她最近的受关注还是来自她的自传体小说。小说非常详尽地回顾了她与窦唯及王菲之间的感情纠葛，尽管她能够用“小说是虚构的”作为借口，但人们还是就她选择这么“适当”的时机写出这么“适当”的一本小说的动机产生了争议。所以现在，无论是小说或是专辑在被媒体介绍时，都会在姜昕的名字前冠以"窦唯前女友"的字眼。撇开“动机”的争议，通过这本小说所展示的生活经历，不难发现姜昕其实很有资格算得上是中国第一代女嬉皮。

　　所谓第一代是因为中国摇滚乐20世纪80年代末才起步，那会儿美国的嬉皮士们早已经洗干净了从Woodstock音乐会上打滚揩上的泥，西装革履地做起了里根时代的白领。尽管晚了几十年，20世纪80年代中国这拨儿摇滚音乐人的嬉皮士特征还是被许多年轻人看作是最时髦、最前卫的注解。也就在那时候北京的摇滚圈里出现了一批groupie(骨肉皮)群体。groupie现象出现在上个世纪60年代摇滚乐蓬勃发展、追星族群体蓬勃壮大时期，它专指那些试图与摇滚歌手发生性关系(或保持一种浪漫关系)的女歌迷，甚至有些人干脆用Star Fucker来代替groupie这个词。当然这种称呼在国内摇滚圈被泛指了，他们用上了北京话“果儿”，基本上圈内人的女朋友都被这么称呼着。

　　姜昕17岁刚上大学时在一个舞会上认识了张炬、窦唯等人，如她自己形容：这是一次注定的相遇，某些时候，人的命运是自己决定的，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你自己心里很清楚。其后不久，她便成了窦唯的女友，以果儿的身份进入了摇滚圈，这应该算是姜昕成为嬉皮的首要条件。

　　和绝大多数嬉皮士一样，“入圈儿”后的姜昕过起了居无定所、白天睡觉、晚上活动的日子。当时能在歌厅唱歌是一件很炫的事儿，因为那儿是摇滚圈人的主要舞台。姜昕也在其列，当然她多是唱一些英文口水歌，每天就是晚上几个钟头的演出却能收入不菲，日子那么轻易地美好着，不自信都难。

　　毫无疑问，窦唯是促使姜昕在嬉皮士的道路上走得更彻底的最直接、最深远的因素，因为有了与窦唯的那段恋情，姜昕个人的生活也基本上与中国摇滚圈的兴衰起伏步调一致地进行着。在与窦唯感情彻底结束之前，姜昕和大多数“果儿”一样，一直处于对嬉皮士的一切不知所以然地疯狂迷恋状态，甚至还掺杂着普通文艺少女追随新奇、刺激生活的情结。当然，她们会把这一切真伪的标新立异都统一在“理想主义”的旗号下而倾心拥戴，直到中国摇滚乐的风光不再。当时很有一批人为现实生活裹胁而去，姜昕在这样的十字路口有了一次痛定思痛的思考和选择，一方面难以适应圈子外的规律生活，一方面又摆脱不了长期不受约束、不负责任的生活习性，她最后还是站到了继续跟随嬉皮士的队伍里，并且扬言到老不变。

　　然而，嬉皮的日子并不好过。姜昕承认自己曾经不名一文。居无定所不是因为追求潇洒而是交不起房租，早就准备好的第二张专辑却要拖至四年后才面市。就连去年连载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的发表，也是冲着300元/千字的稿费而写的。姜昕说自己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即便是漂亮女人都爱的买衫扮靓，那也可以用最少的钱搭配出最佳的效果，这一点已经发展成为她的强项。

　　和国内外所有的嬉皮士一样，圈子仍是姜昕最重要的精神家园。她会抓住每一个结识自己所欣赏的人的机会。因为对音乐人许巍慕名已久，她就曾经直接打了电话过去，一开口就说：我们交个朋友好吗？尽管事后她也会自问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姜昕的音乐当然是她一直能在圈子里玩得转的主要原因。别的不说，光是两张专辑集聚的国内最顶尖的音乐制作人班底就很能显示她在圈子里的地位和号召力。

　　“一个喜欢棉织品的姑娘，一个可爱的嬉皮士，厌倦了暴力却又经常据理力争，一个有很多缺点却不让人讨厌的女孩。”这是姜昕的第二任男友郭大炜对她的评价，可见姜昕这些年来丝毫没有辜负“爱”这个字。听听身边人口里的她也许你会相信她前生真是个嬉皮士：姜昕给人的感觉像一杯水，或者夸张点说像失眠时吞服的安眠药，让人睡去，给人做梦的机会，就算醒来说不清色彩你也想要。

　　面对面

　　《新周刊》：尽管小说连载已经结束，但感觉上它并没有完结，是不是因为圈子里被涉及到的人给你施加了一些压力？

　　姜昕：噢，不是。是网站的原因，他们付不起稿费了，已经欠了我一万多，圈子里的朋友都很支持我。

　　《新周刊》：你当初准备发表小说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它的影响？

　　姜昕：想过，也犹豫过，但写作是我的自由。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相信这个。别人有猜测的自由，我有写作的自由。

　　《新周刊》：你那么强调自由，难道你曾经很不自由吗？

　　姜昕：我的心一直是自由的，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

　　《新周刊》：当初录《花开不败》时你开始抽烟，而且你自己说你那会儿开始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应该干什么，《五月》是否也有这样里程碑的意义？你对自己和生活的看法还和那时一样吗？

　　姜昕：事实上在录《五月》前，我已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些改变都表现在《五月》里了。录《花》之前我想我是懵懂的，录音的过程让我的头脑开始发挥作用而开始飞翔。要知道就在这之前，我心气儿都一直很高，自以为自己很出众，也拥有自己热爱的生活方式。幻想中的完美世界，我觉得我正在向那儿行进，而且似乎看得到亲密无间的人群，同样年轻、与众不同、满不在乎，那有点接近嬉皮时代的口号。那时候我周围的确是那样一群人，全都那么相信我们可以不被现实影响，独立存在于我们的世界里，当然这都是我现在的想法。

　　《新周刊》：你最初走进这个圈子，是否更多的是被他们与众不同的行为或仅仅是外表所吸引？

　　姜昕：都有，也不仅仅是这些，年轻的时候当然看重外表，他们全都那么帅气，当然现在不再仅仅看重这个，事实上早就不这样想了，而且我心中的标准也肯定和别人不一样，每个人都不可能完全一样。他们身上有我梦寐以求的东西，有我希望自己成为的方向，我希望我成为那样的人。我意识到我是那个坯子，我一直觉得我前世是一个嬉皮士。这种感觉开始还比较模糊，后来它越来越清晰起来。

　　《新周刊》有一些嬉皮士属于享乐主义者，你是吗？

　　姜昕：享乐也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精神的自由、时间的自由、爱的自由，不都是吗？或许更重要。也许我们没有获得理想的收入，但我们享受到的更纯粹，也许我有点自我安慰。

　　《新周刊》：你对现在的自己满意吗？

　　姜昕：不全满意。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它的东西都是载体。我想永远活在我的梦里。音乐让这个梦存在。我无法十分具体地描述它，可我知道它大概是什么样的，大概就是嬉皮时代的那些年轻人曾经幻想的世界。

　　《新周刊》：媒体说你是歌星、作家、中国第一个女嬉皮士，你怎么给自己定位？

　　姜昕：我觉得我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固执的人，我凭兴趣生活，所以固执，而且只凭兴趣，所以太任性，缺少责任。说我是作家、歌星？这些名词对我来说很可笑。

　　《新周刊》：1999年对你似乎是特别重要的一年，你的小说也是这一年开始创作的，对吗？

　　姜昕：1999年是我最不幸的一年、最受打击的一年。那一年，我很堕落。因为失望、绝望，忽然心灰意冷，整天泡在club里。没钱泡？女孩子想出来泡，总会有人愿意陪的。然后就是写作，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情绪都写，我同意棉棉的观点：写作是医治。

　　《新周刊》：什么样的诱惑是你抗拒不了的，有没有打击对你来说是致命的？

　　姜昕：(抗拒不了的诱惑大概就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还有喜欢的事情，老是在一起就什么都干不了了，他们也有他们的事情，不能老陪着我。那时侯我就觉得孤单；说到致命的打击不可能没有，我的爸爸妈妈就是，他们爱我，担心我，觉得我的双脚老是不能真真实实的踏到这片土地上，可现在的状态和从前不同，那时侯是不了解，现在了解了，就变成了选择。。。我很对不起他们。

　　《新周刊》：谈谈你对爱情的看法吧？有没有想过结婚成家？

　　姜昕：我现在既害怕又渴望，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一个失败者，觉得把握不了。从前对爱情很依赖，现在是被从前的阴影罩住了。我试过找一个不一样的人结婚，只要他爱我就行，可是很快我就发现那根本行不通。那样更不快乐，还不如一个人。我现在特别想找个人结婚，可是到底有没有那个人呢？我有点怀疑。我运气不好，在这方面。我可能是为爱而生的！大概很少有人象我这样不屈不挠，换句话说叫不长进，一直在谈恋爱，一直在宣告失败，后来我想，也许我就喜欢这种感觉，失败上瘾了。想停下来，可是喜欢的人出现了，你怎么可能无动于衷？不过我现在觉得精神恋爱更完美，那样就不会出现问题，也可以永不分离。

　　采访手记

　　那天是在一个人声嘈杂的文身Party上碰到姜昕的。她正撩起长裙亮出脚上刚刚文好的一串花纹儿给旁边的朋友看，一边还回答着“不疼”，十几年如一日的长发垂下来又撩上去，含上烟点亮打火机的那一瞬间，终于闪出来一张面容姣好却有些憔悴的脸，同来的人说这就是夜生活过多了的痕迹。姜昕的声音一听就是那种心高气傲的北京女孩儿的典型，但也止于声音。整个采访过程，姜昕都表现得很直率，可以呈现的就绝不掩饰，聊到兴起连戒备心都放下，一股脑儿地端出来，让人隐约看到一个性情中人的可爱与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