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向东

　　汪峰能消除这个世界对摇滚的一大半偏见。他穿戴平常，说起话来温和，自信；他的音乐也越来越温暖，越来越悦耳，但是，对“你还是不是一个摇滚歌手？你的音乐还是不是摇滚”这样的问题，汪峰的回答永远是坚定清晰的两个字：“我是。”

　　摇滚也可以好听点

　　从《花火》开始听汪峰的人是不大能想象得出在那晚在CD CAFé酒吧的演出情景，更不大能相信汪峰也曾砸过吉他。

　　那是三里屯一个普通的晚上，挤在CD CAFé里的人都站在了桌子上，举着啤酒，举着打燃的打火机或是蜡烛，和汪峰一起吼唱。在汪峰这些年的演出里，达到这样的临界状态总共也就3次，汪峰说自己当时就知道这琴不砸是不行了，他也知道那把吉他值多少钱，他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他还是举起吉他，狠狠地砸了下去。

　　对听众来说，有这样的怀疑也是件自然的事。汪峰的歌太好听了，似乎不大符合摇滚常见的愤怒和压抑，可是它又不像流行音乐那样听过就忘。需要不断地为自己的音乐归属做解释已经让汪峰有点烦了。“一个年轻人，没有怀疑，没有不满，没有愤怒，他为什么去写歌？所以我也有过巨怒无比的歌，许多人也听过。现在我的表达方式变了，我要对自己所看到的生活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我要让更多的人听到我的看法，以前的摇滚是很有力量，很冲击，但是听众可能连歌词都听不清楚。摇滚就不可以好听点吗？我没有说这是我成熟了，这完全是表达方式问题，我选择了我最喜欢的一种。”

　　去掉老崔这些前辈，汪峰只愿意把自己和窦唯、许巍、张楚划在一圈，“朴树的新专辑没出，不敢说。”从“鲍家街43号”到现在这4张唱片，他基本上只唱自己写的歌，按照自己的最惯常的方式表达。他看重的是歌词所表现的内涵，要说到演出的表现，汪峰不觉得和摇滚有什么关联。要说非要像某些人打着摇滚的名义，做出那样夸张的效果，汪峰说自己也会，可还真是不屑。

　　在摇滚圈里，汪峰也有几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比如许巍，但是数量不多，“像这样的朋友我们一年真正坐下来聊的机会也很少，谈也是谈音乐。”更多的好朋友都是些普通人，做着普通的工作，过普通的生活。汪峰说，这就是自己音乐的源头。

　　不能在两种极端生活

　　汪峰坐在“白房子”酒吧里，和他的发型师、摄影师、平面设计师一干人等谈着他签约华纳唱片后的第二张专辑《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的包装设计。这家酒吧坐落在三里屯北街上，汪峰现在经常来这里，他喜欢这家店中西结合的炒面。

　　京文公司和他们乐队签约出《鲍家街43号I》之前，汪峰也经常出没在这里。

　　1996年前后那阵，随便数出几打和汪峰他们一起在这里活动的地下乐队，实在不是件难事。鲍家街43号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只排练创作，从不演出。演出是这些地下乐队谋生的方式，也是寻找伯乐的一大途径，可是汪峰总觉得那种水平的演出只能用来糊弄别人，他说服不了自己现在就拿出自己的音乐，所以他宁愿和伙伴选择一种更为艰苦的方式，先是不断地累积，直到整个乐队能像火山一样地不可抑制地爆发。等到在马克西姆酒吧里唱出第一句歌词的时候，汪峰从国家芭蕾舞乐团离开都已经快一年了。

　　国家芭蕾舞乐团是汪峰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份正经工作，我想总该给父母一点稳定的感觉吧。”在这半年，汪峰白天在乐团拉小提琴，晚上在租来的小屋里创作排练。“我相信有的人可以在两个极端生活，可我不能，所以最后我选择了一种，放弃了一种。”

　　这个选择对汪峰意味着这样一件事：自打进了小学就开始拉，一直拉成了大学专业的提琴，要被他永久性地搁置到家里的小橱柜里了。中央音乐学院留给他的印记，就只剩下了一个名字：“鲍家街43号”——中央音乐学院的街道门牌，被他拿来作了乐队名。汪峰说这是给自己“永远的青春年代一个永久纪念”，除此之外，别无他意。

　　要让汪峰现在回想辞职后漂着的那两年，到底是靠什么钱过活，可真是难为他，他只知道实在扛不住的时候去找父母要过，“但也不能天天向爸妈伸手，那哪成啊？”这种艰难生活的考验的经历似乎是地下乐队都无法绕过的，其结果也无非是这样3种：或是无声无息地解散；或是靠在不大不小的酒吧里演出过活坚持；或是被唱片公司慧眼识出，终成正果。第一种最多，各地的乐队似乎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自生自灭地完成着新陈代谢；最后一种最少，要有实力，也要有运气。

　　汪峰承认自己的运气，他一直说自己是个“幸运的绝望的年轻人”。可他自始至终也很自信，从高中开始写歌开始，他就知道一定会有许许多多的人能听到自己的音乐，而且，“再过50年，起码那首《晚安，北京》会留下来。”

　　是的，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生活过的人，一定曾经在某个午夜听到过汪峰的这句问候。那时候还没有一个唱片公司知道有这样一个乐队，也没有人听到过这样一首歌。当著名DJ张有待在《午夜蓝调》的播音间，轻轻地把一张唱片推入CD槽，那些还未入睡的人们忽然就被这样的音乐温暖和笼罩：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们；晚安，北京；晚安，所有孤独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