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默非

　　随便找一个频道看上半小时，我们就很容易在字幕上找到不下10个错误。一个月前，一个曾在台北市“文化部”供职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起她想在北京买一台新的手提电脑，但担心大陆的系统无法支持台湾的繁体字软件。这只是个技术问题，且是个已经解决了的技术问题。但尚未解决且日趋严重的问题是：有几个中国大陆的人读得懂在国外而不仅仅是在台湾香港地区通用的中国繁体字？而在国内影响最广泛的传媒——电视——上，如此多的错别字又意味着什么？

　　一个第一次来北京的台湾朋友曾跟我说：刚到大陆，看到满街的简体汉字招牌，还以为到了国外，比如说日本。或者，中国字对于中国人来说，真的不那么重要了——不是连张大军这样的出租车司机都开始学英文了吗？！而真正重要的是，这个日益粗鄙化的世界越来越变得让人没有陌生感，就像你会很容易把台北看成东京一样，你也会在2002年看到2001年或者1996年。

　　所有的变化都只能慢慢地去发现。

　　遭遇陌生人

　　2002年春节，火车站成了一个恐怖的地方。人们，尤其女人们，开始不敢把自己打扮漂亮，他们开始注意和人保持距离，打的上班下班的人多了，原本打算坐火车回家的改成了坐飞机，也有人声称他开始喜欢网上购物了……这恐慌像瘟疫一样袭击着人们，我的一个女同事告诉我她简直不敢出门，看到陌生人接近她就想尖叫。而这些，都源于那新闻或者说谣言——扎爱滋病针！

　　当然这些谣言最后都被辟谣了，人们的生活也渐渐恢复了平静，至少我们在大街上不必提心吊胆了。可是，一年前媒体开始大肆宣传的关于爱滋病的普及教育，也突然不见了。没有人再提醒我们，爱滋病可能就在身边，我们应该怎样去合理地避免。但我们就真的不再在意了吗？好象不是。

　　外出旅行时，人们几乎从不用宾馆的浴缸，这个空间的陌生感所引发的恐惧让人变得特别自爱起来。但很多自爱的人今年却没有洗牙。原因是大家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保证每为一个顾客洗牙之后，就进行一次严格正规的消毒处理的牙医诊所，但一直没找到真正让我们放心的那个。

　　上公共厕所，从不坐马桶。且无论之前马桶是否被冲洗过，都要再冲一次。

　　很多人不再把献血证书收好——这个证书可以让我们在需要时，免费获得300CC的鲜血——我们宁可从自己的亲人身上获得。

　　性关系是最让人不放心的。那些习惯或者有过“一夜风流”经历的人，开始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甚至为此减少去酒吧和迪厅的次数。人们开始希望获得一种自动售卖式的安全：一种投币式的检验仪器，只需要一滴血，就可以在一分钟内检测出你是否感染了爱滋病。据说，它已经在美国街头出现了。

　　但即便暂时享受不到这一“便民”之举，我们仍然可以在许多新的交往方式中去尝试一些以前只是想像中的乐趣。今年以来不断听到的一个被实施的“创意”，就是在每个有可能涉足的城市都有一个异性Q友，而不想因此投入太多时间和情感(尽管多数情感不是假的)的人，则直奔网易，那上面的“同城约会”会让你从陌生人那里获得一种既安全又刺激的体验。

　　都是“出身”问题

　　准确地说，《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在人们心中的投影不是东北人也不是雷锋，而是翠花和酸菜。所以并没有人拿“东北人”说事儿。但河南人就不同了，《河南人惹谁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河南人自古以来民风就不好，就像人家说北京人个个都是政治局委员广东人个个都是精明的生意人一样。

　　尽管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满街都是“新移民”，尽管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早就确立了自己的位置，但仍旧有人拿地域来说事儿——河南人这件事，让我的一个河南籍的同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被取笑的对象。据她说，在以前的那个单位，她的一个同事每天看报，专门寻找那些河南人怎么怎么不好的报道，拿给她看。

　　这次关于河南人的讨论虽然没有影响到我们对这位同事在工作上的信任，但哈佛博士陈琳的遭遇就不同了——尽管《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已经基本上可以证实他的“哈佛博士”身份，但就连记者本人，也在采访手记中提出了又一系列疑问——类似的衍生疑问，可以让任何证明都无法证明你的所谓的真实身份。据说陈琳博士准备出版一本验明正身的《哈佛博士陈琳》，又据说这本书早在2000年就写好了，但是因当年的《哈佛女孩刘亦婷》而推迟出版——当年的《哈佛女孩刘亦婷》，让作家出版社赚得盆满钵满。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极端，但都是一个套路，那就是“出身”问题。尽管在《新周刊》的《老板眼中的大学》专题中，很多著名公司的老总都声称“名牌大学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但毫无疑问，名牌大学仍旧是人们判断一个人的重要指标。湖北一个叫胡刚的小伙子就觉得自己是那种非北大不读的人才，尽管他的那本被热炒的小说获得了几位北大学者的盛赞，校方还是断然拒绝他的“特招”要求，一所名牌大学的身价在那儿摆着，就像20年前我们都习惯于说“贫农”、“干部”、“工人”一样，也像今天我们说某某某是河南人一样。

　　拥有一辆车

　　很多人都认为“驾驶者之车”这个革命性的概念是一句近乎脱裤子放屁的废话，但如果你真能明白车是给人开的而不是给人坐的这层意思，那么你会对车有新的态度。

　　今年春节，我认识的一个老板把他的奔驰230换成了国产的奥迪A6。他说：我开奔驰的时候，人家看我，我总觉得那是在看车，看钱，而不是在看我。与他相反的是，一个不太知名的演员，在贷款买了房子之后又把原来的“桑塔纳2000”换成了28万的“蓝鸟”，为此他背负了每月1万多块的贷款，原因是：住在这样的小区开“桑塔纳”掉价。

　　今年初，第一批降低关税后的进口车抵达天津海关，之后几乎每个月内，国内都有新款车面市，这考验着汽车商的创意能力，试想一下，就那么个产品，不造出些好概念来，这车该怎么卖呀。也就是在这时候，换车成了许多有车族老在惦记的大事。我的另外一个朋友想换辆车，他想要吉普车，但好的吉普车至少要30万以上。于是他放弃了吉普。他说：我只肯拿我全部资产的1/10来买车。他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把最值钱的家具摆在街上——他说的是车，尤其是贷款买的车。

　　这一年来有关车的说法跟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那是因为车展突然火起来的缘故。虽然中国的大多数市民并没有达到欧美那种“把看展览会当作娱乐休闲的一项内容”，但却有了此种苗头：双休日带着老婆孩子，未婚的则约上女朋友或三两好友，一起去车展逛逛，如同他们的爹妈去逛庙会一样。

　　这不仅仅是车的魅力，还跟展览馆这种场所和主办单位的设置有关：上海的新国际展览中心内，不仅包含了商务中心、新闻中心，且每个展厅里还有中西分立，价位不等的餐饮场所。逛车展，如今也可以像逛商场一样，累了歇歇，喝杯饮料。何况这里还有平时难得一见的汽车让你仔细观摩，甚至进去坐坐；有精美的画册、招贴、纪念品可拿；还有美女——如今的美女香车，也不再是一群分辨不出身份的车模在那里骚首弄姿地仅供拍照。现代舞表演、拉丁舞表演，甚至还有“时装表演”。宝马这次展出的不仅仅是汽车、摩托车，还有宝马服饰。

　　就在车越来越变得不像交通代步的工具的同时，飞机倒是回归到了它作为一个飞行运输器的本位上。以前坐飞机是一种身份和派头，现在几个月之内接连掉下几架飞机，按理说这应该对民航的上座率产生致命的影响——毕竟，人命关天的时候，身份就得退居其次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第一架飞机掉下来之后，我乘飞机去南京，原因在于我想节省“五·一”真正游玩的时间，不想把它花在路上；第二架飞机失事后，我乘飞机去广州出差，原因是我没时间在火车上耗费36小时；第三架飞机掉下来的第三天，我的一个朋友乘华航的飞机到澳门再转北京，因为别无选择。…………

　　无论是“宿命”的解释，还是时间的理由，都无法让人们彻底放弃飞机。当人们还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替代品时——主要是时间上——人们只有接受一种现实：改变生活方式，是需要物质支持的，除了思维方式。挤

　　挤进富人堆

　　“富人”或许是今年被媒体提及的热词之一。

　　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家庭年收入10万以上就算富人——的话，那么中关村、CBD和金融街肯定富人遍地。但如果按照美国财富杂志的标准，大陆的富人也不过就那么10个。不过，市场不是靠10个富人惊人的数字财富来支撑的，而是靠芸芸众生——年收入10万以上的小民们的消费。但是，10个(当然不止10个)富人们的消费虽然支撑不起市场，却可以对市场起到一种微妙的引导作用。比如房地产广告语中最常见的“CBD经理人”之类的词汇，也是一种财富和身份的标志，虽然不如“10大”来得气派。

　　在这一年里又有很多人买了房，于是我听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话：“在某某小区买房吧，中央电视台的很多导演都在那儿买的房……”。此外，我还听到了诸如“宁静就住在那个小区”、“这个小区的人几乎都不买菜做饭”、“别去那儿买房，那儿有很多是拆迁的”之类的话。而在此之前的几年里，我听到的只是“离单位近”、“便宜”、“有宽带接入”之类的词汇。这让我常常想起那句老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不过，凡事不能一概而论。地产商潘石屹请国内外的著名设计师设计了若干套风格迥异且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别墅，卖出了上千万的天价。据说，值这个价的不仅仅是房子，还有生活方式，这样的别墅，这样的天价，就像是真正的高级时装，从来都不是你在商场里可以买到的，要亲自到巴黎或者米兰，直接向设计师订购。这个“群”虽然也是群，不过是一小群，小到全世界也不过就那么几千人，全中国也不过那么几十套。领年薪的小民，无论是年薪10万还是100万，都挤不进去，之所以在此提及，是因为其不可持续的示范效应：否则我们这些小市民们该往哪儿去放置我们的梦想？

　　值得提醒的是，千万别因为挤不进富人堆而灰心，要住得像个人样仍然要费不少脑筋。

　　在北京，我听到买房的人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有宽带接入吗？在上海，我买了房的3个同学给我的意见是：在每个房间里都要预留好“三线”接口。这“三线”是：互联网、有线电视和音响。因为你可能需要随时随地上网，把原本在抽水马桶上读武侠小说的习惯改成上网；电视的价格还会更便宜，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在厨房边做饭边浏览电视新闻；而在每个房间都能享受客厅里那套高级音响的效果，是你现在就需要的。

　　而与此同时，国人对洗澡的要求也开始有“把洗浴中心搬回家”的趋势。两个卫生间是必须的；至少有一个卫生间里有浴缸也开始成为共识；冲浪浴缸配上泡沫或者浴盐，再吃着草莓读书听音乐，或者看电视……有房没什么了不起，会享受才是真的了不起。

　　你有一堂价格惊人的红木家具固然了不起，但如果你能够把一个破旧的马槽改装成舒适的沙发，再和宜家的家具配到一起，才真的够聪明。

　　于是，装修房子，也开始了它的卖个性、讲时尚、上品味的时代。

　　足球与英文

　　与去年的北京申奥成功和足球世界杯出线相比，今年中国人失去了一个很好的“狂欢”的机会——倘使中国男子足球队的3个目标能够实现一个的话，我们肯定会再次听到诸如一个14岁的小男孩热泪盈眶地说“为了这一天我等了40年”这样的话。但是不再有这样的机会。

　　这样也好。“3个目标”一个都没实现，这的确让很多中国人——不止是中国球迷——失望。但这也没什么，工作照样干，钱照样赚，啤酒照样喝，牢骚就免了。出人意料的收获才能真正让人快乐，我这里不是要说疯了的韩国人，而是像沈冰这样的足球花边。将足球与女人扯到一起大谈特谈是本届世界杯最有趣的地方，踢球要快乐的道理大家已经接受了，看球也要快乐则需要大家慢慢地实践。“足球不过是个玩意儿，好看就看，不好看可以不看”，更多的人不仅这样说，也开始这样干。这或许是一种更加准确的对待娱乐的态度——就像电影。没有人是因为陆川导、姜文演的那部《寻枪》是中国人拍的而掏钱买票进电影院，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好看。

　　除了看电影，学好英文，也是这一年人们认为最该干的几件大事之一。至少为了2008年的奥运会，北京的的哥也开始学起了英文。

　　英文当然重要，但如果李响是个只懂得英文的记者，那么不会有人出300万买断她做米卢的新闻，也不会有《零距离》的问世。所以我们说其实英文并不重要。因为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属于“基本技能”。对于“基本技能”，我们是不能以“重要”来形容的。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北京申奥成功后，远在东北和海南的地产商纷纷来到北京，企图在奥运村土地升值中分到自己的一杯羹；上海APEC会议之后，《新民周刊》采访了几个大外国公司驻沪办事处的高级主管，大家异口同声地称赞中国称赞上海，因为这里给了他们利益，和利益的希望。而早在《北京晚报》的两名记者把“入世锤”带回北京前，国外的媒体大亨们已纷纷来北京，做演讲，做考察。

　　青萍之末，是一连串的“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实质性的进展；泛起的波澜，最先总是在工作中体现——比如说中国的媒体也开始以廉价的薪水雇佣外国记者和摄影师了。对于一个工作占据了生活绝大部分内容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改变你的工作更能改变你的生活的方式，除了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