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朝西

　　城市规划师郑时龄：城市就像是一张复写纸

　　我们国家的城市建设走了一条比较大的弯路。

　　在城市的现代化早期，我们过多地学习的是美日模式，一味地追求高楼大厦、宽阔的大马路、中央广场等等这些非常表象的东西，基本上没有去探求人家为什么这么做，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更何况，美日的城市建设也有许多突出的问题无法克服，留下了许多后遗症。我们步其后尘，没有吸取教训，避开早就出现的陷阱，反而照直沿着人家的老路走了过去。

　　上海在中国现代化程度比较高，这些问题也就特别突出。目前统计是有3500幢高层建筑，能从其中辨别出完全是上海的建筑的有几幢？没有。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再批评中国的城市在逐渐失去自我，在逐渐丧失地方特色的原因。

　　过于急功近利的商业操作也给城市发展带来了弊端。开发商从商业利益考虑，尽量提高建筑高度和密度，片面追求建筑的向南特征，这就使建筑总体上趋向畸形，转而要拿绿地来吸引住户了，大片的绿地随之出现，但是没把握好，让你觉得像是在郊区一样，城市的味道淡了，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开发商比较容易走极端，他们不看城市的未来，只看眼前。

　　规划一座城市不是生产一个工业品，可以拿出一个规格来每个城市都适用。这门学科发展到现在，就连一些原则性的东西都没有达成，所以无法套用，只能摸索。

　　外滩的发展也可以看作一个摸索过来的标本。它的出现完全是一个政治产物，因为外滩，上海才从一个小县城成长为一座城市。早期外滩建筑格局的形成完全是功能性的，甚至可以说是随机的。1291年上海建县，是在现在的城隍庙附近。五口通商后，由于担心外国人入城影响城内人的生活，于是在城外沿着李家厂一线，即现在的外滩划定了一条线，给外国人居住。首先在外滩出现的主要是洋行，随后就是银行，然后是外国人的生活区，俱乐部、夜总会等等也就出现了。

　　外滩建筑群落的形成应该说是1910年到1920年稳定下来的。光看当时的建筑就可以看到上海的城市化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日本《新建筑》杂志评选20世纪的世界建筑，中国入选的建筑只有两个，一个是汇丰银行，一个是海关大楼，都属于外滩建筑。评选标准可以质疑，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它的地位，可以说上海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亚洲的中心，比亚洲的任何国家或城市都要发达繁华。这些建筑从何而来的呢？除了中国银行大楼，即今天的总工会有中国人参与设计外，其余均是外国人设计的。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的外国人达到了7万人。经过工业时代的外国人聚居在这里，给上海嫁接了中国最早的都市生活方式。

　　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外滩一直是被作为上海的象征来看待。这甚至可以从那时候人们最常使用的上海皮包上看出来：印的都是外滩风光(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政治因素变成了政府大楼和万人体育馆)。

　　20世纪90年代的外滩改造是把它作为南北交通的主干道来规划的。由于上海租界是从东到西，这就使上海的南北交通不畅，所以1993年外滩的那条通路被拓宽为十车道。当时也考虑过把道路做到地下，但是未能实施，这就使进入外滩极不方便；外滩边又考虑到百年一遇的洪水建造了一道防洪墙，外滩最重要的亲水的感觉又没了，现在看来，这些都不大妥当，上海的工业色彩在减弱，外滩作为休闲空间的功能却被淡化，这确实是失策的。

　　2000年至2001年，我参与的黄浦江两岸规划有了改变，我们把外滩概念做了改换，要让它成为上海人的生活领域。原来的仓库、工厂已经在逐渐迁出，银行还是逐步搬回外滩，重新还原为一个金融中心，再加上苏州河区域，我们要给黄浦江一个公共空间的大概念。从外滩改造的入选方案可以明确地看出这一点来。最后凸现出的，是一个有真正都市生活的上海。

　　我们不可能在10年内就把一座城市改造得多么完美，多么理想，城市就像是一张复写纸，它不是一张白纸，画完就完了，我们要在上面不断地画，最后重叠出的，才是它最理想的面目。

　　(郑时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所长，上海市规划委员会城市空间与环境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

　　马清运：外滩就是一条拉链

　　《新周刊》：作为一名在美国学习并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建筑师，你所了解的美国的水边工程有过怎样的发展历程？

　　马清运：城市本身起源大多都是在水边，现代美国的许多城市仍然是邻水而建，像我生活时间比较长的费城，就是在两水之间，而纽约、旧金山等等都是。在以前，美国的水边建筑工程都是出于工业化的考虑，为水上运输而建，主要都是船坞啊之类的。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运输业的重心从水运转向铁路，水边的建筑大多空了下来，无论从功能出发，还是考虑市容，这些都对城市有不良影响，于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整个西海岸都经历了一次水边工程的复兴，大约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基本完成，应该说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改造。这次改造基本上把城市的水边建筑从最基础的运输功能转移到了生活层面上来。水给了城市很多超现实的、可遐想的空间。另外，在建筑学上，没有水边工程这个专有名词。

　　《新周刊》：你如何理解水对一个城市的意义？

　　马清运：中国文化是一种陆地文化，我们的祖先对水有一种惧怕的情感，认为水会威胁人的生命，这和他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有关，相对而言，西方有航海传统，比中国人容易亲水一些。水对城市的意义在于：它能比较容易地塑造出一个有主题的城市环境。没有水的城市建筑布局都会比较延续，缺乏变化。而水给城市一个新的空间感觉。你看，水边的路适宜行走，它就可以延长人的户外步行时间，营造出一种氛围，人因此而变换了生活的节奏；水边产生的新的商业形态，使城市功能更趋近生活，你会觉得城市生活的时间段都被拉长了；水在城市中的位置比较边缘，可以举办各种活动，而在城市的广场——一般都是在市中心——容易让人感觉到那是政治集会，有危险因素。国外很多活动都在水边举行。

　　《新周刊》：你预测中国城市建设中会兴起外滩热吗？

　　马清运：肯定会。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上海、广州等城市江边的房地产打着“无敌江景”的广告，房价都比较贵，这就说明了水边建筑的商业价值。美国也是如此，船坞仓库经过改造，形成一种钢铁结构、面积宽敞的建筑风格，加上起初房价低廉，特别受到了一些从事艺术的人群的喜爱。这个人群往往得风气之先，甚至走在流行之前，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城市主流人士的效仿，对城市生活影响很大。说到底就是水边的生活方式吸引了城市，我想，中国的城市发展也会走到这一步。

　　《新周刊》：你对中国最著名的外滩——上海外滩目前在城市生活中所发挥的功能作何评价？其中有哪些误区？

　　马清运：从发生的机制上来说，中国的外滩都没经过工业时期，这就使它和国外非常地不同。上海外滩建筑现在还主要是属于在社会体系中最高的一层的银行等公司机构，上海外滩建筑发展到现在，基本上没有介入到生活格局来。它除了给那些银行提供了一个有历史感的地址、给外地人提供拍照留念的地方外，没有任何价值。为什么这么说？第一，晚上7点半以后，外滩建筑里的灯光就全部熄灭了，这就是说，上海外滩的建筑有20万平方米的话，那么外滩就有20万平方米没有加入到晚上7点半以后的生活中；第二，上海外滩已经上升到一个纪念碑的象征意义上，在一定的路段还有交通管制，这就打乱了相当多的人群的生活方式。所以上海外滩应该把银行全赶走，植入新的商业功能，成为晚上可以亮着灯的生活场所，进入到上海人的生活中来。

　　《新周刊》：那你如何展望改造后的宁波外滩？

　　马清运：在我看来，外滩就是一条拉链，它把城市的外部文化和内部文化连接在一起，而现在看上海，它只有拉链的一半，另一半就不知道去哪了。要是想把外滩做成一个风景区，是太容易但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宁波的外滩会实实在在地在城市生活中发挥出最大的功效，因为外滩本身有这样的主题，有这样的环境，有这样的公共性质，有这样的延伸性。如果一个外滩达不到这一点，再漂亮也是白搭。你看四处建大广场，到最后都成了外地人去旅行拍照的地方，本地人反而不愿意去，这简直是讽刺。宁波的外滩建筑会是一个有丰富细节内容的群落，远看并无特别，但是身在其中的时候，会有全新的空间和视觉体验，它会完全和生活融为一体。我希望宁波的外滩改造完成后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起码有一半的宁波人晚上不呆在家打麻将了，一个是来浙江旅游的人不再把宁波当作一个歇脚打尖的地方，要留在宁波过夜了。都市不是农村，它应该有丰富的夜生活。

　　《新周刊》：宁波老外滩改造项目中，对处于新规划区中的古建筑计划如何处理？

　　马清运：总体原则是我们和市政府达成的：整个工程的1/3是保护古建筑，1/3是为了延续老外滩的风貌，另外1/3是给宁波注入新的生活内容。现在外滩上的古建筑，我会很理性地把它保护好，并溶入到整个外滩建筑群落中来。(马清运：宁波外滩改造项目设计总监，美国建筑师协会会员，马达思班合伙人）